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人作家老舍-关纪新-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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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遇呢，恐怕也只有旗人了。说祥子很像是旗人出身，从上述诸项中间可得到推测。然而，一个突出的障碍是，祥子18岁以前不是城里人，他“生长在乡间”，有这一条，似乎是又难以解释他怎么可能是旗人了。我想，即便祥子是生长于乡间，也依旧不能排除他是个旗人的可能性，因为，清代的京旗满族，并不都驻扎在京师的城圈以里，在城外乡间驻扎的，还有成规模、成建制的3支八旗部队及其家眷，就是所谓的“外三营”——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其中的火器营和健锐营，属于作战的机动队，分别驻扎在京西的蓝靛厂和香山脚下，而圆明园八旗则是长期护卫皇家园林的部队，其位置也在西北郊。外三营的旗兵及其家小，因为世居郊外，与京师城内的市井习气彼此相对隔离，所以直至清末民初，仍较少受到荒嬉怠惰风气的侵蚀，较好地保持了纯朴、倔强和勇武的传统。清廷垮台后，外三营的许多旗人，只好就地改事农耕，他们本来就缺少农耕技能，加上军阀连年混战引起的掠夺和摧残，不少人在田地间谋不出生路，就只好丢掉土地，投奔到了城里来。这样的情况很多。小说里面说祥子“失去了父母（他们会不会是死于战乱？）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与这一历史现实正好相吻合。假若这种分析有些道理的话，那么，顺理成章地获得相互证实的，还有以下两点：一，祥子因为自小在京西地区的旗人居住地长大，所以才对那里的若干地名以及走行路线，特别熟悉，为了从被乱兵掳去的地方跑回城里，“一闭眼，他就有了个地图”。二，他虽然生长在京外乡间，对在那里长期居留并且从事农业劳动，却本能地没有兴趣；他把古城北平当成“他的惟一的朋友”；进城后，一度被抓到远郊去，他仍“渴想”着这座“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本家亲戚”的故都，认定“全城都是他的家”。后来，每逢在城里实在困厄到了极点的时刻，他也总是明确地告诉自己：“再分能在北平，还是在北平！”以至“他不能走，他愿死在这儿。”可见，祥子从其心理和文化（虽然他并没有太高的文化）上讲，是绝对属于这座古城的。如果他不是旗人，大约是难有这份精神归属感的。　
　　满族作家老舍在自己的前期写作生涯中，事实上常常写到满族人的命运与生活，但是，他却极少说明作品中间人物的满族身份。这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作为满族文学的传人，50岁之前的老舍生不逢时，当时的他面临着不利于发展本民族文学的特殊历史时期。辛亥革命摧垮了清政权，终止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是伟大的社会进步。但是由于其后统治者自身的局限，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政策。“反满”情绪风行于市，满族群众遭到空前的歧视虐待，侮辱嘲弄，甚至殃及生命。满族人抬不起头，为逃避民族歧视，不少人隐瞒民族成分，有的被迫更名改姓。满族作家老舍的民族心理也陷入无法排解的压抑之中。他只好普遍隐去自己作品中人物的满族身份，就和他的许多同胞在现实中所做的一样。一个异常微妙的现象，在老舍前期的创作中出现了：笔下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乃至于写作风格都带着底蕴十足的满族特质，而从表层观察，却难以轻易看出这是一位满族作家在进行着具有满族文学性质的创作。　
　　老舍前期的大量创作，没有能够鲜明地体现出满族文学的外在特征，责任完全不在作家个人。应该指出的是，未能全面显示满族文学外在特征的老舍作品，由于已然具备了充分的和内在的满族文学特质，今天的人们如能用科学的目光去看问题，也还是得承认，它们仍然是属于满族文学范畴的。老舍，这位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在极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社会逆境里，能为民族文学事业做出如此重大的成就，已经是极为不易的了。　
　　老舍身为一个满族人，一位满族作家，他的民族心理的整体开放，是在年过半百之后的事。进入共和国时代的老舍，注意到执政党奉行的民族政策带来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前期，政府认定了满族作为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位置；满族的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出现在国家级的议事场所（老舍本人就获得了这种荣誉）。随后他又担任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员，在中国作家协会里面成了分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副主席……他找到了少数民族地位上升的实感。他知道旧时代弥漫于世间的民族偏见，正在得到纠正。他有机会去新疆和内蒙古等地，亲自考察满族和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实况。让他最激动的，就是旧社会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大批满族同胞，在社会公正和自食其力的前提下，找到了走向幸福的人生之路。老舍不再有任何理由，需要掩饰个人的民族出身和民族心理。他成了社会上最令人们熟知的满族代表人物。身为作家，他知道自己应当怎样把久久激荡于怀的民族情感兑现和抒发出来。　
　　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推进民族文学发展的座谈会，老舍是那次会议的主持人。他跟不同民族的作家齐集一堂，异常兴奋。各族作家见到他这位德高望重、本人又是少数民族出身的文学前辈，高兴极了，说，中国作家协会应设一个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就选老舍先生来当委员长好了！老舍给大家作了个揖，连说：不行，不行，我可不如你们，我把我们老祖宗的话全忘了，你们听我这一口北京腔儿，能当委员长吗？但我一定争取当个委员，把咱们全国各民族作家团结在一块儿！　
　　1960年，老舍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题为《兄弟民族的诗风歌雨》发言，提出：“以汉族文学史去代表中国文学史显然有失妥当，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而兄弟民族又各有悠久的文学传统”，“今后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无疑地要把各兄弟民族的文学史包括进去。”这一年，他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报告中，在全面介绍各民族文学创作队伍的时候，有这样一句短语：“满族：作家有胡可、关沫南与老舍等。”在共和国创建前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全面振兴的历史阶段，老舍已经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摆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大格局中，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职务身份和社会影响，为民族文学的成长壮大，奔走呼号，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老舍青年时代走上文坛时，就有写出典范的满族文学作品的愿望。他曾计划写一部反映清末社会生活的家传体长篇小说，却一直无法将它写出来，重要的原因，就是必须涉及满族社会内容，在当时很难被世间接受。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前期，他终于感到可以放手写这部在心中酝酿了大半生的大作品了。1961年年底，他开始了这次异常重要的创作活动——撰写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作家出身于清代末年正红旗满洲，“正红旗下”的意思，就是“在八旗之一正红旗辖制之下的旗人们”。由题目开始，作家就要让小说明确显示出满族文学的独特风采。　
　　《正红旗下》，是一幅浓墨重彩地描绘19世纪末北京满族社会生活的艺术画卷。作者于世相百态的精雕细刻间，写出了时代变迁关头满族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风云走势。作品由京城贫苦旗兵家的“老儿子”降生起笔，通过满族各类人物饶有特点的活动，深入叙写了旗人们的经济处境和文化位置，表现了生活在“八旗制度”下的人们迥异的心理状态：一些人寄生于这一制度之内，成天浑浑噩噩，对维新变法充满恐惧，已成了民族发展可怕的障碍；而另一类人，则看清了“八旗制度”的腐败，意欲挣脱这种制度的束缚，走向自食其利的道路，代表了导引民族走出困境的光明前景。小说还涉及了大的社会斗争内容，以一个青年义和团民的出现，烘托出当时遍及城乡的义和团大事件。外辱临头，也引起了旗人群体在思想上的分道扬镳……《正红旗下》好似一部历史教科书，“由心儿里”剖视了作为清皇朝基础的八旗社会，展现了清政权落花流水般地不可收拾，使读者看到，当时满民族的社会分化及精神危机，已发展到了难以调整、必须做大幅度变革的程度，旗族要冲出社会牢笼，民族要赢得新生，更属于历史的必然。　
　　老舍在写《正红旗下》之初想象不到的是，这部将展示他最高文学功力的满族文学作品，刚写出开篇部分的11章8万字，中国文坛上空风云突变。先是出现将长篇小说创作大都指责为“利用小说反党”，之后又掀起所谓文艺必须“大写十三年”（只准写共和国期间的“新人新事”）的浪头。老舍无奈，只好把《正红旗下》这部浸透大半生心血构思的小说创作活动中断下来。此后，文学界的极“左”势头更为严重，老舍本人也在“文革”开始时辞别人世，于是，《正红旗下》——这部作家完全可以调动毕生艺术积累来创作的足以传世的大作品，便再也无缘以完整面目与读者见面了。典范的满族文学作品《正红旗下》的开篇部分，成了老舍的艺术“绝唱”。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老舍何以走上艺术道路。　
　　清代后期，京城满族已经将自己由早年间单纯尚武的民族，逐步改造成了一个相当艺术化的社会群体。究其原因，我想大概有三点：1，自从清初确立“八旗制度”以来，一代代的旗人子弟，被束缚在当兵吃饷的道路上，尤其是下层旗人，从婴儿出世，八旗衙门就记去了姓名，统治者用少得可怜的“铁杆庄稼”（即所谓“旱涝保收”的钱粮）买走了他们的终生自由，当兵成了旗人们活在世上的惟一前程，日子不管过得多么惨，也不许从事任何经济活动，不许擅离驻地，人要像鸟儿一样被关在笼子里一辈子。这显然是人生的大悲剧。鉴于八旗制度对族内成员们人身自由的严重束缚，人们精神上的苦闷亟须排解，将日常的精力和注意力，转而投注到艺术性的自娱自乐活动中间来，确实是一种相当有效的解脱方法；而这种方法，又是不会触犯八旗制度的；人们虽然没了人身自由，却有着除了作为军人执行公务而外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将它消耗在艺术消遣上面，当局还是可以体察和容忍的。2，满族人身为旗下人，家家都有一份俗称“铁杆庄稼”的钱粮，它也从一定程度保证了旗人们用较多的精力来投入艺术，却不至于马上就引发生存危机加剧。上层旗人有时甚至可以一掷千金地去玩儿艺术，因为他们既有实力却又没有别的用项，经商办实业等等对他们来说都是被明令禁止的。而下层旗人呢，生计再困顿，也不会因为你不去用自娱自乐的艺术方式打发光阴，就多出一线生机，那就苦中寻欢悲里找乐吧，索性以狂歌当“餐”，艺术最不济也许还会变出这么一点实用价值。3，满族先民的文化遗产中间，本来就包括着对艺术的热衷与嗜好。　
　　这种人类童年产生于蒙昧时代的艺术兴致，原本就具有某种调节精神失重的功能。而此时这种艺术欲求由于顺应了八旗制度造成人生悲剧所带来的精神需要，又有旗族全体享有“军事供给制”所提供的生存保障，便烈火干柴般地被点燃起来，最终也就成全了满族的艺术化自我打磨过程。至清代晚期，满民族在这条艺术化的道路上已经走出去了很远很远。他们差不多已经做到了将生活艺术化，将精神艺术化，将文化艺术化。在“讲排场，讲规矩，咳嗽一声都像唱大戏”的氛围里，都市满族的民族文化可以说较清初时节来说，已经大为异化了。这种异化虽然有着汉族文化影响的明显痕迹，却又并不全面地显示出与汉族文化的同构性质。它尽管带有京师及其他一些大都市市井生活的色彩，却因为旗族一直还保持着半军事化的性质，保持着“皇家子民”的特殊地位，而使这种都市旗族文化比起一般的都市市民文化说来，显示出某些居高临下和矜持优雅的气质。清代晚期的满族都市文化，与人们经常谈到的其他各种社会文化或民族文化，有共性也有差异。它是一个多重文化的混合体。其中既有满族初民原始文化的遗响，也有中原汉地精致文化的熏陶；既带有滞后于历史发展的封建农奴制的精神无奈（满人生而为旗人，生而为兵，原则上都是皇家的奴隶，都得自称是皇家的“奴才”，终身没有人身自由），又融入了全民族不甘禁锢奋力放飞艺术之梦的浪漫；既体现出近代都市社会俚俗文化的基调，又凸显着因世代食取“皇粮”为生而养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