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2005读者合订本-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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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有两大难题：一、穷人总是多数；二、傻子总是多数，少数服从多数，聪明人必然吃亏。
本文摘自《读者》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助人；是为了快乐
作者：优游
我只比表弟小强大六岁，但想法却天差地别——我以为天经地义的，他却认为缺乏逻辑。那天，看到一则有关失学儿童的报道，我眼泪汪汪地建议“要不然我们捐300元”，话音刚落便遭到小强的嘲笑，他还说出一番道理：“第一，这类事情，社会福利机构和保障部门责无旁贷，怎能频繁以号召募捐的方式嫁接到个体身上去？第二，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助人为乐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瞠目结舌，差点没晕过去：“好处？助人为乐属于人格完善的范畴：助人者，善良也；不助人者，冷漠也。帮助别人又不是投资，居然还指望回报？这么多年从小学到大学你接受的教育全失败了！”
学经济的小强反驳我说：“不，愿不愿意助人跟‘人格’什么的没有直接关联，而是一个经济范畴的话题，表明了‘投资’与‘回报’的关系。”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列了一张表，题目是“助人的支出”：
假设支出300元，这300元如果用于自我投资，等于——
1、一张256MB的数码相机存储卡。
2、躺在豪华影院里，把《指环王》三部曲翻来覆去看三遍。
3、买4套北京博物馆通票，看卢沟晓月、紫檀艺术、爬碓臼峪。
4、把女朋友渴望已久的几米绘本系列送给她。
5、请朋友在星巴克消磨若干个下午。
……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时尚青年来说，他认为以上支出才是有价值的投入，而且其成效立竿见影，比如，女朋友的笑脸，朋友之间的倾心交流，旅游、看电影时感受的身心愉悦。这些“回报”近在咫尺，触手可及；至于远方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小孩儿，于他又有什么意义呢？300元的捐款，既不能使小强们青史留名，也不意味着将来会有人登门报恩。他说：“我每月依法按时纳税，国家用于扶贫救灾的拨款里也有我的贡献。既然我已经尽到了‘责任’，那为什么还一定要去献‘爱心’呢？”
他的逻辑听上去很奇怪，这是“独一代”的逻辑么？“独一代”，是人们对生于80年代后、独立性强、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生子女的统称，这一称谓，褒贬参半，喜忧参半，意味深长。
我怔怔地看着他，说不出话来，能用长辈教育过我的一套去跟他说吗？要学雷锋啊！他会问，为什么要学雷锋啊？因为雷锋是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人。他又会问，为什么要做伟大的人？我只想做个普通人；有小算盘、小欲望的普通人。还有，雷锋幸福吗？雷锋连场正儿八经的恋爱都没谈过……新人类成长得太快了，快得让传统的道德说辞都变成了古董。
虽然新人类不是靠“大道理”去说服的，但他们毕竟还是有血有肉的人。过几天，小强跑过来，叽叽喳喳跟我讲他的见闻：“我被头儿派去采访一个女孩儿，她得了癌症，从确诊到今天坚持了四年之久，创造了生命的奇迹。站在她家客厅中央，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女孩住在北京？离繁华的西单商业街只有一步之遥？18平方米的斗室（包括厨房卫生间在内）住下爸爸、妈妈、她三个人。古老的地板革，石灰扑簌的墙面，无不表明这个工薪家庭的经济状况……”这个女孩需要帮助，父母两人一个月收入才一千二，而她一次急诊，住院押金就要两万。“我要活下去”，隔着小强的转述，我都能看到女孩儿倔强的生命之光。
“你会不会捐钱？”我目光灼灼地问小强。
“让我想想。”小强有些沮丧，显然他心中的某一根弦已经被强有力地拨动了，不过，他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支撑他的“投资”逻辑：“捐钱，助人为乐——有什么‘好处’吗？”
第二天，小强回来后告诉我，他捐了300元。“看，善行不一定给人带来看得见的好处，但我们应该去做。”我以为他终于放弃了他的逻辑，谁知他淡淡看我一眼，并不作答，而是又给我列了一张表，这次的题目是“助人的回报”：
支出300元，得到的回报是——
l、女孩儿先惊后喜的表情，然后泪花一下子涌到眼眶却流不出来，只是冲着我点头，动人地微笑，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微笑，比赫本在《罗马假日》里清纯羞涩的微笑还要美。
2、女孩儿父亲蹬车送我去地铁站，这是成年以后第一次坐在别人的车座上，耳边的风声跟儿时一样温馨安静。
3、忽然觉得世界很干净，包括拥挤的地铁、地铁中的乞者、大大咧咧的售票员……与热闹的生活贴近了一分。
４、在这个冬夜，心里面如释重负的安宁，有一种温暖比毛皮大衣还要暖，涌上心头，以前从未体会过。
5、如果把300元用于个人投资，仅仅收获一次微笑、几本书、几个有形的物体，其有效期是几秒钟、几天、几个月，而这一次的有效期，可能是一年，甚至可能是一辈子。
“我在想，有些‘时尚项目’那么贵，而我眉头也不皱一下，为什么？因为它们能满足某种心灵诉求。谁知这微不足道的300元在短短一瞬间给我的震撼，并不逊色于‘时尚项目’。由此可见，善行同样是有‘回报’的，回报的是双重快乐，所以更值得我们付出。”学经济的小强还是用他那套逻辑在分析。新人类不说“应不应该”，而说“值不值得”，只要能带来生命中真实的幸福感，他们就心甘情愿地为之“买单”。
自那以后．我看到“助人”和“去星巴克”、“看几米漫画”一样，成为小强“时尚消费”中的一项，古老的悲悯情怀与新人类的逻辑从此殊途同归。
本文摘自《读者》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亲手”的魅力
作者：陈大超
为了向阵亡的美军士兵的家人表示慰问和哀悼，按照传统，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应该在军方发出的吊唁信上亲笔签下自己的名字。可是这位国防部长却在这件事上偷起懒来，在2004年发出的吊唁信上，他用的全是机器复制的签名。现在的机器，可是越来越先进了，先进得连签名都可以代替人干了。只是，这种事也能让机器代替自己干吗？不知道在指挥打仗上很有一手、总是想得很周到的拉姆斯菲尔德，在这件事上是怎么想的。
此事被人捅出之后，媒体上立刻传出了拉姆斯菲尔德在国会“遭围攻”的消息。国会议员纷纷就“代签事件”指责拉氏“冷漠无情”，说他这样做是对阵亡将士的家人“缺乏起码的尊重”，说他“太轻视这些信件，既然总统都能挤出时间在这些信上签字，国防部长却‘没时间’实在说不过去”，说“那些阵亡士兵家人只是希望能从吊唁信上看到国防部长还能抽出时间想到死去的这个年轻人，哪怕这种关心只是很短的一会儿，可是他却漠视这个小小的愿望”，不少议员还因此发出了请这位国防部长下台的呼声。于是，拉姆斯菲尔德立刻发表声明：从现在开始，每一封经他手发出的吊唁信都将留有他的亲手签名。
联想到前不久我们国家出现的一件事。一位大学生用电脑打印的信，居然被他的父亲拒收！他父亲说：“就是手写的字再丑，你也得用手写！”这使我想到，愈是在机器们无所不能的高科技时代，人们愈是希望通过亲手写、亲手做的方式来表达关怀之情、友爱之心、互助之谊；至于表达亲情和尊重，那就更是不能让机器代劳啦。昨天我还听见一位老人在抱怨：“我最讨厌的就是孩子们用电话、电脑来问候，还用电话、电脑来拜年。他们倒是感到方便了，可我的心却总是空落落的。我看那些发明电话、电脑的人，都没安好心。”
不是发明电话电脑这种机器的人“没安好心”，而是我们必须在使用这些机器时须更加“用心”。所以，前几天晚上我去看一个朋友的孩子时，就不仅只是问他冬天的衣服带够了没有，床上的被子是不是足够暖和，而且还动手去摸了摸他的棉被和棉絮———就是这一个亲手摸的动作，让他感动得连夜给他爸爸打电话，说我对他的关心“非常细致，连床子的铺盖都动手摸过了”；他爸爸也连夜打电话来表示感谢，说孩子在我们这里的学校读书，真是让我费心了。其实，上一次降温时，我只是给那个孩子打了一个电话。我想一个孩子嘛，我打一个电话关心一下就行了。那个电话打过之后一点“反应”都没有。不是人家没“反应”，而是用机器表达的感情，总是隔着许多东西——也可以说总是缺乏足够的诚意。
机器再先进，也是没心没肝的设备；人手再笨拙，也是十指连心———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美好的高级别的享受，永远是心与心的亲近、心与心的坦诚、心与心的辉映、心与心的温暖。而亲手写、亲手做，就是让人通过你伸出的手，感觉到你的“亲”，看见你的“心”。
摘自读者2005年第6期
“清贫”生活与幸福指数
作者：张心阳
前几天从报上看到一篇短文，说现在的法国人流行一种新生活，这种生活不是让自己如何更现代、更时尚、更奢华一些，相反，是让自己“清贫”地生活。其实，不只是法国人流行“清贫”地生活，在德国，我所知道的是，尽管奔驰轿车跟他们德国的名字一样值得骄傲，但他们家庭用的大都是排气量很小的车辆。再说美国，其宾馆里的电视机，大都要比中国落后10年。
从这些西方人的“清贫”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点，这就是对自然环境的自觉保护意识。比如羊毛服装，毛从何来？“羊毛出在羊身上”；羊又从何来？来自牧场；过量的羊群啃食草地，就是对自然环境的一种破坏。再说德国人，用本国的名牌产品不是体现爱国吗？不。地球能源如此紧张，开大能耗的汽车只为给自己长脸，不仅是不爱国，而且也不爱全人类。
对于人类的发展和生活改善，人们往往有一个误解，就是以为自己使用的物品越新颖、越高级、越奢华，生活的质量就越高。其实，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全人类，一切发展的成功标志是看生活的幸福指数。这个指数并不仅仅是物质条件决定的，还要看人的精神生活。如果一个人或群体拼命地劳作，尽管拥有豪华的住宅、家具和轿车等，却没有一点闲适，没有一点淡雅，不能去参与一些社会公益活动，总处在疲于奔命之中，有多少幸福感？而“清贫”闲适的生活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创造，它创造的是精神生活，人们在诸多的自由谈论、交游中获得精神的愉悦和启发，不少文学名篇不正是从茶馆里“泡”出来的吗？
我们发展中国家的人过了太多清贫的日子，追求幸福、富裕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但在追求富有的过程中，倡导节俭的生活或者叫更高质量的生活，应该说是明智的。
摘自读者2005年第6期
巴甘的蝴蝶
作者：鲍尔吉。原野
人说巴甘长的像女孩：粉红的脸蛋上有一层黄绒毛，笑起来眼睛像弓一样弯着。
他家在内蒙古东科尔沁的赫热塔拉村，春冬萧瑟，夏天才像草原。大片绿草上，黄花先开，六片小花瓣贴在地皮上，马都踩不死。铃兰花等到矢车菊开败才绽放。每到这个时候，巴甘比大人还要忙：他采一朵铃兰花，跑几步蹲下，再采红火苗似的萨日朗花。那时他三四岁，还穿着开裆裤，经常露出两瓣屁股。
妈妈说：“老天爷弄错了，巴甘怎么成男孩儿了呢？他是闺女。”
妈妈告诉巴甘不要揪花没，说花会疼。他就把花连土挖出来，浇点水，随便载到什么地方。这些地方包括箱子里，收音机后面，还有西屋的皮靴里。到了冬天，屋里还能发现干燥裂缝的泥蛋蛋，上面有指痕和干得像烟叶一样的小花。
巴甘的父亲敏山被火车撞死了。他和妈妈一起生活，庄稼活比如割玉米，由大舅江其布帮忙。大舅独身，只有一皮3岁的雪青骟马。妈妈死后大舅搬过来和巴甘。
妈妈不知得的是什么病，其实巴甘也不知什么是“病”。妈妈躺在炕上，什么活都不干，额头上蒙一块折叠的蓝色湿毛巾。许多人陆续来看望她，包括从来没看到过的、穿一件可笑红风衣的80岁的老太太，穿旧铁路制服的人，手指肚裂口贴满白色胶布的人。这些人拿来点心和自己种的西红柿，拿来斯琴毕力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