温州民营经济草根创业史:温州样本-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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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呆，当场签定50万元供货合同，预付10万元定金。

　　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温州人中间一直有这么一说：春天怕一号文件风，秋天怕台风。




　　就拿这一年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来说，国家发的都是一号文件。文件标题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看似针对文化宣传部门的，最终在温州的执行无一例外落到个体户的头上。

　　当然，无论是政治风，还是自然风，温州人哪有那么容易被吹倒。杀掉几个，抓捕一批，地下工厂、〃投机倒把分子〃同样前仆后继，〃春风吹又生〃。吃尽苦头，饱受争议，依然创造出〃全国第一〃的纪录转包粮田第一人朱炳新创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家庭农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坚冰。

　　盛夏，永嘉瓯北镇和二村东边村头，运砂石工程车在土地上进出作业，尘土飞扬，身材精干的朱炳新站在土地边上凝望着。

　　五年前，有经商和手工业制造传统的永嘉瓯北和二大队开办阀门厂。全村160户，近80户人家在队办企业当工人。加之做小买卖的和做其他手工业的，到1981年，村里10户人家中有7户不再种地。

　　上一年春天，一个亲戚找到朱炳新，表达想把家里的承包田给他，收成时只需交200斤谷子。改革大潮风起云涌，僵化滞后的体制遗留下来的思维惯性对人的影响在短期内还是难以消除。该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只是政策规定不许转包土地。突破限制，可能面临危险，也可能获得成功。败，则大败；成，则大成。这是打政策擦边球的成败法则。朱炳新答应了亲戚的请求。而那一年，亲戚交给他耕种的土地获得了不错的收成。

　　1982年，四邻八舍见朱炳新田种得好，不约而同地将承包的口粮田交于朱炳新。他一鼓作气转包口粮田28？2亩，为转包农田挂牌〃瓯北炳新农场〃，当年向国家交售粮食10989公斤，向转包户提供口粮5500公斤，商品率达到70％。截止到2005年，朱炳新转包的土地被征用建工厂，炳新农场最多时候转包农田400亩，向国家提供15万公斤商品粮，向农户提供商品粮5万公斤。

　　年底，永嘉政府奖励给朱炳新一台1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村里人天天到朱炳新家里看电视，因为人太多，有一次坐塌了床板。有人看到朱炳新风头之劲，紧张万分地提醒他：〃你不怕将来成为地主？不怕批斗？〃

　　〃地主〃、〃批斗〃，敏感的词被拿上了桌面。庆幸的是，没有人要霸道地给朱炳新盖棺论定为〃地主〃。因为，对于经济上的新兴事物，温州当权者袁芳烈们已经开始表达出包容与支持。于是，才有了12月的〃两户会议〃。

　　温州的冰火两重天，是政策与企业、企业家共同导演的一场大戏。

　　不同的是，政策的着眼点在宏观与基业长青，小心翼翼，趋于保守；企业、企业家的着眼点在微观与争取生存，一往无前，肆无忌惮。两股不同的时代思潮碰撞时，难免出现意见分歧，甚至背道而驰。不过，经过岁月的洗礼，他们殊途同归，终于融为一体，共同勾勒中国经济的壮阔蓝图。

　　应该说，〃八大王〃和〃登山鞋厂〃事件只是温州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到年底，温州揭出并立案审查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6？4万多件，判刑近三万人。对私营经济的高调讨伐，的确令温州民营企业再不敢公然与国企抢原料和扰乱市场秩序。也就在〃大王〃们逃的逃、抓的抓，支持登山鞋厂的主政领导职务被免的免、撤的撤的同时，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自称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高手〃的袁芳烈进行了两次深入调研。




　　袁芳烈是带着在省委立下的〃军令状〃一年内，解决温州所有制问题，和对个体经济的偏见履任温州市委书记的。到温州后，他自我感觉像进入了一个不是由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的区域：没有熟悉的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没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民群众，一切乌七八糟。官员们冷冷观望。看得出他们并不欢迎袁芳烈的到来，有的制造舆论，放言〃袁芳烈三个月就会卷铺盖走人〃。

　　最初几个月，袁芳烈着力扶持国有经济。尽管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国营厂彻底破产，剩余的也仅仅只是苟延残喘，但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帮这些国营工厂跑贷款。袁芳烈努力的实际作用至为微薄，乃至最终无济于事。因为，他未能发现在新的改革时期，温州对从政官员的要求及评价标准已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与此同时，几十万温州人在国营企业体制之外，辗转于全国，弹棉花、补鞋、在上海车站码头帮人站队、倒卖车船票和推销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他们背负流言与指责，遭受冷眼和唾弃，仍然激情四溢，仿佛时刻都充满着对未来的期望。

　　正是这些〃黑工厂〃、家庭工业和〃不务正业〃的人支撑着温州经济的大半个〃江山〃，并积聚成为一股无法抗拒且正在蓬勃向上的自发生命力。不过，当时袁芳烈的工作重心是割掉私有化的毒瘤，将这些〃大逆不道〃的人圈回温州。他雷厉风行开展的一系列打击私营经济的组合拳，让其发展势头偃旗息鼓的同时，整个温州经济形势也黯淡下来。

　　将民间经济与中央宏观政策嫁接起来的桥梁，就是地方官员。他们不但上传下达，更明白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如果他们具备足够的魄力与智慧，经济史势必会被改写，当然可能并不都是一帆风顺。

　　局势不容乐观，可也不是那么悲观。即使政府习惯于以行政手段和思路粗暴地解决经济问题，改革仍旧是整个国家的主流。民间的经济洪流滚滚，政策、行政的大坝可以抵挡到几时？到底是疏还是堵，这的确是个问题。1982年下半年两次调研后，袁芳烈的心态就在不动声色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瑞安调研路途中，袁芳烈惊讶地见到上百头牛，个个膘肥体壮。常年在基层工作，袁芳烈见过的牛，大多缺乏照料，瘦的瘦，死的死。于是，他向牛倌请教。牛倌告诉他：牛是一家一户养的，所有权归集体，收益归个人。瑞安人把水牛叫〃三五牌干部〃，一头水牛畜力年值500元，奶水由炼乳厂收购值500元，每年产犊一只500元，1500元正好相当于一个三十年工龄干部的年收入。

　　在瑞安塘下镇，袁芳烈钻进灯光昏暗的地下工场。半间房子，五台简单机器，主人兼工人是带着孙子的一位老太太。她早晨领料，晚上将成品松紧带交给小贩。5台机器投入500元，年净收入6000元。老太太的收入让副省级的袁芳烈自叹弗如。他算了一笔账：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年利润60万；1000个，600万。在当时的温州，袁芳烈竭力帮助而纯利超过60万的国营企业不过三家。




　　没有比摆脱贫穷的渴望，更让人敢于冲破体制的樊篱。〃吃饭〃问题压倒了僵化的意识形态，走访让袁芳烈转变了对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的判断：由主动打击到被动接受再到自觉保护。这一心态的变化似乎暗合了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从地方保护出发，民营化的进程不可避免。但是，如何消除温州人普遍存在的心怀余悸，尤其是〃八大王〃与〃登山鞋厂〃事件后大多数人想动不敢动、想富不敢富、富了怕冒富，而等待观望的疑虑，是摆在袁芳烈面前的一个难题。也正由此，一场〃两户〃（重点户、专业户）代表会开始悄悄酝酿。

　　12月16日至19日，在袁芳烈提议下，市委、市政府决定召开〃两户大会〃，请两户代表现身说法。

　　会议通知各代表后，许多人捉摸不透其中缘由，不敢参加会议。〃八大王〃的遭遇让他们心生怀疑：是不是政府搞〃鸿门宴〃把我们一网打尽？据说，一个专业户，带着棉被和衣服去开会，交代老婆，这次去开会，可能回不来了。

　　为了会议顺利召开，袁芳烈亲自给各县县委书记打电话，要各级领导干部亲自上门做工作。市领导分赴乐清、瑞安、瓯海、永嘉，走进田间地头访问专业户和重点户，同他们亲切交谈，请他们放心参会。市区机关、工厂、商店、大街小巷挂出大幅欢迎标语热烈欢迎〃两户〃代表。最终，1200来位〃两户〃代表参会，34位在大会上做典型介绍，70多位披红戴花坐上主席台。全体代表群情振奋。他们别无要求，只提出希望市委将袁芳烈的讲话每人发一本，作为凭据。

　　并不温暖的冬日，会议犹如烈火，点燃了温州人发展私营经济的热情。瑞安一个挂靠学校的校办工厂总共100多员工，〃两户〃会议后突然有四五十人辞职独立办厂。会议也许更是一个暗示更加开明的温州，开始拥有了更加开放的视野。在此之后，每当温州经济体制改革模式遭遇质问的时候，政府与民间经济力量总是站在了一起。双方在时而剧烈时而微妙的博弈中，取得了一种巧妙的平衡。

　　在政府庇护下，温州民营经济得到近乎狂放的发展。不过，改革带来的政治风险最后常为改革者所担承。袁芳烈，继任者董朝才以及后来者，一直笼罩在意识形态的诘问中，时不时会被拎出来〃示众〃质问。

　　袁芳烈主政四年，温州全市经济实际增长率估计在20％以上，政府财政收入同时翻了一番多。但他从来没有获得过上级一句公开的评价。平调回杭州很久之后，他才知道，上级对他的继任者特别嘱咐，〃要搞活国有企业，冻结原来的干部〃。此时，袁芳烈才明白，这是对他四年工作的否定。

　　现在还不敢肯定两户会议后，温州是否将雨过天晴。或者说，私营业主们心中存在的重重疑云能否就此烟消云散。可是如果总结那次大会，最风光的人物必然要数林业专业户周人正。

　　1979年起，周人正投资3？8万元，雇工50人，承包2000亩荒山。两户会议上，他作为典型发言。《温州日报》在头版发表一条400字的新闻，在二版发整版长篇通讯，配合宣传。消息见报，轰动温州，人们称之为〃爆炸性〃新闻。




　　当时，理论界对于〃雇工人数能否超过8人〃，争得面红耳赤。高层领导间产生了争论和分歧。有人引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论断：〃雇工到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按马克思的计算，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就是小业主；超过8人，则〃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争论前后持续六年，连风云一时的〃傻子〃年广久也被牵扯其中，差点深陷牢狱。因为年广久名气实在太大，最终才逃过一劫。所以，袁芳烈与《温州日报》推出周人正这个典型，是冒着极大风险的。

　　雇佣8人以上不是罪，创造财富更不是罪。但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一个雇工人数达到50人的人物报道出来，〃处理不好，就是犯严重的政治错误〃。难题摆在了袁芳烈和报社面前。

　　有人建议慎重对待周人正，不一定打击压制，也不能树成典型。面对不同的声音，袁芳烈没有退缩。当天晚上，报社编辑部把版面大样送到市里审阅时，他明确表态，坚定地予以赞赏。而值班编委、农村组组长蔡育林，认真细致地推敲稿件内容后，把雇工问题隐蔽，决定见报。1982年12月18日上午，周人正在被大会介绍之前，代表们一进会场，都拿到了一份有周人正突出报道的《温州日报》。

　　灿烂的太阳终于钻出云层。榜样的力量，掀起了一阵阵强烈的改革冲击波，温州私营经济冲破牢笼，出现繁荣局面。据了解，会议后发展起来的专业户、重点户，大都成为有温州特色的私营企业的老板。对他们的扶持、鼓励，为〃温州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临近年终，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凭借轻快的曲调和积极的歌词，唱响全国。〃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在歌声中回顾1982年，冰火两重天，真是奇妙无比。

　　政策走势变化万端，整风运动给温州经济人为地设定了一个〃拐点〃。其间起承转合，进退微妙，不光外人难以体会，即使对于经历这一过程的温州人，亦是一言难尽。〃八大王〃与〃登山鞋厂〃演绎出一个区域民营商人与企业沉浮的生态样本。不知道这样的悲剧是中国民营企业崛起的〃原罪〃，还是必然要经历的淬炼？

　　未来如迷宫。1983年，究竟是严冬落幕，还是回暖的春天在望？

　　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只有一点勿庸置疑，敏锐的商业神经从来不会停止跳动，只要有机会，温州人还会掀起波澜，直至扬眉吐气。

　　小城大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