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6年第04期-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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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的大山中，我成了豹子生命的唯一，再也没有熟悉的同类。” 这让我联想起里尔克笔下的《豹》：“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巴黎动物园笼中的豹子和神农架的这只豹子一样，都失去了自己的家园，被一种巨大的孤独感笼罩着。但是，神农架的这只豹子因为作家心灵中激情的投射，它心底的一隅仍然存有一缕温情。即使是在雨点般的木棒砸来，已经失去生路的时候，它仍然怀想着自己的母亲。它仰天发问：“可是，母亲，你站在我们童年的故居望着我吗？”失去了母亲和故园的庇护，它只能沦为一只孤独的豹子，在没有家园的途中流浪、漫游。在它生命的最后岁月，它仍然满怀着期待，“在我的记忆中，白岩是无人能上去的地方，是远古的童话，是一片永远挂在天堂的风景。”显然，白岩在这里被陈应松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它就像海德格尔所谓的澄明之境——极乐的可以安憩的家园。这也是可怜的豹子驱除自己孤独感的唯一选择！更何况，它的母亲登上了那里，完成了生命最后辉煌灿烂的一跃。那方土地对于它而言，是一个谜，是一种向往，更是一种激情……正因为如此，我们从这篇充满了人与自然尖锐对立的作品中，读出了一种温情和希望。人与动物一样，只有在家园里，才能获得灵魂的安憩。
《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的伯纬是一个奇人，他背着同伴王皋的尸体翻山越岭回到故乡，一路上为了驱除孤独，他自言自语，与尸体对话，与山中的草木对话。要叙述这样一个残酷的故事，对写作者的神经无疑是巨大的挑战，陈应松以极大的耐心控制着自己的语调，与他笔下的人物分享着这种独特的生命体验，以奇诡的语言传达出了那种震撼灵魂的孤独感。亚里斯多德说：“孤独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伯纬没有成为野兽，在松鸦鸣叫声的烘托下，他蹒跚的步履散发着神性的启示。他就像守候在地狱门前的天使，随时准备着救助出车祸的夜行人。尽管伯纬对外界的变化无能为力，但是他可以坚定地保持自己内心的热度——人靠内心的激情生存于世的真相在陈应松的笔下得到有力的彰显。无论这种激情带给人类的是灾难还是幸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人类永远需要这种热力。在卡夫卡、福克纳和辛格等伟大作家的笔下都出现过类似的人物，他们成为人类在黑暗中得以慰藉的星光。陈应松的目光穿透了那孤寒死寂的暗夜，聆听着松鸦为孤独、为焦虑、为苦难、为黑暗而发出的悠长鸣叫，真实地刻画了这个充满象征意味的典型人物。伯纬从外在的形象到内在的道德并非那么完美，但在他身上洋溢着一种让人不能不仰视的光辉——博爱的精神。陈应松用他心底的光芒为我们点燃了雪夜里的篝火，让我们不再为那松鸦的鸣叫而感到恐怖与荒寒！
护林员宝良一年四季呆在神农顶的观察塔里，他最可以消磨时间的事情就是磨懒豆腐，甚至将石磨的槽都磨平了。他除了偶尔向山下通报火情，更多的时候是靠自言自语来打发漫长的时光。他失去了女儿、妻子，没有了亲情，生命的苦难使他几乎失去了坚持下去的勇气。但是，他最终还是战胜了自己的犹豫，留在了山上，因为他意识到，那种无以名状的孤独感已经与他的生命合而为一了，他因为孤独而存在，因为孤独而获得生命的意义。在《云彩擦过悬崖》这部小说中，有一大段巴洛克风格的华彩段落，生动而细腻地描绘了神农架云彩的美丽。在这样奇瑰的环境中，人们无疑会涤除玄鉴，澄怀味象，与自然达成和谐相融。其实，陈应松在他的神农架小说中一直没有放弃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问题，这也是生存之基本问题，天人合一是一种理想，他使宝良的孤独不再成为孤独，他也使我们在黑夜中摸索的人看到云彩，看到一种走向拯救的可能道路。
如果说前面论述的几篇小说主要讲述的是山里人的故事，那么《马嘶岭血案》则讲述的是山里人和山外人的故事。在这篇作品中，阴冷的文字中弥漫着血腥，让人深切地感受到钝痛。因为二十块钱导致穷苦的民工情绪激化，因为冷漠导致罪恶的杂草在荒芜的心灵中疯长，最终酿成六条人命的血案，正如海德格尔所警告的，“上帝”离去后，黑夜降临人间。阅读这篇小说，几乎让人感到窒息，也为文字击中心灵的力量而感到惊叹。陈应松在小说中其实隐含着对以祝队长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批判，正是清高、冷漠滋生的毒菌毒害了空气，正是缺乏人情味，缺乏关怀和怜悯之心，缺乏信任导致了矛盾激化，最后带来了大屠杀。小官一直保留着大学毕业生小杜送给他的一颗糖的糖纸——那是人性温暖的象征。其实，这才是拯救之路。
陈应松以一种充满厚重历史感的语调表现着苦难意识，凸现着苦难中的孤独，孤独中的恐惧，并表达了对苦难和孤独的神圣承受。就像西绪弗斯神话所告诉我们的，忍耐是命中注定，只要不放弃心中的那缕星光，终会获得拯救。
综观神农架系列小说，陈应松不是以故事情节来吸引读者，而是以一种独特的关于人的栖居形式的体验将小说的魅力呈现在读者面前，他没有给出结论。他专注于表现人性隐秘的痼疾和内在痛苦，具备了直接进入心灵的强大能力，揭示出了人的内在的困境，并以充满热度的文字给人以力量，指引着迷途的人们为走向家园而努力：人的精神归宿永远只是一个诗意的期待，唯有坚守苦难和孤独才能实现超越。
三
在中国当下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学已从政治功利走向了世俗功利，越来越深地陷入商品化的泥淖。随着平面化、消解深度模式、消解意义的理论甚嚣尘上，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寻和对意义的追问已成笑柄，几乎失去了话语空间，消费性写作成为这个时代最为时髦的话语形式。一种语调温馨、性感、梦幻似的写作充斥着人们的视野，营造着新的乌托邦幻境，安抚着从金钱追逐中暂时撤离的人们，然后将他们安然地送入梦乡。文学正在蜕变成迷幻的大麻，蜕变成自淫或他淫的工具。激情像潮水一般从文字的缝隙间消退，只留下苍白的裸露和虚假的呻吟。失去精神支撑的文学愈来愈丧失深入骨髓、让人颤栗的力量。我们已经很少听到“发自灵魂的声音”，很少听到面对这个世界的“真实的体会”，至于那种真正面对生存困境而“分享艰难”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
与这个时代流行写作最大的区别在于，陈应松越来越坚定地从功利性中摆脱了出来，始终直面我们生存的困境，关注着时代的精神问题。在他那些充满热力的文字和故事背后，越来越强烈地弥散出饱满的激情和强烈的诗性。
为了收集《松鸦为什么鸣叫》的素材，陈应松在大雪封山的十二月冒着生命危险走了四个多小时去采访主人公。就在冰雪皑皑的神农架公路上，他突然感悟到：“我要写出人性中最明亮、温暖的那部分。”“这是最寒冷的冰雪和松鸦的叫声告诉我的。”他对苦难的感同身受显然是坐在咖啡馆里听着柔情的音乐、啜着咖啡的人所体验不到的。出身农家、当过水手的陈应松始终与下层有着水乳交融的真挚情感，他的作品中绝大多数主人公都是不起眼的“小人物”，可是他从这些甚至是鹄型鸠面的平凡人身上体会到一种存在的崇高和伟力，这些体验同时也转化成为他自己的一种信念，使他有了奥登所谓的“在钝痛中承受人类所有的苦难”的勇气。这为他探询生存之意义提供了夯实的基础，更为他拓宽自己的精神空间提供了一条通道。陈应松曾在一篇创作谈中写道：“神农架……最重要的是给了我浩然之气。那是一个长期蜗居在城里的作家最最缺乏的。”正是这来自山野的弥漫着草根味道的浩然之气，使得他在文字间构筑出了一种大境界。
在陈应松看来，“写作，是圣者的事情，……为上帝赋予我们人类的苦难和幸福立言，为浮华和破灭，为无休无止的劳役立言，为这个永远也弄不明白的世界立言。”这种崇高的使命感使他坚信，“理想精神的坚守是文学持有严肃和诚实的必要条件，它是作家坚持纯正的艺术之路和免于沉沦的精神资源”。因此，在他的作品之中，他始终没有放弃那一片精神的高地。尽管陈应松从未标榜过他的知识分子立场，但那寓于深刻批判中的深情呼唤，清晰地彰现出了一种可贵的道义感和使命感。他说：“小说的崇高感是我所向往的。……人类在依照某种法则生存，而作为人的精神生活的主要方面——文学，也是有一种法则的。崇高就是法则，崇高就是历史。” 对于流行自恋与私语的文坛而言，这无疑是振聋发聩之音。因为它昭示的不仅是作家的道德感，更是一种指向遥远苍穹、仰望星光的生命体悟。在通往神农架的心灵之旅中，陈应松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定位，也获得了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最高启示。从他的小说和一些随笔中可以看出，他是有着强烈的宗教意识的，但他不像张承志、北村等人那么直露地将宗教呈现在文字之间，他是将这种情怀像熏香一般浸染在人物和故事里，化有痕于无迹，而成为一种大意境。正如他自己所说，“宗教于他而言，是一种激情，一种无边的爱和悲悯情怀。”
草根情怀、精英意识和宗教境界水乳交融在陈应松的精神世界里，构成了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的独特内核，也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提供了新的气象。
我们知道，随着世纪之交社会生活的纷纭变化，思想界、文学界也出现了越来越明晰的分化，众声喧哗中渐渐呈露出一些清亮的声音，而且越来越显示出超越的力量。一批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和自省意识的写作者越来越认同并坚守这样的理念：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文学应当为解脱人的精神困境投入真诚和热情，作家有义务通过他的作品表达对人类基本价值的守护，在文学的娱乐性功能之外，更应该以理想的精神给人类的心灵以慰藉和照耀。他们对现实的理性认识使得其作品充满批判精神，同时因为巨大的怜悯情怀又使得字里行间闪烁着良知与正义。他们的写作摒弃了类似宗教的功能，不企望对人类实行新的精神统治，它只是以自己特有的话语方式表达着对灵魂关怀的真诚，以艺术的形式告诉人类对“爱”与“善”的永恒追求。从这个角度而言，陈应松堪称新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陈应松用他充满激情的文字同那些懂得生活、热爱生命的人们进行着灵魂的对话。他同那些同样忍受着孤独、寂寞并关注着人类共有精神悲伤的人们，一起苦苦探询着走出困境之路。
责任编辑向午
天凉好个秋
■ 岳恒寿
虽然我获《长江文艺》作品奖已经不是第一次，但今天站在这里领奖，心里仍非常激动，令我最感慨的是，《长江文艺》在艰难的市场经济竞争中，坚持8年设奖，非常不易，它表达了全体编刊人对作家对作品的莫大尊重，这种尊重同时也激活了诸多创作者的热情，我便是在这种尊重与激励下，送上了中篇小说《妈妈》。作品交给胡翔先生后，立刻得到了他的肯定。作品发表后，又得到刘益善先生的推荐，进而被《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转载，使作品得以更广泛的传播。由此，我不仅体会到作家与刊物的亲密之情，而且感受到了文学给我的生活带来的愉悦。
文学界有一句老话：“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的中篇小说《妈妈》的创作正是如此。我的生活经历，给我铺砌了两大块踏上文学之径的基石：一块是贫苦的童年，一块是瑰丽的军旅。我在苦难而宽厚的母亲的怀抱里长大，母爱的因子浸透了我的灵魂；22年军旅生活的风风雨雨，又使我时时刻刻牵记着母爱的情结，时时刻刻被母爱的力量支撑着，鼓励着。而立之后，我悟到了母亲的乳汁里有一种先天的文化，我找到了回报母亲的方式，那就是用我手中的笔讴歌母亲，用我虔诚的心诠释滋养一代代中华儿女们的母亲文化。因此，母亲和母亲文化便成为我多年一直思考和创作的重大主题。从《跪乳》、《归骚》、《铁戒指》、《话别》和《妈妈》，都是这种努力的结果。这其中有苦涩，也有甘甜。甘甜是成功后的幸福，它对于作家来说是十分短暂的享受。而苦涩却是漫长的，它不仅仅因为珍异难求，更在于如何发掘、深化和突破，如何用大视野构架。我一直注重把深沉、厚重和社会最底层生活的原生态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