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昆经济学全本-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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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法。
有时外部性问题可以用道德规范和社会约束来解决。例如，考虑一下为什么大多数人不乱扔垃圾？尽管有禁止乱扔垃圾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并没有严格实行过。大多数人不乱扔垃圾只是因为这样做是错误的。公园规则教导大多数孩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道德规范告诉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的行动如何影响其他人。用经济学术语讲，这就告诉我们外部性的内在化。
另一种私人解决外部性的方法是慈善行为，许多慈善行为的产生是为了解决外部性问题。例如，目的在于保护环境的西拉俱乐部（Sierra Club）是一个由私人捐款的非赢利组织。另一个例子是私人学院和大学接受校友、公司和基金会的捐赠部分是因为教育对社会有正外部性。
私人市场往往可以通过依靠有关各方的私利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有时这种解决方法采取了把不同类型经营结合在一起的形式。例如，考虑一个苹果种植者和一个相互位置接近的养蜂人。每个人的经营都给对方带来了正外部性：蜜蜂在苹果树上采花粉，有助于果树结果实。同时，蜜蜂也用从苹果树上采集的花粉来酿造蜂蜜。但是，当苹果园主决定种多少苹果树和养蜂人决定养多少蜂时，他们都没考虑正外部性。结果，苹果园主种的树太少，而养蜂人养的蜂也太少。如果养蜂人购买苹果树，或如果苹果园主买蜜蜂，这些外部性就内在化了：可以在同一个企业内进行这两种活动，而且这一个企业可以选择最优苹果树和蜜蜂数量。外部性内在化是某些企业包括了不同经营的一个原因。
另一种解决外部效应的私人市场方法是利益各方签订合约。在我们以上的例子中，苹果园主和养蜂人之间的合约也可以解决树太少和蜜蜂太少的问题。这个合约可以规定树的数量，蜜蜂的数量，也许还包括一方对另一方的支付。通过决定树和蜜蜂的正确数量，这个合约就可以解决通常这种外部性产生的无效率问题，并使双方的状况都变好。
新闻摘录 一位愤怒的公民在呼吁
下面这封给编辑的信提出了私人解决外部性的一个方法。你认为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行得通吗？
吸烟者，把你的烟头捡起来
当公民、政治家和公共卫生组织都一致地呼吁清除烟草行业时，我们却忘了提醒吸烟者要清理烟头。
每天我都目睹一些不考虑别人的吸烟者把烟头扔在路边和街上，而往往在不远处就有烟灰盘或垃圾箱。显然很多人并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有什么不对。这真让人愤怒！
公园椅子上撒满了烟头这是没有道理的。这让我无法享受早晨伸腰的乐趣。这些烟头是垃圾。只要留心到这些烟草垃圾，无论吸烟的人还是不吸烟的人都应该友善而坚决地提醒他们好好处理他们的垃圾。
哈维·布里兰
麻省坎布里奇
科斯定理
私人市场在解决这些外部性中的有效性如何？最著名的结论提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方法是极为有效的，这个结论被称为科斯定理。这个定理，是为纪念提出这个结论的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而命名。根据科斯定理，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地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那么，私人市场就将总能解决外部性问题，并有效地配置资源。
为了说明科斯定理如何发挥作用，考虑一个例子。假定迪克有一条名为斯彼特的狗。斯波特狂叫并干扰了迪克的邻居珍尼。迪克从拥有的一条狗中得到了收益，但这条狗给珍尼带来了负外部性。是应该强迫迪克把狗送到动物居留所，还是应该让珍尼不得不蒙受由于狗狂叫而夜不能眠的痛苦？
先来考虑什么结果对社会是有效的。社会计划者考虑两种可供选择的做法，要比较迪克从养狗中得到的收益与珍尼承受狂叫声的成本。如果收益超过成本，有效的做法就是让迪克养狗而珍尼生活在狂叫声中。但如果成本超过收益，迪克就应该放弃狗。
根据科斯定理，私人市场可以自己达到有效的结果。如何达到？珍尼可以简单地付给迪克一些钱让他放弃狗。如果珍尼给的钱数大于养狗的收益，迪克就将接受这种做法。
通过对价格的协商，迪克和珍尼总可以达到有效率的结果。例如，假设迪克从养狗中得到的收益为500美元，而珍尼由于狗的狂叫承受了800美元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珍尼可以给迪克600美元，让迪克放弃狗，而迪克也很乐意接受。双方的状况都比以前变好了，也达到了有效率的结果。
当然，珍尼不愿意提供任何迪克愿意接受的价格也是可能的。例如，假设迪克从养狗中得到的收益是1000美元，而珍尼由于狗的狂叫承受了800美元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迪克不会接受任何在1000美元以下的出价，而珍尼又不愿意提供任何在800美元以上的价格。因此，迪克最终还是养狗。但在这种成本与收益的情况下，这种结果是有效率的。
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假设迪克在法律上有权养一条爱叫的狗。换句话说，我们假设，除非珍尼给迪克足够的钱让迪克自愿放弃狗，否则迪克就可以养狗。另一方面，如果珍尼在法律上有权要求和平与安宁，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呢？
根据科斯定理，最初的权利分配对市场达到有效率结果的能力无关紧要。例如，假设珍尼可以通过法律强迫迪克放弃狗。虽然有这种权利对珍尼有利，但也许结果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迪克可以向珍尼付钱，让珍尼同意他养狗。如果狗对迪克的收益大于狗狂叫对珍尼的成本，那么迪克和珍尼将就迪克养狗问题进行协商。
虽然最初的权利无论怎样分配，迪克和珍尼都可以达到有效率的结果，但权利分配并不是毫不相关的：它决定了经济福利的分配。是迪克有权养一条爱叫的狗，还是珍尼有权得到和平与安宁，决定了在最后的协商中谁向谁付钱。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双方都可以互相协商并解决外部性问题。只要收益超过成本，迪克就将以养狗结束。
总结一下：科斯定理说明，私人经济主体可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外部性问题。无论最初的权利如何分配，有关各方总可以达成一种协议，在这种协议中每个人的状况都可以变好，而且，结果是有效率的。
为什么私人解决方法并不是总有效
尽管科斯定理的逻辑很吸引人但私人主体本身经常不能解决外部性所引起的问题只有利益各方在达成和实施协议中没有麻烦时科斯定理才适用。但是．在世界上，其至在多方有利的协议可能的情况下，协商并不总有效。
有时利益各方不能解决外部性问题是因为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各方在协议及遵守协议中所发生的成本。在我们的例子中，设想迪尼和珍尼讲不同的语言，以至于为了达成协议他们将需要一个翻译。如果解决狗叫问题的收益小于翻译的成本，迪先和珍尼就选择把问题留下不解决了。在较为现实的例子中，交易成本不是翻译的支出，而是起草和执行合约所需要的律师的支出。
另一些时候谈判简单地破裂了。战争和罢工的经常出现表明达成协议可能是困难的，达不成协议也可能代价高昂。问题经常是各方都竭力要达到更好的交易，例如，假设迪克从养狗中得到500美元的收益，而珍尼由于狗叫要承受800美元的成本。虽然珍尼为迪克放弃狗而进行支付是有效率的，但还有许多会引起这种结果的价格。迪克想要750美元，而珍尼只愿意支付550美元。当他们就价格争执时，爱叫的狗这个无效率的结果仍然存在。
当利益各方人数多时，达成有效的协议特别困难，因为协调每个人的代价高昂。例如，考虑一个污染了附近湖水的工厂。污染给当地渔民带来了负外部性。根据科斯定理，如果污染是无效率的，那么，工厂和渔民可以达成一个协议。根据协议渔民要为工厂不排污而支付。但是如果有许多渔民，要协调所有的人以便与工厂协商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私人协商无效时，政府有时可以起作用。政府是一个代表集体行动的机构。在这个例子中，甚至在渔民不可能代表自己时，政府可以代表渔民行事。在下一部分，我们要考察政府如何能努力解决外部性问题。
针对外部性的公共政策
当外部性引起市场达到一种无效率的资源配置时，政府可以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作出反应。命令与控制政策直接管制行为。市场为基础的政策提供激励，以使私人决策者选择它们自己解决问题。
管制
政府可以通过规定或禁止某些行为来解决外部性。例如，把有毒的化学物质倒入供水区中是一种犯罪。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外部成本远远大于排污者的收益。因此，政府制定了根本禁止这种行为的命令与控制政策。
但是，在大多数污染的情况下，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尽管宣布了一些环境保护主义的目标，但要完全禁止有污染的活动是不可能的。例如，实际上各种形式的交通运输——甚至马——都会带来一些不合意的污染副产品。然而，要让政府禁止所有运输方式肯定是不明智的。因此，社会不是要完全消除污染，而是要评价成本与收益，以便决定允许哪种污染与允许污染多少。在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是政府机构，其任务是提出并实施目的在于保护环境的管制。
环境管制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有时环境保护署规定工厂可以排放的最高污染水平。另一些时候环境保护署要求企业采用某项减少排污的技术。在所有情况下，为了设计良好的规则，政府管制者需要了解某些行业和这些行业可以采用的各种技术的细节。政府管制者要得到这些信息往往是困难的。
庇古税和补贴
政府对外部性的反应也可以是不采取管制行为，而用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向私人提供符合社会效率的激励。例如，正如我们以前说明的，政府可以通过对那些有负外部性的活动征税和补贴那些有正外部性的活动来使外部性内在化。用于纠正负外部性影响的税收被称为庇古税，以纪念最早提出这种税收用法的经济学家阿瑟·庇古（Arthur Pigou，1877－1959）。经济学家对税收作为解决污染的一种方法的偏爱通常大于管制，因为税收可以以较低的社会成本减少污染。为了说明其原因，让我们考虑一个例子。假设有两个工厂——造纸厂和钢铁厂——每家工厂每年向河中倾倒500吨粘稠状的废物。环境保护署决定，要想减少污染量。它考虑了两种解决方法：
◎管制：环境保护署可以告诉每家工厂把每年的排污量减少为300吨。
◎庇古税：环境保护署可以对每个工厂每排出一吨废物征收5万美元的税收。
管制规定了污染水平，而税收给工厂所有者一种减少污染的经济激励。你认为哪一种解决方法更好呢？
大多数经济学家偏爱税收。他们首先指出，在减少污染总水平上税收和管制同样有效。环境保护署可以通过把税收确定在适当的水平上，而达到它想达到的任何污染水平。税收越高，减少的污染也越多。实际上，如果税收足够高，工厂将完全关门，污染减少为零。
经济学家偏爱税收的原因是它减少污染更有效率。管制要求每个工厂减少等量污染，但等量减少并不一定是清洁水质的最省钱的方法。可能的情况是，造纸厂减少污染的成本比钢铁厂低。如果是这样的话，造纸厂对税收的反应是大幅度地减少污染，以便少交税，而钢铁厂的反应是减少的污染少，交的税多。
实际上，庇古税规定了污染权的价格。正如市场把物品分配给那些对物品评价最高的买者一样，庇古税把污染权分配给那些减少污染成本最高的工厂。无论环境保护署选择的污染水平是多少，它都可以用税收以最低的总成本达到这个目标。
经济学家还认为，庇古税对环境更有利。在命令与控制的管制政策下，一旦工厂达到了300吨污染物的目标就没有理由再减少排污。与此相比，税收激励工厂去开发更清洁的技术，因为更清洁的技术可以减少工厂不得不支付的税收量。
庇古税与大多数其他税不同。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讨论的，大多数税扭曲了激励，并使资源配置背离社会最优。经济福利的减少——即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的减少——大于政府收入增加的量，引起了无谓损失。与此相比，当存在外部性问题时，社会也关注那些受到影响的旁观者的福利。庇古税是存在外部性时的正确激励，从而使资源配置接近于社会最优。因此，庇古税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也提高了经济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