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2005读者合订本-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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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忘记了应该对我做出的惩罚，尽管他显得更加气愤，可是这类气愤由于性质的改变，我能够十分轻松地去承受。
我装病的伎俩逐渐变本加厉，到后来不再是为了逃脱父亲的惩罚，而是开始为摆脱扫地或者拖地板这样的家务活了。有一次我弄巧成拙了，当我声称自己肚子疼的时候，我父亲的手摸到了我的右下腹，他问我是不是这个地方，我连连点头，然后父亲又问我是不是胸口先疼，我仍然点头，接下去父亲完全是按照阑尾炎的病状询问我，而我一律点头。其实那时候我自己也弄不清是真疼还是假疼了，只是觉得父亲有力的手压到哪里，哪里就疼。然后，在这一天的晚上，我躺到了医院的手术台上，两个护士将我的手脚绑在了手术台上。当时我心里充满了迷惘，父亲坚定的神态使我觉得自己可能是阑尾炎发作了，可是我又想到自己最开始只是假装疼痛而已，尽管后来父亲的手压上来的时候真的有点疼痛。我的脑子转来转去，不知道如何去应付接下去将要发生的事，我记得自己十分软弱地说了一声：我现在不疼了。我希望他们会放弃已经准备就绪的手术，可是他们谁都没有理睬我。那时候我母亲是手术室的护士长，我记得她将一块布盖在了我的脸上，在我嘴的地方有一个口子，然后发苦的粉末倒进了我的嘴里，没多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睡在家里的床上了。我感到哥哥的头钻进了我的被窝，又立刻缩了出去，连声喊叫着：“他放屁啦，臭死啦。”然后我看到父母站在床前，他们因为我哥哥刚才的喊叫而笑了起来。就这样，我的阑尾被割掉了，而且当我还没有从麻醉里醒来时，我就已经放屁了，这意味着手术很成功，我很快就会康复。很多年以后，我曾经询问过父亲，他打开我的肚子后看到的阑尾是不是应该切掉。我父亲告诉我应该切掉，因为我当时的阑尾有点红肿。我心想“有点红肿”是什么意思，尽管父亲承认吃药也能够治好这“有点红肿”，可他坚持认为手术是最为正确的方案。因为对那个时代的外科医生来说，不仅是“有点红肿”的阑尾应该切掉，就是完全健康的阑尾也不应该保留。我的看法和父亲不一样，我认为这是自食其果。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4期
意大利学生凡玛朵
作者：何杰
她的名字叫凡玛朵，大家叫她麻烦多。我叫她凡玛，省事。教她可是心分八瓣也不够使的。一个女孩子既不漂亮，又不文静。不漂亮也罢，爹妈给的。安稳点儿总可以吧，不，她几乎一刻也不停地给你制造麻烦。
她的调查表写着父亲是意大利籍，母亲是美国籍。住意大利，又在美国上学。得！无拘无束加傲气，她都有。你和她谈话，她用两个鼻孔对着你。头总是高昂着。她的鼻子翘翘着，周围像撒了茶叶末一样，长了一层小雀班。脸上的每一个部位，连那个小雀斑仿佛都在宣布：“不屑一听”，要不就是“嗤之以鼻”。她个子不高，却叫你永远感觉她在君临天下。
上课，学生守则的第一条，就是着装整齐。她穿一双50年代的木呱嗒板来了。坐下吧，还不。她“呱嗒呱嗒”走到大家眼前，抬起脚说明：“看，比荷兰的木鞋科学。脚自由。”是呀！我小时也穿过，倒没注意它的宝贵。新鲜的视角！当然不能批评她啦。只是弄不清她从哪淘换来的？
过两天，她又来了新花样。仲夏三伏天，穿游泳衣在水里都热，我们的“麻烦多”竟穿了一件男人的中式对襟夹袄。紫蓝色的绸缎面上面是团形的寿字图案。我怀疑是从寿衣店买来的。一问，还真是。我埋怨卖衣服的人，怎么也不告诉人家，人家是外国学生。凡玛立即解释，老板告诉她了。那我就不明白了，凡玛，怎么活着，你就穿在身上了呢。凡玛朵不以为然，脸上的每个零件又都在炫耀：
“看我多美！”
凡玛朵说：“它是漂亮。死的、活的都是人。穿它非常漂亮。美啊！”凡玛朵眯起眼睛，大有陶醉之感。
想想看，你上课，眼前竟坐着这样一位美人，你有什么感觉？知道什么叫文化休克吗？我就差点休克。中国人关于死的忌讳是砌造了五千年的传统观念，叫我一堂课就跨越过去，那真是奇事。然而我也不知道我的哪根弦叫她牵动着，我竟然同意为她说情，允许她参加日本文教大学的语言实践课（旅游，我是陪同教师）。日本文教大学短期班都是女生，亚洲人，加一个欧洲人。领队说：
“羊群里出骆驼，而且她是猴骑骆驼——高去了。”
我只有开着玩笑宽慰他：人家个儿也不高呀，不过是群小毛鸭子中出了只小斗鸡。老有城府的领队给了我一队删节号“呵呵……”一上路，我就知道那删节号的丰富内涵了。
上车，宣布了旅游路线、活动时间、地点、旅馆名称、联系办法。我逐个发下日程表。没发到她那儿，小斗鸡就和我奓开了翅膀：
“为什么到洛阳不下车？洛阳是文化古城。”没办法，我带来的兵。自讨苦吃！我这么着，那么着一通安抚，总算无事。车过洛阳，一看窗外，我的心一下就悬到了嗓子眼。车启动了，站台上却还站着一个我的兵。凡玛跷着脚把一声“放心”从窗外扔给了我：
“放心——后天我去西安宾馆找您——See you again！”
这回轮到领队开导我了：“她找我啦。放心，她几万里都飞啦。”接着给了我一个“哼”字就闭上了嘴，但我分明读出：看您的宝贝弟子！就她事多。我行我素！
第三天，她赶到了。上帝保佑！我的心落了地。
参观完秦始皇陵，学生集合了，却不见领队，也不见凡玛。等了好一会儿，俩人来了。领队气呼呼地，凡玛喜气洋洋。一问，原来有个小贩把他卖煮山芋的小铁炉摆在了去秦始皇陵的砖道上。凡玛一定要他搬离砖道，他们这才过来。凡玛眉眼飞扬地向我炫耀：
“我胜了。山芋老板说我是狗拿耗子。哈，我是有责任的狗，我是优秀的狗。”说完，扭扭地走了。她那一扭一扭的背影都在表明，她美得像得了个什么大奖似的。
无可奈何。凡玛的思维真是猴吃麻花——满拧。其实当时我并没明白凡玛和小贩争吵的原因，只觉得自己这个语言老师失职。
要进兵马俑博物馆，领队的弦拧得更紧了。他转达馆里要求：“不准大声喧哗，不准拍照，违者罚款！”接着一番叮嘱。前脚说完，后脚进馆，忽然就有人大声的“oh！oh！”起来。大概因为在大厅中有回声，那声音大得简直叫你震惊。领队急忙召唤我：“又是您的‘麻烦多’！快看看去！”
“Oh！oh！great！wonderful！（伟大！奇妙！）unimaginable！（不可思议）”看着，看着，她竟然忘情地“咔嚓咔嚓”地照起相来。我忙制止她，但晚了。一个保安气势汹汹赶来，一把按住凡玛的照相机。
保安说这是规定，没办法。凡玛不说话，更不求情。她慢慢打开相机取出胶卷盒，我以为她要交出胶卷。谁知她“啪”的一下交到保安手中的是相机。胶卷，她先举到保安眼前，然后放到自己的胸衣里。哈！鬼精灵。这回她说得可是很温柔：
“回去我要说中国！我要展览中国！非常非常的惊奇。对不起，胶卷给我留下吧，相机你罚去。Sir！”我的心感动了。我想保安也一定和我一样：心暖暖的，保安，这个陕西大汉似乎有着女人心肠，看来是笨嘴拙舌。他只瓮声瓮气地说：
“都给你，都给你。展览吧，展览吧。”走了。
那天一直到回饭店，我都很不平静，为自己祖先磅礴壮观的伟大杰作，为我中华文化的魅力，当然也为我那个浑身带棱带角的弟子。然而，没有一会儿，领队气呼呼来了：
“您的大弟子这回不但自己又颠儿了，还拉走五个。去小吃街了。多专亏纯子报个信。饭都订了。您看费事不。”
等吧，十一点回来了。个个吃得油光焕发。六个孩子争着告诉我，她们吃了什么。羊肉泡馍、刀削面、拉皮儿、辣羊蹄……我的意大利弟子手提一个血灌肠。她把那肠儿在我眼前晃呀晃，请我吃：
“老师，最科学的食品。马可·波罗的书上就说，中国饮食文化是最神秘的。”其实我早已看出了，我的弟子想说的是：“为什么不安排吃西安的风味小吃？”果然，她要求明天补课。
我早听说，灌肠的血都是生吃的，真不敢恭维。顺便我说了食品卫生呀，带队的责任呀。但小姑娘的脸在发红，鼻子周围的雀斑在变深。我知道她心里又在冒刺。
她说：“吃生食是人的本性。”
老师说：“吃熟食是人类从蛮荒到文明的进步。”
她说：“但人类的文明使人的本能在退化。”
是，深刻。我同意她说的，但到大街的小吃课不能补。
小姑娘一扭一扭，昂着头带着一百个不满意走了。临走又给我留下一句：“自己民族的文化还不歌颂。”我笑了，还挺能上纲上线。
我喜欢上了这个做什么都铿锵有声的小钢豌豆。她对我祖国的这份真情，我真的感动。可是我们很快就要分手了。
在上海，日本学生飞回国了，我也要返回学校。凡玛朵却要返回西安看她没有看够的中国古代，然后还要去看神秘中国的神秘西藏。我真遗憾，还有课，真想同她一起去。
我该走了。没有想到，这个浑身长刺的弟子，这个头上长角的弟子凡玛朵给我提着包，送我进站，送我上车。紧紧地紧紧地拥抱我，我甚至感到她的体温。她咬着嘴唇，强忍着眼泪塞给我一个纸包。
我的车开了。
坐定，打开纸包，一张小纸条烫着我的心：“老师你是真心，I love you！”
纸条的下面是一个做工精美的小镜框。那里镶着的不是她给我的照片，而是画的一张彩笔漫画。那是我。额头上的头发卷成一个圈儿。一张圆脸上，三个大圈：眼吃惊得变成两个大圈儿；嘴惊奇得张成一个更大的圈儿。呀！那原来就是我呀！家门、校门、国门刚挤开时的我。
小镜框的另一面还是一张彩笔漫画：那是她。鼻子周围点着一群小黑点儿。一张脸上还是三个惊讶得大得没法再大的圈儿。那就是她，第一次来到神秘中国的意大利留学生——凡玛朵。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4期
屁股与尊严
作者：吴洪森
父女俩乘地铁。
莘庄起点站上车，乘客不多，但车门一开，大家还是迫不及待蜂拥而入抢位子。
父女说着话。读初中的女儿正为一篇作文犯难，老师要求通过观察身边事物来写。女儿说，每天就是上学、放学、吃饭、做功课、睡觉，有什么好写的。
老爸心想，倒也是的，一时也拿不出主意来。
正思忖间，地铁到了第二站。月台上的乘客，以奥运会的劲头，冲进车厢，直奔空位。
老爸对女儿说，写作的题目就在你眼前。
“写抢位子啊？”女儿问。
“对！”
“这有什么好写的。天天都是这样的。”
从前不是天天都这样的。
老爸说，鲁迅曾经写过一篇散文，讲乘火车的见闻。鲁迅说，车子快要开了，但一群乘客却还在作揖打恭，互相谦让，谁也不肯先坐。结果火车一开，“顷刻间跌倒了五六个。”鲁迅当时看不惯中国人的迂腐、繁文缛节，认为与现代文明的迅速发展脱节，就写文章挖苦。假如鲁迅还活着，他看到今天中国人的样子，老夫子会作何感想呢？
鲁迅身高只有一米五十八，又生了多年多年肺病，体重不到七十斤。
他来乘车，被人轻轻一推，就要跌出好几米远。老夫子是脾气极坏的，他爬起来，骂不过别人，打不过别人，回到家，拿起笔，一定会用最刻毒的语言嘲笑、讽刺、挖苦这丑陋的国民性。
鲁迅会写些什么呢？当年他那样激烈地反对礼教，如今天下弄成这付样子，他还会反对礼教吗？
老爸对女儿侃侃而谈。
老爸说，世界上大概没一个地方象中国人这样不守秩序，这样粗鲁无礼，这样野蛮。老爸说，我们以为在世界上被人看不起，是因为穷。其实，我们中国人被人看不起，最主要是没有礼貌，缺少最基本的道德操守。
在公众场合大声讲话的是中国人，随手扔垃圾的是中国人，欢喜插队的是中国人，至于抢座位，更是中国人的家常便饭。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