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营经济草根创业史:温州样本-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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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总是在意料之中却又每每发生出人意料的事件。
7月台风过后，温州持续高温一月有余。与此同时，个私经济存活的环境仿佛也有了好转的迹象。同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遵守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个体经济，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从事个体经营的公民，是自食其力的独立劳动者……对个体经济的任何歧视、乱加干涉或者采取消极态度，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都是错误的。
《规定》如同一支空气清新剂，荡涤了个体户合法身份周围的污浊空气〃自食其力的独立劳动者〃。日后，在政策不断左右摇摆中生存并发展的个体户们，不断刺激着中国，直至促成温州的民营企业力量的苏醒，并使其最终以非公经济的身份占据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邱光和正是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期浮出水面的。
在温州，邱光和也算是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父亲早年患病丧失了劳动能力，养家的重任由母亲和大他四岁的姐姐承担。尽管家境贫寒，但父母坚持要求他读完了初中和高中。
高中毕业，面对挣扎在贫困边缘的家庭，心中内疚的邱光和最终放弃高考，报名参军。他希望通过军营的磨练闯出一条人生新路，为家庭做些什么。四年后，他退伍回乡，成了人民公社半脱产干部，负责过宣传、民兵、共青团工作，又受公社委派担任社队企业的厂长和书记。可是，40元的月工资根本无法改变家庭的困境。
一次在国内跑供销时，邱光和偶然发现：温州本地最紧缺、需求量最大的彩电、电扇等商品，外地多滞销；当地供大于求的鞋和旅行席等，外地多紧俏。于是，1981年，邱光和和两个朋友创建了瓯海娄桥家电公司。但三人决策意见常发生冲突，邱光和干脆借钱买下朋友手上的股份。
邱光和做家电生意极其注重口碑，一件小事即可说明全部。
一位教师购买彩电，讨价还价。邱光和告诉她：一台彩电利润已不到50元，不要再还价。教师接受了价格，顺便说了一句〃我们夫妻都是教师，经济困难，价格低一点也好一点〃。邱光和听后，只收了彩电的成本价，还负责送货上门。不久教师称彩电无法看到图像。邱光和派人上门维修，发现显像管被烧坏。为此，邱光和写报告给厂方，要求解决。厂方查明是使用不当引起，拒不赔偿。邱光和做厂方工作，希望按成本价560元提供显像管，自己负责安排人免费维修。可家庭拮据，那名教师付不起560元。邱光和觉得教师教书育人很辛苦，帮忙垫付了这笔钱。
事后，教师夫妇写了一封感谢信投递到市消协表扬邱光和。感谢信无意间给邱光和做了最好的广告宣传，他很快成为温州城内口碑最好的彩电销售商。从这时开始，邱光和陆续在温州开设了80多家销售网点，资产达到千万余元……
这一年，这个国家还是先进与落后共存，未来与传统争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不断呈现，当了五年文艺兵的李涛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抉择。此后，他将自导自演一部百感交集的人生悲喜剧，折射温州三十年的时代变迁。
在温州民营经济开创时期的那些杰出人物中，李涛在许多方面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从小体弱多病，刚出生时居然不会出声，在保温箱放置八小时后，才被医生〃拍〃出声音。三岁患上麻疹，强行针无效，医生发出死亡通知书。在用毯子和草席包裹送往太平间的途中，保姆感觉到一丝动静，将李涛从死亡线上救回。
另外，与温州大多创业者出身草根不同，李涛生于军人家庭，母亲一家解放前曾为上海民族资本家。他出生时间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拥有与同龄人差不多的命运，〃长在饥荒时期，上学在动乱岁月〃。用一句既感伤又难忘的话总结，李涛
他们是〃被毁掉的一代〃。
幸运的是，因为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李涛自己没有被毁掉。〃文革〃中，批斗别人或被别人批斗，实属常态。但是，军人父亲捍卫了这个家庭的平安，母亲祖上的家风底蕴则让李涛在更多人肆无忌惮挥霍青春，或者为温饱背井离乡的时候，能够静下心来读书。母亲家里丰富的藏书，《西游记》、《水浒传》、《茶花女》、《基督山伯爵》，甚至〃禁书〃《青春之歌》、《夜半歌声》，让少年李涛受益无穷。文学的种子埋在心里，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1981年，凭借父亲在军队的声望，李涛进入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文化局《园柳》杂志社做编辑。满脑子浪漫主义且热血沸腾的他一边编杂志，一边自组诗社，积极探讨诗歌，自费印刷诗刊《匆匆》，办起〃美学研讨班〃，不定期讨论美学问题。
〃解禁〃时间并不长的80年代初，出版作品仍处处敏感。因《匆匆》里发表的《国库券》一诗中有〃蔡伦发明的纸张，大量印过红宝书，又在印着国库券〃的诗句，被指为精神污染，李涛被迫做出检查，前途成了问题。不过，写作改写了李涛的命运。之后，他与人合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温州形象》出版。
写《温州形象》一书时，李涛采访了大量温州上流人物，包括各级官员。此时，他的一位国外朋友准备回温州投资建四星级宾馆王朝大酒店。这位朋友看中了他在温州的社会关系资源，力邀李涛加盟，李涛就这样走上了〃一入商门深似海〃的人生道路。
大酒店完工后，因一些人事矛盾和经济利益，李涛没有成为王朝的职业经理人。当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时，他选择了离开。
温州人说，他们是财富的崇拜者。无论王均瑶、郑胜涛、邱光和抑或李涛，他们都为追逐财富不断改变自己的轨迹。〃藏富于民〃是时代的呼声，这些坚韧而活跃的温州人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着这个呼声。
每一个时期，都会有顺应时势的明星涌现。人如是，企业如是，城市亦如是。1981年的温州远没有如今这般大红大紫，以苏州为代表的一干苏南城市才是当年媒体大张旗鼓宣扬的重点。
10月，费孝通第三次访问苏南的开弦弓村。他发现：三十年代见到的养羊和养兔，在这里已是家家户户经营的副业，且加起来占到了当地人均总收入的一半。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新革命，势必受到观念、体制等等一系列因素接踵而来的影响。因此，并非每个人迈向革命的脚步都那么义无反顾。有人跃跃欲试，有人左顾右盼。终究，苏南那些几乎是一夜之间涌现出来，因陋就简的小作坊形成了所谓的〃苏南模式〃。经过调查，费老先生写下《三访江村》，对苏南自发出现的〃草根工业〃给予高度评价。苏南由此进入了公众的视线，引发诸多争议，得到的更多是赞赏。
温州的知名度与苏南旗鼓相当还要等到80年代中后期。一批政界、理论界和新闻界人士争先恐后地对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炒热了苏南，更炒火了温州。不过，1981年的温州并非没有亮点，交通破冰，大幕次第拉开……翻开温州市交通局本年档案，一组数字呈现眼前：
全市载客汽车为37辆，包括三轮汽车和简易机动车在内的其他机动车为38辆，运输用拖拉机97辆；公路建设竣工里程为3？4公里，竣工公路桥为5座，公路通车里程为1887公里，年客运量为345？85万人次。全市115家市、县运输企业中，只有52家盈利，年利润总额为32？14万元，亏损企业63家，亏损总额达到113？33万元，盈亏相抵后，温州运输企业当年还亏损81？19万元。
数字浓缩出温州交通内外交困的辛酸。十万销售大军闯南北，没有铁路，没有航空，纵横的河流，〃死路一条〃的窘境羁绊着热血沸腾寻求命运突破的温州人闯荡世界的步伐。对胡成中、周成建这一批甚至更早的民营企业家来说，每次出行都成为他们体力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一名玻利维亚华侨则忍无可忍，干脆提笔写信给市政府领导，称坐客车简直如同运猪，车窗外尘土飞扬，车厢里黄尘弥漫。
现实不堪回首。运力与需求间的冲突尖锐到一触即发。国家公路客运国营独揽的政策没有一丝松动的迹象，制约交通发展的禁令尚未废止。但是，坚冰之下，暗流早已涌动。温州人酝酿着一个石破天惊的举动：引入社会力量，筹建民营运输企业金丽温客运联合公司。此举显然风险极大。一封检举信很快寄到省交通厅。厅长亲自带队走访，临走时只留下一句〃好自为之〃。
〃好自为之〃四个字留下无穷的遐想空间。既然没有直接否定，那么索性放手一搏。短时间内，凡具备经营客运线路、能力和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约而同地投入运输市场。一张桌子、一部电话、几个人，便可以雇佣车辆运输。他们长途短途齐上，甚至有人又盯上了夜间营运。
当时，夜间不得行车的禁令仍在实施。为此，市交通局连续向省厅打报告，要求增开夜班车。省厅没有回音，对此温州人有自己的独特理解：沉默等于默认。于是，市交通局下发文件：〃根据本市的交通运输情况，允许客运车辆24小时发车。〃在没有官方说法的情况下，省级媒体对此进行正面报道。随后，浙江省内各地及广东、福建等仿效温州，夜班车开始全国流行。
二十几年来，温州民资屡闯〃禁区〃，北伐西进、左冲右突，在温州市道路运输业界已雄踞九分天下。可以说，温州道路运输业就是民营的道路运输业，民营规模和贡献率占据99？9％。
8月15日，一则关于温州的报道出现在《人民日报》。在这篇名为《活跃的温州市场》的文章中，作者万分激动地写道：
到过温州的人，都感到温州的农副产品市场和饮食服务行业非常兴旺。点心从早晨四时到深夜零点，随时可以买到；谁家如有宾客临门，生熟菜肴也随时可购；一年四季做衣不成问题；理发、修配也不犯难。
过去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市场冷冷清清，群众吃了苦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温州有关部门清理了〃左〃的影响，局面逐渐发生了变化……允许多种经济并存，流通渠道畅通了，商业网点增加了，市场活跃了……
在我们国家，还有什么舆论像《人民日报》那般能真切地反映上层的态度和国家的情绪？文章的意义显而易见。这恰说明主流媒体对温州这个向来〃惹是生非〃的城市正在轰轰烈烈探寻市场经济的行为开始持〃暧昧〃的默许。
舆论的支持，似乎对商业形态处于懵懂状态的温州推进多种经济产生了事半功倍的效用。但是，温州，尤其是当地私营经济的参与者，在很长时间内都承担着非议的压力，发展跌宕起伏。这其中除了社会陈旧保守的观念〃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功〃外，其参与者经营与管理的不规范甚至闯红灯才是外界否定他们的主要原因。
正如一扇小小天窗，在带进了清新的空气的同时，也放进了苍蝇。《活跃的温州市场》刊出不到一个月，《人民日报》撰文《温州地区不少社队企业大肆骗钱》，揭示部分温州人所谓的〃工厂〃和他们的骗人手法：
１？订合同、出广告就凭书包里的一个假印章。〃书包工厂〃伪造温州市各部门的印章，以及各种对他们有用的印章。凭这样的假印章，骗了全国各地许多单位与个人。刻假印章招摇撞骗，在温州已成为某些人的职业。所以，按读者揭发的厂名去找，好多都是查无此厂。乐清县清北公社农副产品加工厂，经县有关部门批准后，刻了印章，但至今没有资金、厂房、设备和固定人员；印章放在书包和抽屉里，作为投机骗钱的合法招牌。
２？最近，温州市有两个人骗了七万元。起初，这两个人向工商行政管理局打报告，说他们现办厂的厂房、设备、技术力量都有一定规模，请予批准。为了慎重，管理局人员到厂里察看，果真如报告中说的那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就批准了他们的要求。不久，他们骗钱的事情暴露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才知道受了骗。原来，骗人者事先与那个厂的领导拉好了关系，该厂同意骗人者利用他们的厂。像这样借厂行骗的事在温州并非罕见。
３？骗钱发工资。有些社队企业由于没有正式生产计划，时停、时开。开不出工人工资，就想歪门邪道。有一工厂用发假订货单的手段，骗了黑龙江省一单位的几十万元，几年不交贷款。这个单位派人到温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