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第48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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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获六十五名战俘，其中十八名战俘是反抗后才投降的，当场让郑朗击杀。一点也没含糊。
起事时是可怜，但起事后他们逐渐变成了一个个魔鬼，包括用良家女子做盾牌。一路杀的百姓不知凡几。
八十六人逃脱，郑朗就站在高岗上在几名护卫保卫下逐一数数的。到了傍晚，在悍边军追杀下，再次击毙五十七人，还有二十九人不知逃到什么地方。然而往哪里逃？此时四面八方仅是搜捕捉拿的军队就达到近两千人，还有数不清的衙役捕快壮丁参与其中，连老百姓也十分反感，纷纷协助官府捉拿。想要逃出这张天罗大网是不可能的。
击毙一百十三名义军，也就是说这支义军人数总共是二百六十四人，其中还有十几人是在高邮吸纳的亡命之徒，原来只有两百四十几人，居然让相关的十几个州府官兵退壁百舍。
郑朗早知道这一结果，可是看着这份情报，只是不停地摇头苦笑。
不改不行了，那怕吕夷简好心的进劝，他也要对军队动手。
将良家女子逐一派人送回去，缴获来的财帛几达十万贯抽出一万贯奖励将士，又从中拿出三万贯抚恤各州受害百姓家属，相对于许多受害家属，这个数额很小也代表着朝廷一点薄薄的心意，其他的，主要是金银与珠宝，一起轻装押向京城。
第二天郑朗便离开天长，向京城急驰，因为西夏使者到了。
来到亳州，夏竦迎出来，拉着郑朗的手说道：“这么快？”
“一些乱匪夏公不必惊诧。”
“行知我还是惊啊若是行知带了数千精兵，我不奇怪，只带了两百余人，这么快歼灭盗匪，怎能不惊。行知真乃有诸葛武候韦辅国之文武才也。”
“夏公，你不能夸，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哪里敢与诸葛武候与韦睿相比？”郑朗乐了。自己若有韦睿的武略早就将西夏平定，何来拖这个大大的尾巴，还要急行回京处理这个烂摊子。
“当之当之，行知只要从契丹平安返回，我大宋将会有重生之望也。”夏竦继续夸奖，发自他的内心。并且郑朗务实温和的作风，也让他十分喜欢。
郑朗也重感情，看看郑朗如何公正的评价自己，有功有过，即便说了自己一些不好的地方，夏竦服气啊，这些地方自己是做得不好，但没有泼污，功绩更没有隐瞒。反过来看看范仲淹、韩琦与庞籍，这三人都受过自己的恩，为什么一言不发。甚至他怀疑就是范仲淹指使君子党发起对自己的攻击，朝中宰辅就那些位子，不挤下自己，他如何上位？
不要怪他以小心之心度君子之腹，事实他就是一个小人，真小人。不仅他一人这样想，许多人都这样想。实际与范仲淹有什么关系呢，然谁让范仲淹是君子党的大哥大，于是范仲淹被贬后很悲催，流浪啊流浪，流浪四方。夏竦这叫有恩报恩，有怨报怨，你让我流浪，我为什么不让你流浪？
郑朗不知道他有这个想法，不然会停下脚步，与夏竦好好交谈开解一番。
要急着回京，也知道夏竦示好，但没有做停留，仅交谈几句，喝了一盏茶，便离开亳州，此时京城正在争吵。
先是韩琦与范仲淹联手上书，臣在西北看到用兵之处，若有指挥使得力，训练齐整，得将士之心肯用命。若指使用人不当，向下兵士，例各骄惰，不受指纵，多致退败。这是为下一件事铺做前题的，但先前一奏主要还是讲裁军。边上诸军人员，有很多是年老病患不得力之人，要早行选择。请朝廷于都知、押班以及近上内臣，选择差谙知边事者三人，二人前往陕西路，一人前往河东路，勾集管下屯驻、就粮诸军人员，共同拣选，如有年高、手脚沈重并疾患弱不堪披带，及愚戆全无精神不能部辖者，开坐申奏，发遣还阙，别与安排。再拣选武艺高强得力之人，升一两资，先行权管，再旨诏依本资叙迁，将校得人，士卒增气。
范仲淹又单独上一奏，做了补充。
臣看到朝廷派禁军屯边，内有诸处乡军以及贩卖商人，南方诸处增加的厢兵，各指挥内又有小弱怯懦之辈，道路百姓看到指笑。及到边上，不堪披带教阅，虚破禁军诸般请受支赐，浪费钱粮。今天又拨兵五千人前往秦州添屯，陆续有诸军于边上替换。秦州添屯是韩琦弄出来的事，韩琦此时后来悔莫及，但是他说的，于是默不作声。
范仲淹照顾战友的脸面，没有点破，未说对否。继续说请求朝廷仔细拣选，小弱不堪披带之人，不能让他们发边。所有年老患病之人，与剩员安排。各指挥人员年老疾患不得力者，也要拣下来，别与安排。各指挥十将内，挑选得功并武艺高强者，升一两资，权管勾当。如本指挥内十将内无可选拣，即于指挥内选拣，权管补填勾当。所定武艺高强，以弓弩、斗力及射术判别。
这些郑朗已在泾原路一一做过，但郑朗只做不说，当时战争危急，一干大佬在京城哭笑不得，只有任由郑朗在西北蛮干。
但郑朗不仅是拣选，还有练军，一边训练一边拣选于是泾原路军队战斗力渐渐形成，隐隐成了四路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可郑朗的方法范仲淹不能照搬，那是依靠市易带来的财帛支撑的，全国不可能学习泾原路的做法没那个财力。
另外不同的是裁军扩大到了整个陕西与河东。
这时范仲淹与韩琦不知道郑朗用意，郑朗之所以去灭定王伦，也是想使范韩二人之策得到实施，但郑朗的计划更庞大，他的目标是整个宋朝军队，禁军、厢军、乡军、蕃兵。
对宋朝所有军种进行一次大手术！
是一个庞大无比的计划，一旦成功，最少裁去三四十万以上的禁厢兵一年为国家节余一千多万以上的军费并且使整个宋军变得更强大。这次不仅将与反对派与保守派争斗，有可能还要竭力说服内心一直缺乏安全感的赵祯！
只要这件事做完了，郑朗就打算回家休息一段时间，此时在朝堂上生存太艰难。若是庆历新政真正发起之时，弄不好自己会成为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不过欧阳修又扮演了一次不光彩的角色。
对欧阳修的评价，郑朗不是很恶，他的私心绝对没有夏竦重不能说欧阳修大公无私，凭借他永远不批评皇帝这一条，欧阳修的德操便有了很大的问题。
但没有夏竦那样腹黑相对于司马光，也要好一些。
可欧阳修最大的毛病便是自以为是，又没有吕夷简那样的眼界，又认为自己是对的，并且一昧坚持要别人听从他的意见。他学问越大，这种自以为是的戾气带来的危害越重，侥幸是赵祯朝，对赵祯郑朗此时也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要认为他无为而治，实际有为，只是手段高妙－，包括宋朝发生的无数起重大危机，被赵祯于无形中化解，也包括党争，党争在赵祯朝便很严重，却没有形成危害，是因为赵祯用一些高超手段无形的化解。所以欧阳修带来的危害不及王安石与司马光。
宋神宗是好的，也有开创精神，可他缺少赵祯的手腕，于是让王安石的横冲直撞与司马光的腹黑形成严重的党争。
但欧阳修却在时时刻刻起着破坏作用。
本来韩琦与范仲淹上书引起赵祯注意，偏偏欧阳修又上了一奏。说了郭承佑的事。
朝廷以郭承佑为镇定路部署，但臣以为国家用兵五六年，挫尽朝廷威势，困却天下生灵，其失安在？不能说宋朝是战胜国，尽管郑朗两次大捷，将萧关以南领土全部收复，但在以前这里便是宋朝的领域，只是没有真正管辖，不算开疆拓土。几次战役严格意义是防御战，而开战之初是出征，是剿灭西夏，离这个目标还十分遥远。
欧阳修说挫尽朝廷威势也有几份道理，一个小西夏，仅七十余万户，不及陕西一路一半人口，打得如此艰难，胜也是败。
为什么呢，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次用材，心知小人，付以重任，后虽败事，亦终不悔。每有除拟，问于大臣，则说，虽知非材，舍此别无人。甚至塞人言，说，那你认为谁可用乎？臣常闻此言，退而叹息，所谓别无人者，岂是天下真无人乎？
说得有理，天下有人，可欧阳修你敢不敢用，比如张元之流，没有中第，却有些歪才，还有市井商贾贩夫之辈，这些人当中也有一些英雄豪杰，但他们不是科举出身，真用了，欧阳修以自己为正统的士大夫，会怎么说？
相比于用人，王安石虽激进，但说法倒更有积极意义。欧阳修只能是空谈，一个用外戚宠臣做重臣，一个用科举文人做重臣，效果是差不多，五十步笑百步而。
又说葛怀敏在西边，天下皆知其不可，当时议者但说舍怀敏，别未有人，难为换易。谁说的，只是范仲淹说过葛怀敏不可用，郑朗知道不可用，但未说，何来天下人？继续说下去，承佑庸碌之材，不及怀敏远甚，在澶州只知道筑城，差一点生起兵变，岂可当真定一路？臣以为朝廷不是不知道承佑非才，议者不过说，例当叙进，别无人。今天契丹生心，祸端已显，中外之士，见国家轻忽外患，驰武北方，人皆献言，愿早为备。忽见此除改，谁不惊忧？
让朝廷将郭承佑贬迁他处。
郭承佑是真的很无能，但这篇奏折不能这样写，简单说一句，真定路乃北方要地，需要派一能臣驻守，郭承佑能力不足，换一人吧。相信赵祯也会听进去。
赵祯也听进去，改罢郭承佑知相州。但心中颇有些不是滋味，前面欧阳修说西北是疥癣，起义才是心腹大患，现在又说契丹是心腹大患。但赵祯不是傻瓜，契丹人是有敌意，可没有西夏敌意深，起义也是多因为旱灾加上以前重敛引起的，倒底谁才是国家心腹大患。就这点财帛，往哪里放？
这样一想，便能想到很多。
郭承佑虽无能，可这个能与不能赵祯一时半会无从判断，至少在他做皇太子时，曾补左清道率府率、春坊左谒者。即位后迁西院副使兼阁道退事舍人，再迁西上阁门副使，是赵祯的心腹，这才让他主管真定路军队。
我的心腹，我所用的人皆不是好人，是小人，是奸邪（能不刺眼么？），只有你们这一派是良臣，是能臣，这是那一门子道理？欧阳修整篇奏折里又是一顶接着一顶的大帽子往下盖，盖得赵祯心神恍惚。他又想到了王举正、马端、夏竦、苏绅、吕夷简······眼下国家危机重重，赵祯还要依靠范仲淹与韩琦等人，没有说，并且一直没有说，可这种疑虑在他心中越来越重……
这也导致对于范仲淹与韩琦两个建议虽听，但没有下诏执行。
或者简单地用一句话来形容，好心，但办成坏事情。
其实相比于郭承佑的神马，范仲淹与韩琦的提议才是真正的大事件，想国家变得更好，应当想办法配合韩范将这两条落实下去，而不是搞出杂七杂八的事务，分去赵祯的心思。
但很快所有人注意力转移，七月，元昊又派吕尼如定聿舍、寮黎罔聿环、张延寿与杨守素，以及宋使邵良佐一道赴宋，继续谈判。宋朝提出九条，很有诚意的九条，然而元昊看到宋朝软弱，居然狮子大开口，不但称男不称臣
四百六十章 大计划（二）
使者未至，欧阳修再次进言，自从做了言臣后，他很忙……比谁都忙……
臣以为是和是战，众口纷纷，一是天下困矣，不和则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减少困难。一说羌人险诈，和而不肯罢兵，则与不和无异，是空包屈就之辱，全无减患之实。
前一种说法是主流，后一种说法是余靖韩琦等少数人的想法，认为必须战下去。宋朝困难，西夏人更困难。国家困难，大不了缓过这一两年，以后继续作战，将西夏活活耗死。
第三种说法是请和不过想退而休息，训兵选将，以为后图。然而以河朔料之，才和之后，因循废弛，为患转深。本来说得好好的，又开始狂热，持这种说法的人有，郑朗、范仲淹都有过类似的想法。可欧阳修好好地说到北方，为什么因循废弛，看到没有，赵祯又开始用资历任人为事，让郭承佑主掌真定路军队。
这玩意儿说过一次便行了，赵祯也下旨改郭承佑知相州，只是苦于没有找到替代的人选，才让郭承佑继续留在真定府，再说会让人很反感的。是赵祯，换作别的皇帝，就是李世民在位，也会将欧阳修拖下去，贬到岭南闭门思过。
正是赵祯，所以欧阳修才一次次地说，换成宋英宗，他又是另外一种活法，更精彩。
第四种说法是纵使元昊称臣，西边减费，犹有大可忧者，北敌必揽通和之事以为己功，过则有邀求，朝廷不答应，又兴兵革，是暂息小患于关西，复生大患于河北。
还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