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疯狂-第4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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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又置熊督师于何地呢？”杨嗣昌反对道。
如果把余子琏安排到这两个直面农民军的地方，明眼人都知道他是准备来替代熊文灿的五省总督的官职的。要不然，不会让余子琏挂着一个兵部侍郎衔来低配于这两个官职。
虽然现在崇祯皇帝和杨嗣昌对熊文灿确实有些不满，认为他未尽到剿灭民匪之责，可是现在的他们也不想立刻替换熊文灿。因为崇祯皇帝和杨嗣昌正在部署朝廷大军要围剿盘踞在谷城和房县的张献忠和罗汝才呢。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崇祯皇帝和朝廷绝对不会临阵换将的，更不用说来个双头指挥，搅乱剿匪的大军了。（未完待续。。）
第七百零一章汝宁军的安排
“那应天、凤阳又如何？”崇祯皇帝接着问道。
杨嗣昌没有直接回答，他分析道：“应天、凤阳故为重地，此地之亲民官不宜擅动。微臣知皇上所思，微臣也知余侍郎人才难得。可现在又难以安排余侍郎官位，斗胆猜测一下：皇上正为此事烦心吧！”
“正是！”崇祯皇帝点点头道，“爱卿正说出朕之所虑。”
“余侍郎此人，白手建起一支劲旅，不可谓不能；亲率所部敢战，不可谓不勇；思皇上所难而自退，不可谓不忠；知党人而远避，不可谓不智。可其久居地方，不知庙堂运筹，骤拔高位而无措，皇上正应扬其长而避其短啊！”
这话一下子引起了崇祯皇帝的兴趣，他立刻向前挺直了身子，急切地问道：“杨爱卿快说！”
“何为其短？根基太浅，其功不显。余侍郎入官场十数年，有六年为地方上一知县，除其在河南的上官，其在官场上并无交游。而其在短短三、四年间由一知县骤拔为部堂上官，说实在话，朝堂众臣很多只知其名不识其人，又何来敬畏听命？上传下达定会打上折扣，其做事也不能顺心如意，此大谬也。”
听了这话，崇祯皇帝是连连点头，示意着杨嗣昌接着说下去。
“而余侍郎之功，传闻朝野之，无非是此次勤王斩杀五百多鞑子，其他之功外人大多不知晓，很难服众。可是皇上和微臣却深知余侍郎所为何其难也。无饷无兵之下练出一支过万人强军，屡屡作战而一直维持不败。遍数朝野之臣，无人出其右也。余侍郎真乃是朝中出类拔萃之能臣。”
“因此，余侍郎所长就是在地方练兵作战，如置其在应天、凤阳。空置其能难扬其所长，反而为不美。犹如虎入笼中，甚为可惜。”
听到这里，崇祯皇帝立刻发问道：“难道杨爱卿是要朕大用余爱卿吗？可让其空处闲职，又如何用其之？”
“然也！微臣正是看好余侍郎，想要让皇上大用之。”杨嗣昌笑着说道，“依微臣所见，现南京兵部正是其善处之地。因余侍郎之部已留京师，其赤手空拳出京难以施展，正需给其一支强军。而南京恰有黄、刘两总兵。也正需文臣领军。今后有事也无需南京镇守卢公公救急，正所谓人尽其用也。”
“还有，襄阳熊督师所长只是招抚，兵事非其所能。万一战事有失，也有余侍郎在南京弥补。不会让局面难以收拾。”
听到这里，崇祯皇帝感到相当舒服。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他笑着问道：“杨爱卿所言：是否对余爱卿要大用。却不急着大用？”
“皇上圣明！”杨嗣昌立刻行礼道。
“可……可……”崇祯皇帝却又皱起了眉，吞吞吐吐地吐出了几个字，而且下意识地看了看身后的幔帐。
在崇祯皇帝身后的王承恩，他可是相当熟悉崇祯皇帝的习惯动作了。那幔帐后面可是待着记载《起居注》的翰林，所以现在的崇祯皇帝一定是有什么难以启齿之事要说。
于是王承恩眼珠一转，立刻问出了崇祯皇帝为难之话：“就怕余侍郎不知皇爷爷的苦心。心生怨望啊！”
“放肆！怎可背后说朕之肱骨？”崇祯皇帝立刻大声呵斥道。
王承恩把脑袋一缩，反正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被崇祯皇帝骂几句就骂吧，只要崇祯皇帝心中有数就行。而杨嗣昌也很明白崇祯皇帝的小手段。他仿佛像是没听到斥骂声一样，不紧不慢地回答道：“明日微臣将会亲自拜访余侍郎，会让余侍郎明白皇上的良苦用心。”
听杨嗣昌亲口答应去做这个恶人，崇祯皇帝大松了一口气，事情能解决，又能够保证自己的名誉，这让崇祯皇帝是相当满意。而今天之事总算是解决了一件了。
崇祯皇帝和杨嗣昌的想法确实不错，俩人的意见似乎得到了统一。可是在事实上，在对余子琏的安排，俩人却是有着很大的不同。崇祯皇帝是想把余子琏作为五省总督熊文灿的替补人选，而杨嗣昌是想把余子琏作为熊文灿的补锅匠。虽然在表面上看来，这两者并没有什么不同，可事实上余子琏将来的地位将是天壤之别。说到底，杨嗣昌就不想让余子琏接任五省总督。
至于余子琏去了南京以后，是否可以顺利地掌握总兵黄得功、刘良佐这两支明军？南京镇守太监卢九德和南京兵部尚书是否愿意把自己手中的权利分给余子琏？那更是一件麻烦事了。
喝了一口茶，崇祯皇帝接着问道：“杨爱卿！湖广之事准备完全了吗？”
杨嗣昌立刻躬身奏报道：“兵部已发文：甘肃总兵柴时华部和宁远总兵祖大弼部已从京城南下湖广，陕西总督郑崇俭率陕军出潼关趋襄阳、郧阳，而四川巡抚傅宗龙领川军入郧阳，再加上熊总督的湖广大军，已对谷城、房县一带四面围剿。这次更加上了南阳总兵李禄部和汝宁总兵吴世恭部，力求雷霆一击，一战而定民贼之事。”
随着内地的明军主力大批调往北面勤王，除了中原各地的小股农民军还在四处活动以外，已经受抚的张献忠和罗汝才两大农民军主力也有了蠢蠢欲动之势。
主管谷城和房县等处的地方官员不断地上报两军心怀叵测的情状，说“张献忠入据谷城，屡次不听调遣，将要待民间田熟，分其夏秋之粮，稍不遂意，就会再起刀兵”；“罗汝才诡称以所部屯田，并未让部队种地，这样带刀而耕，稍有不满，就将重新起事，铤而走险”。
于是一直作为主战派的中坚，持着“攘外必先安内”战略的杨嗣昌就提出：趁机调集大军先发制人，把驻防在谷城和房县的张献忠和罗汝才的农民军主力彻底消灭。
崇祯皇帝本来是一意招抚的，对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没有什么主见，但他也感到大患不除总不能心安，因此最后也同意了杨嗣昌的计划。
其实这次朝廷的计划倒很有道理。因为闯王李自成长时间在深山老林，已经很长时间不在外界露面了，所以朝廷以为李自成可能已经身亡，已经不构成威胁。而现在只要彻底消灭了张献忠和罗汝才，那农民军的三大巨枭就将完全剿灭，关内的民贼之乱也将一举扑灭。
如果战事顺利，朝廷将会节省大量的粮饷，也将抽调出大批与农民军作战的明军主力至辽东，之后将在蓟辽总督洪承畴的率领下，集中明朝所有精锐，一鼓而把辽东的满清平定。
“汝宁吴长敬？”听到了吴世恭的名字，崇祯皇帝有些意外，“那吴长敬不是已被洪督师索要，要其赴关外与鞑虏作战吗？”
当吴世恭擅杀山东总兵丘磊以后，朝廷是一片哗然，这简直就是**裸地挑战朝廷的权威。可是当众臣讨论该给吴世恭治什么罪？朝廷却一直拿不定主意。
按理说，擅杀朝廷命官，那就是死罪。在明朝，就是平民百姓的勾决都只是皇帝才有的权利，更不用说命官了，所以那生杀大权绝对不会让一位武官染指的。
可是吴世恭又刚立了滔天的战功，给外族敌军造成上万伤亡的大捷，这在明朝三百年的历史上也仅仅有那么几次，所以吴世恭的功过完全可以相抵。那么朝廷又该给吴世恭什么封赏呢？
就在这时候，刚接任蓟辽总督的洪承畴为朝廷解决了这个难题。因为洪承畴很了解吴世恭的汝宁军的战斗力，在以前他也很想把汝宁军调到陕西围剿农民军，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这个想法。而这次洪承畴想要调集明军精锐至辽东作战，他当然不会放过刚在与清军的大战中建立了功勋的汝宁军了。
于是朝廷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洪承畴的要求，崇祯皇帝也批复了兵部的调令。可是现在崇祯皇帝又听到汝宁军将要参与农民军的围剿，这让他是相当吃惊。
“吴总兵与李总兵在河间虽立有大功，可其部伤亡也不小，正回汝宁、南阳整军。而现在朝廷也正集中民贼四周官军剿匪，有这两支劲旅加入，也平添三分把握。等此战一结束，再调吴总兵至辽东。吴总兵其人德虽亏，可其军还是甚强。待这两战结束，朝廷再事后论功行赏。而吴总兵之汝宁营也无虑耳。”杨嗣昌答道。
杨嗣昌的意思很明白。当时朝廷之所以要调吴世恭的汝宁军去辽东，那就是希望汝宁军能够继续与清军消耗实力。而现在有机会让汝宁军与农民军消耗实力，那消耗两次总比消耗一次效果好上许多。
“善！”崇祯皇帝果然对杨嗣昌的安排很满意。
见崇祯皇帝脸上显出了倦意，有些要结束谈话的意思，杨嗣昌连忙汇报起孙传庭的事：“皇上！孙巡抚又上奏乞骸骨，说其耳聋难任保定总督一职，恐其还是惧辽东鞑子在其防线内再次入关吧！皇上！此奏阁议该如何回复？”（未完待续。。）
第七百零二章谷城再反
作为陕西巡抚孙传庭，他在西北的战绩相当不错，可其为人却颇为狷狂高傲。当此次勤王，孙传庭率秦军入卫京师被任命为负责南线的总督后，他就不断地指责杨嗣昌调配指挥失当，同兵部弄得关系十分紧张。
孙传庭的指责并没有错。因为此次抵御清军的全盘指挥确实是由杨嗣昌所负责的。虽然杨嗣昌也是一肚子苦水，明军将领之间的相互倾轧啦（例如卢象升和高起潜之间的矛盾）；明军的信心丧失啦（例如孙传庭本人的秦军望风溃乱）。可不管怎么说，作为总指挥的杨嗣昌总是逃脱不了责任的。
可是杨嗣昌这人的气量并不大，口角多了，再加上以前与孙传庭的旧恨，俩人之间的关系就形同水火，已经结下了深仇。
但是当清军出关以后，崇祯皇帝下令让杨嗣昌主持评定文武官员的功过以后，所有人都明白，杨嗣昌不仅圣眷未失，而且更加受恩宠，所以孙传庭也不敢再顶撞，想要惹不起而躲得起了。
这时候的孙传庭因为上火，一只耳朵聋了，更因为对杨嗣昌的不服气，于是他就屡次上疏请求去职养病。
可杨嗣昌又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呢？现在的他连谎报卢象升未死的事情都干得出，再陷害一下孙传庭也是毫无心理压力。于是杨嗣昌趁机屡次攻击孙传庭假托疾病，不愿担任保定总督这一危险的职务。
所以当再次听了杨嗣昌的话以后，崇祯皇帝立刻是火冒三丈，他怒喝道：“还想要挟朝廷，心存怨望？给骆养性说一声：收入诏狱治罪！”
王承恩立刻向殿门口随侍的小太监示意，让他立刻向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传达崇祯皇帝的口谕。就这么来回一句话，孙传庭就倒霉了。
又一位明末朝廷的能臣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而这一恶果又来自崇祯皇帝的随心所欲。我们一直说，崇祯皇帝为人相当刻薄，导致群臣失心。可这点还不是最重要的。
作为天子，最好当然是仁厚，可是处在明末国难当头，做皇帝的残暴一些倒也无妨。可是看看崇祯皇帝对待杨嗣昌和孙传庭的不同做法，他驭下时连最起码的公平都做不到。没有了公平，哪里来的群臣归心呢？
崇祯十二年五月初九日，谷城。
“城里的人都安排进去了没有？”张献忠问李定国道。
“可望和能奇已经带二百弟兄混入城中。他们已传出消息：城中毫无防备，约定四更攻城。孩儿愿立下军令状。天亮前保证把谷城交到干爹手中。”李定国说道。
对于李定国做事，张献忠还是很放心的。他满意地点点头，笑道：“官狗以为他们的调兵遣将我们不知，没想到早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这次我们再吃口肥肉，之后就去房县曹操那里。要好好地给官狗一些颜色瞧瞧。不过你也不要大意，到底城中还有二千多官狗。”
“是！干爹！”李定国立刻答应道。“不过干爹您放心。有了您刚交给孩儿的兵器，打下谷城那是更有把握了。就是有些可惜，如果再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也能多买上一些这样的兵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