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你未来15年的世界 下一轮全球趋势-第1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章 全球大蓝图 人口变迁带来的剧烈震荡（1）
事实上，每个国家今天都正经历着历史性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人口平均年龄都在增长。历史上，同一时期内，类似的人口结构变化只会偶尔发生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因为战争或瘟疫常常会夺走一部分年轻人的生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法国的青年男子分别减少了大约10％，高达300多万。爆发于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波及10多个国家，据称导致3 000万人死亡，而死者主要集中在15~35岁年龄段。而这一次，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一样，先是经历了超常的生育高峰，紧接着又迎来超常的生育低谷，这是有史以来头一回。然而，这种人口变迁的成因及其导致的经济后果，在各国却又不尽相同。
由于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欧、美国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亿万夫妇选择了晚婚晚育，而一旦世界重归和平，经济日趋繁荣，他们反而比上一代人更愿意多要孩子，由此形成了最初的生育高峰。几乎与此同时，很多欠发达国家也迎来了生育高峰，不过其成因与发达国家并不一样。在这些国家，由于基本医疗卫生条件大幅改善，新生儿成活率空前提高，因而出现人口膨胀。在欧洲、亚洲和北美地区，人口膨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医学进步正在不断提高人均寿命。1960~2000年，美国、日本及欧洲的人口平均寿命提高了7~13年，65岁以上老人平均活到83~85岁，而同一时期，中国人均寿命差不多翻了一番，从36提高到70岁。
然而，到了下一代，生育高峰带来的工作机会，尤其是妇女工作机会，不断增多，而婴儿养育开销却越来越高，再加上避孕成本十分低廉，因此，全世界妇女宁愿少生孩子，这一系列本不相干的因素最终导致生育高？##┤欢梗浣幌嘧饔迷斐闪耸澜缟洗蠖嗍易？9世纪早期开始形成的一代又一代稳定而有序的人口结构急剧变化。
一个家庭，几十年来，如果夫妻双方的收入持续增长，然而，一方却在一夜之间丢了工作，而另一方也无计可施，结果会怎样呢？首先，这肯定是一场家庭危机。日常饮食更加简单，度假次数越来越少，所开汽车越来越旧，抛锚频率越来越高，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教堂或学校助人为乐。最终，甚至婚姻也会因为这场危机而宣告破裂，而这个家庭的孩子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其表现几乎必然受到影响。
如果这种危机发生在一个国家，结果也是一样——此时，那些能为国家提供从食品、药品到教育以至尖端武器的有工作能力的人口不断减少，而那些失去工作能力、期待政府帮助的人却在持续增多。假以时日，这个国家的生活状况也会在各个方面不断恶化。从事生产者越来越少，而接受供养的老人越来越多，结果就是税收增加、投资减缓。投资减缓意味着国民收入增长变慢，甚至停滞不前，更糟的是税收还要不断提高。由于国民收入增速减缓，加上人们对提高税收的天然抵制，政府在国防、教育、医疗、公共设施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投资就会越来越少。
人口变迁对社会的影响十分巨大，可是我们并没能彻底预见由此导致的终极后果。自从1798年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发表那篇著名的人口论文开始，人们就一直担忧不已的就是，许多国家今天经历的这种人口膨胀，远在生育高峰出生的那批孩子成年之前，就已经造成国家资源匮乏、经济萎靡不振的局面。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文现在已经少有人读，但是他的人口假说还是与很多人的想法不谋而合。近至上世纪70年代，美国科学院与联合国共同发出警告：由于世界人口激增，大多数人的生活境况将会因此恶化。由约翰·洛克菲勒三世（John D。 Rockfeller 3rd）牵头的总统学术与公务员委员会也宣称：“我们的结论是，人口持续增加对国家并无益处，只有放缓增长步伐，实现人口零增长，才能争取时间解决由此累积的各种问题”。这些人与马尔萨斯一样，忽视了新技术创造新资源的巨大能量，低估了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增人口创造财富的巨大潜力，也不明白社会、经济本身具有应对形势变化的良好自我调节能力。
第一章 全球大蓝图 人口变迁带来的剧烈震荡（2）
面临收入减少而支出增加的困境，一家人其实可以有所作为。比如，父母可以重回学校，学习新技能，找到好工作；也可以联络兄弟姐妹，集中财力，同舟共济；或动员长辈削减医疗开支。尽管一个国家在这种处境下必须兼顾其他因素，不过也跟一个家庭一样，可以积极应变。在美国，整个社会已经掌握了新的应对本领：政府加大投入，企业家雄心勃勃，科学家兢兢业业，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因此，生产者虽然减少，生产力反而持续提高。中国同样选择了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并且走得更远。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冲破革命思维与极左意识形态的藩篱，面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模式，毅然开放保守落后的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当今世界，美国、中国、大多数东亚国家及一些欧洲国家都在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高等教育投入，并且也都取消了对外国制造业的限制，实现了完全开放。
由于上述变化，美国制造业最终丧失了三分之一的工作岗位，欧洲与日本也是一样。有所不同的是，欧洲与日本继续实行产业保护，而美国由于取消保护，导致制造业竞争更加激烈，工作压力不断提高，从而使得大批制造业工人转向其他行业。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为应对生育高峰出生的那一代人年老退休而造成的劳动力短缺，美国政府扩大边境开放，吸纳大量移民以补充劳动力，而其他发达国家则依然国门紧闭。在中国及东南亚，数以亿计的国民由于这些急剧变革失去了传统的谋生手段，而新兴产业的发展又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这个地区新生儿的低死亡率导致了平均生育数量的减少，因而千千万万亚洲妇女也选择外出工作。
一些国家因为政策得当，已经成功地把人口膨胀转化为经济奇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亚国家加大教育和医疗投入，国民身体素质和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到七八十年代，这些国家就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爱尔兰的生育高峰比东亚及欧洲其他地区来得晚一些，自90年代早期开始，以“凯尔特之虎”（Celtic Tiger）闻名的爱尔兰成为全欧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很多人把爱尔兰的这一经济成就归功于政府对外国IT企业降低税负、放松管制，但也有经济学家指出，80~90年代进入市场的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增劳动力为爱尔兰经济发展做出了40％的贡献。
从生育高峰到生育低谷的周期变化对国家政策走向的影响越来越大。在韩国、爱尔兰等小国，由于经济持续繁荣，即使生育高峰出生的那一代人年老退休也足以保障他们衣食无忧，然而，那些对人口增长没能因势利导的国家却是麻烦缠身。德国、法国、日本及多数拉美国家，由于经济结构十分稳定，不太容易利用新技术创造新岗位，因而忽视了新增人口的就业需要，或者把他们当成负担，再加上这些单一民族国家也不欢迎外来劳动力，所以过去15年，日本与大多欧洲国家都没能分享人口增长推动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未来15年，这些国家的高峰人口一旦大量退休，国民经济必将遭受重创，而少有回旋余地。拉美国家生育高峰出现较晚，今天正赶上大量劳动力涌入市场，这些国家应对后续问题虽然尚有时日，但其前景更加悲观。在拉美地区，由于两代军事独裁政权都不重视国民教育，拒不实行现代化政策，留给继任者的必然是经济增长迟缓、政局动荡不稳。
各国发生的这些变化，以及为此采取的不同应对措施，正在对世界各地的国民经济和日常生活产生强烈冲击。在日本和大部分欧洲国家，劳动力已经因为生育低谷而开始持续萎缩。除非通过发展机器人技术造出大量机器工人，否则，今后15年，单是因为劳动力短缺就会降低储蓄，减少投资，全面影响经济发展。而在其他主要国家，劳动力会持续增加，但增速也会逐渐减缓，因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日本和欧洲所面临的问题，不过程度要温和得多。以美国为例，从现在到2020年，通过大量引进两代高素质移民可以大大减缓人口减少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东亚、东南亚或者还有印度，这些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国家则可以通过大幅改善医疗条件，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从而延长国民工作年限，提高生产力水平，以此化解生育低谷带来的种种问题。今后几年，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不管增多还是减少，高峰人口年老退休造成的社会影响都是极其显著的。未来15年内，上述国家的老年人口比例将会达到35％~60％，政府不得不因此提高税收以扩大公共支出，甚至为支付老年人的退休金和医疗费而不得不面对巨额财政赤字。在这些国家，由于纳税人数减少，经济增长放缓，国民财富缩水，政治观点分歧日益加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最终难保不会导致激烈的政治冲突。
第一章 全球大蓝图 全球经济新气象（1）
世界主流经济运行方式发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变化，这成为改变未来社会生活形态的第二个重要历史性因素。过去30年，国际贸易与海外投资持续增长，增长速度达到各国国内贸易与投资总额增速的两倍，全球经济因而呈现全新气象。到2020年，欧洲人、美国人和亚洲人衣食度用所需要的产品与服务将主要来自那些发展速度快、工资水平低的国家，这些国家除了中国，还有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西、波兰、罗马尼亚、突尼斯以及加纳等。在罗马尼亚，目前已经有雷诺、大宇以及戴姆勒—克莱斯勒投资生产汽车，有惠普和IBM生产计算机零部件，而宝洁、高露洁和可口可乐也在这里大展宏图。欧美人喜欢的可口可乐、固特异轮胎、宝洁化妆品也很可能产自墨西哥的生产工厂，先锋食品公司、美国铝业公司及可口可乐公司也都已经在加纳投资生产。
20世纪90年代学者与政治家们开始谈论全球化，然而，追本溯源，全球化其实从70年代就开始了，那时发达国家内部及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开始呈现出不同于过去几百年的新特点。导致国际贸易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就是，1971年美国单方面终止二战之后形成的固定汇率机制。西方跨国公司因而第一次实现了海外利润的自由兑换，而货币汇率此后也随着市场需求而灵活浮动。改变国际贸易特点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就在同一时期，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把原油价格提高了三倍。各大公司在削减成本的同时，纷纷睁大眼睛，在那些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寻找机会，因为在这些国家，除了石油，什么东西都比西方便宜得多。随之而来的就是海外投资规模急剧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国家，欧美公司大大拓展了海外事业。由于人口增多，医疗条件改善，教育程度提高，这些国家从而拥有了技能熟练而工资低廉的大量劳动力。到20世纪70年代末，大量西方跨国公司已经在整个东亚地区广设工厂，输入技术。由于投资转移，美国、欧洲和日本开始丧失大量的制造业岗位，而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奇迹却应运而生。
但是，那个年代并没有出现真正的经济全球化，因为当时国际经济联系主要发生在两大阵营内部，而两个阵营之间少有往来。一个阵营称为“自由世界”，主要包括亚洲、拉丁美洲和###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主要向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出口石油、矿石、食品等产品，而发达国家之间交易的则主要是深加工的精细产品。另一个阵营包括苏联、东欧、中国、印度和古巴，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模式与“自由世界”内部大体相当。在长达50年的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彼此对立，经济上几无联系。
20世纪90年代，政治、经济彼此隔绝的两大阵营突然瓦解，因而改变了国际经济的基本形态。首先，1989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经济阵营由此瓦解。欧美及日本的各大公司第一次有机会进入拥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当时正忙于解决大量新增人口的教育问题。对西方公司来说，不到十年时间，就获得了亿万劳动力资源，而其工资成本比雇佣本土工人，甚至也比雇佣亚洲新兴国家和拉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