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3年第11期-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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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转星移，哪有不变的世界呀。这时候，北京鲁迅文学院成立了，生子决定报名参加鲁迅文学院作家班的学习。单位不同意了，觉得生子居然提出如此刁钻的要求，纯属无理取闹。生子冷冷地说，你们不同意没关系，我辞职不就完了嘛。生子说辞职就辞职了。他真的想当一名作家了。可是，尽管北京鲁迅文学院是制造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地方，但也照例收费。生子很穷，没那么多的钱，怎么办？跟女人一商量，女人决然提出，把家里惟一较值钱的黑白电视机卖了！
　　生子终于接到了鲁迅文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生子写的那篇关于小花狗的故事，打动了该院的一位老师）。生子打点行装，踏上了进京的列车。这一次，他不是作为一个烧大茶炉的乘务员上车，而是一位正当的旅客，一位未来的作家来乘火车进京的。
　　他上车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了那个满脸被抓伤的列车长，以一名旅客的身份向他提出，大茶炉的水烧得不开，顶多七十度，这是欺骗旅客的行为。生子说，如果列车长不向全体旅客赔礼道歉，他将写一篇文章给北京的铁道部送去。
　　生子说，这很方便，我现在就在北京的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学习。坐公共汽车，或者地铁就能到那里。
　　车长严肃地注视了他半天，问，生子，你是不是就盼着这一天呢？
　　生子说，一盼就盼了十年，我的儿子都快上学了！
　　车长说，生子，有志气，我给你敬一个军礼吧。
　　说着，车长叭地一下，给生子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两年的鲁迅文学院学习，证明生子并不是一块作家的料……
　　对于生子来说，的的确确，这太残忍，也太残酷了。
　　
　　铜瓦
　　
　　常和我二哥来往的，有一个叫全柱的人。他经常来我家找二哥玩。全柱长得很像年轻时代的著名电影演员于洋，是挺精神的一个小伙子。他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安静街上，家里只有他和他的寡母二人。听院里的老人说，这一对母子是从北京迁过来的。来的时候，全柱还是个婴儿呢。
　　全柱的母亲没有工作，是一位家庭妇女，但是看上去却是一个严肃的知识女性的样子。知识女性若是严肃起来肯定是处在大材与小材之间的角色。当然，大家并不知道她的底细。
　　按照国家规定，街道居民委应该补助他们母子每人每月八块钱的生活费。两个人用十六块钱去应付一个月的生活，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按说，十六块钱的生活标准，生活不会好，几乎是赤贫的状态。但是全柱家的生活却是很不错的。显然，这是一个令人生疑的家庭。
　　全柱的母亲我见过几次，她从来是那种沉默寡言的样子，人很瘦，显着一种干练，但样子很阴沉。我和二哥问到全柱的时候，她只简单地说，“在家”或者“不在家”。然后，便一句话没有了。
　　派出所管片的民警经常到他家去。全柱是我们那一片上一个有名的贼。但是，他从不吃“窝边草”，只偷外面公家的东西，从不染指私人的物品。天可怜见，这个沉默的女人要用儿子偷来的东西换钱过日子，买菜，买粮，买日常用品。
　　二哥说，全柱主要偷车辆厂的东西。全柱到车辆厂去偷什么呢？“轴瓦”。火车的轴瓦是铜的，凹下的一面，还挂着一层金属，不知道是铅还是锡。一块轴瓦像一部《辞海》那么大，很沉，足有二十几多斤。当时，一市斤铜，废品收购站收购是三块多钱。二十多斤是多少钱？如果是两块轴瓦呢？这还得了么？！那个年代，中学生半学期的学费才三块五毛钱——还有的学生交不起，申请免费。
　　全柱的偷盗都是在深夜进行的。就他一个人，从不与人结伙。车辆厂的挂瓦车间是一栋平房。在纵横交错的火车道中间常有火车、客车或货车，或者火车头从它两侧往来经过。全柱像一个幽灵一样出现在挂瓦车间的那栋平房之外。门肯定是上了锁的，他只能从脏兮兮、黑乎乎的窗户跳进去。一般地说，工厂车间的窗玻璃必有残缺不全的。他将手伸进去，拉开划关进去，之后选好瓦，然后，往破棉袄的怀里一边揣一块，再用皮带在身上捆牢。然后，放下外面的棉袄罩衣，跟正常人一样，从原路返回，跳出窗，回身关好窗，划上划关，没事似的走了——这一套“动作”虽说并不高难，但是，完成它不仅需要勇气，而且还需要力气。一块瓦二十多斤，两块四十多斤，捆在身上，没事一样，大气不喘，面不改色，这的确要有一个健壮的体魄才行。全柱也像我二哥一样，蓄着小黑胡。当年蓄小黑胡的，除了一位军界的大首长，一般的干部是断乎不敢的。当然，平民中的青年走险分子例外。
　　由于轴瓦经常被盗，挂瓦车间采取了防范措施，除了将车间残破的窗户安好，更重要的是，安排了民兵在夜间持枪守护（他们觉得盗贼太猖狂了，怎样弄都防范不住）。
　　下半夜，全柱又去了。都下半夜了，看守的民兵正倚坐在挂瓦车间的门口那儿抱着大杆枪打瞌睡呢。全柱几乎是当着他的面从窗户跳进去的。当他偷了轴瓦再从窗户跳出来的时候，由于关窗户时发出响动，惊醒了那个民兵。民兵立刻跳了起来，端了枪喝道：
　　“谁？干什么的？！”
　　全柱不慌不忙地说：“我！撒尿的。”
　　民兵走过来一看，果然，全柱在窗户底下撒尿呢（他怎么尿得出来呢？）。
　　民兵放心了，嘟哝地问他怎么跑到这里来尿尿。
　　全柱说，“刚下火车。”并眨了一下眼说，“没票，从六号门出去。路过这里。”说着，全柱掏出了烟卷甩给了那个民兵一棵，两个人相互点燃了，吸了几口，仰头看着天儿说了几句闲话，然后，柱子说：“我得走了。”
　　民兵说：“六号门要是拦你，你就说你认识我。”
　　“你叫什么？师傅。”
　　“刘树林。你提刘大鞋就行了。”
　　两人都愉快地笑了。
　　
　　全柱跟我和二哥讲这件事的时候还说，当初他想把那盒烟扔给那个民兵了，后来一想不行，公安局的警犬可以凭着烟盒的味儿嗅到他家来。
　　全柱偷来的铜瓦，有固定的销赃地点。这个点儿是一个体收废品的。他们收铜瓦的交易常常是在深夜进行，价钱是三七开，不用过称，重量是相同的。然后，由窝主把铜瓦放到炉子里去烧，烧到通红，再用铁锤把瓦砸碎，然后再烧，这样看起来，铜瓦的碎块就像旧的了。再掺合到白天在街面上收购的那些废铜一块儿，卖给公家的收购站。一般是看不出破绽的。便是看出来了，窝主又何罪之有呢？他可以辩解说，他收购的时候没注意呀。
　　全柱中学毕业之后，被安排到一家街道工厂的烘炉车间上班，打铁。有了工作，他便不再做盗贼了。在熊熊的火炉旁，他赤着上身，叼着支烟卷，抡大铁锤打铁。挺原始，也挺英雄。我去看过一次，烘炉车间的那种骠悍的工作状态和热烈欢快的气氛非常诱人。他们的饭盒都放在小炉台上烤着，飘着阵阵的香气。炉子中间的大茶炉嘹亮地开着。诗人说，工作是美丽的。的确。
　　全柱看到我在门口张望，便放下锤子，过来，问我：“有事？”
　　“没……看看。”
　　“缺钱不？”
　　“不……”
　　他回去从挂在墙上的工作服上衣兜里掏出一块钱，递给我说：“好好学习呀！听着没有？”
　　“听着了。”我满脸彤红，觉得自己很脆弱。
　　“还不快走！”他装出要用巴掌打我的样子说。我赶忙溜走了。
　　如果他不假装打我，我真不知道怎样离开此地。全柱是很了解人的内心活动的。贼的细腻，有时候同上帝的细腻几乎相同。
　　
　　我和新处的女朋友在中央大街上闲走，那时候我已经二十二岁了。二十二的小伙子身旁没有女朋友，几乎是不可理喻的。这时，全柱从一条繁闹的小街拐了出来，旁边是他的妻子。他见我过来便叫住了我。
　　他问，“干什么去？老三。”
　　“没事儿。”
　　他指着他身边的女人说，“这是你嫂子。”
　　我说，“嫂子。”
　　见我尴尬地敷衍，脸上又有些紧张，他便说：“好了，去玩吧，我还在那个地方住！”
　　我说：“哎。”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全柱是一脸余兴未尽的样子。
　　全柱走后，我的女友问我，他是谁？
　　我说，城市大盗。
　　女友说，瞎扯！
　　
　　如今，全柱的母亲年岁很大了，是否还活在人世上已不得而知。老人家早年当姑娘时的恋人，或者她的男人是谁？后来又为什么离异了，她为什么离开北京来到了这个偏远的城市，为什么总是那么沉默寡言，为什么明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个贼却又不去制止他？难道她是在用这个铁的事实来惩罚或者报复她的男人么？那么，她的男人又是怎样一个人呢？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么？这一切，恐怕永远是个谜了。那个院的老人却说，柱子的母亲年轻时可好看了，还有知识，可就是不找男人。看着她恪守的这一点，邻居们并不难为他们母子。
　　责任编辑向午
　　
　　


“工人作家”冯大成
■　　聂鑫森
　　眼下的“另类作家”，大概不怎么知道在几十年前，还有着“工人作家”、“农民作家”、“战士作家”之类称呼。那个时代，工农兵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中坚力量和依靠对象，根正苗红，令人羡慕得很。而在文艺界，我们的党和政府，也在着力培养出一支属于自己的队伍，不惜血本，使许多原本文化程度很低的工人、农民、战士脱颖而出，成为各种各样的专家。比如工人作家胡万春、费礼文，农民诗人王老九、刘不朽，战士作家任斌武，等等，算得上是万人瞩目的星星。当然，他们是幸运儿，而幸运儿总是少数，毕竟还有个人秉赋的差异，以及机遇的好坏，因此大多数人并没有“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只能抱憾终生。
　　“工人作家”冯大成就是此中的一个。
　　之所以工人作家四字打上引号，第一，他没有真正地成为工人中的作家；第二，他写了很多年，却没有什么成绩，工友们给他一个“工人作家”的绰号，含有贬义。
　　我认识冯师傅冯大成，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中期。但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有个绰号叫“工人作家”。冯师傅走进我的视域的时候，我还相当年轻，二十岁出头，但已经有了好几年的工龄，业余时间喜欢写些现在看起来很幼稚的新诗，常登在厂里的黑板报上和本市的报纸上，因此当市里举办“工农兵作者文学创作班”的时候，我便得到了一个名额。我去一家招待所报到的时候，冯师傅就挨在我的旁边。他看着我填表：姓名、年龄、成份、职业、创作简介，然后说：“你很年轻哟。嗯，你的诗我读过。”
　　我转过脸去，笑了笑，我看见他的头发已有些斑白，脸色白里透点青，个子高而瘦，显出一种苍老的味道。
　　他又说：“我叫冯大成，也是来参加创作班的。”
　　对于这个名字我实在很生疏，在本市唯一的一份市报副刊上，我没有见到过这个名字，愚蠢的我很谦和地问：“冯师傅，你写过些什么东西？”
　　他一愣，然后说：“我不写这些小东西，我一直在写一部长篇小说。”
　　我立即肃然起敬，写长篇小说是何等的了不起啊，读中学时，我看过几部很走红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烈火金钢》、《苦菜花》、《迎春花》，想不到冯师傅也是写这种大部头的人！
　　我和冯师傅分在同一间房里，为此我觉得非常荣幸。此后的一个月里，我们吃住在一起，可说是朝夕相处。这个创作班有二十来人，有工人，有农民，有战士，年轻人多，冯师傅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创作的资格也最老。断断续续听人说，冯师傅是一个很不错的机械钳工，解放时定为四级工，在一九五三年扫过盲后，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并且一落笔就是写长篇小说，他最佩服的作家是上海的胡万春，他说胡万春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作家。全厂上下都知道他在写长篇小说，都喊他“工人作家”。
　　在二十多年后，我回忆起那次学习班，觉得非常滑稽。我们怀着神圣的情感，讨论样板戏“三突出”原则的种种奥妙，什么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所有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所有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然后，在房子里各自努力地创作诗歌、小说和戏剧。冯师傅的桌子上放着一大叠原稿，他咬着牙，沙沙地写，不时地抬起头来，问某个字怎么写，是“木”字旁还是“人”字旁，问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