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2005读者合订本-第1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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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翻译成普通话，由卢安克用拼音记下来。这样，每个学生都有一篇和别人不一样的拼音课文。因为是自己的故事，所以很熟悉，练习念时，不用说出课文的意思，她们已经知道了。
一个学生说：“我很悲痛，我想能去哪里读一点书？小时候我部爸爸要钱去读书，可家里没有钱。看到别人读书，自己心里非常难过。六七岁，我就劳动放牛。我很想读书，可是没有机会，没有钱，使我吃不下饭。能遇到你这种好人，来免费教书，我感到无比激动。最后，我希望你教我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成为一个有礼貌、懂道理的人。”
其他学生说她们怎么去外面办事，因为不懂普通话就找不到回家的车，或者她们怎么到镇里去卖水果，由于没有学过算术而受骗。
“我的学生这样写出的文章，虽然没有普通小学生写得好，不过比他们更能表达真正的自己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学生一起来写《喝醉的人》《抽烟的人》《赌博的人》《打电脑的人》等文章并练习念。”
卢安克还说，城里孩子缺的是动手，可农村孩子缺的是独立思考的计划工作。“所以，学生告诉我学普通话是为了去打工时，我就让她们用讲述的方式计划她们梦想的整个工厂”。
第一天的题目是《工人的希望和老板的希望》。下面几天还写了《做什么产品，什么好卖》《需要提供什么工作条件让工人发挥他们的力量》《生产过程不同的任务和使用工人的才能》《工厂部门的合作方式》。最难的事是，让学生意识到她们自己的特长。
“我想让学生先发现自己的任务，再发明，最后才让她们跟自己做出的结果接触。我认为从青春期开始，任务是每个人自己才会发现的，再也不可能由别人安排。什么是她们的路和任务，我不可能知道。”
四
卢安克现在的开销是父母给的，每年4800元人民币，其中22％用于复印资料寄给别人，40％用于捐款，38％为学生和他个人用。
我问卢安克：“你认为什么样的生活是有价值的？”
“做到别人不能做或不愿意做的事，我就有了价值。”他答。
“做了这些事后，你自己有什么收获吗？”
“收获蛮多的。发现了很多问题而且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有了结果又会怎样？”我接着问。“我就写在书上，发表到我的网页上，让别人知道，别人能利用。”每隔10天卢安克离开屯里两天，去县城的网吧上网，他有自己的网页和邮箱。他说自己的书，主要是想让老师们看。“综合实践课，这个课的名字起得很好，但老师们都不知道该怎么上，我想帮中国发展教育。” 卢安克还说，每隔半年，他都往有关的教育部门寄一次他的研究成果，但没人理他。
我问卢安克：“你为啥不跟一些国际组织或政府部门合作，这样不就解决经济问题了？”
“我不需要很多钱，我研究的那个东西，有钱也没有用。也可以说是精神的研究，物质帮不上忙。”
他又说：“如果我有钱，或我有权来安排钱，会有越越来越多的人找我，我就没法安静做我的研究。他们和我接触时，为了得到好处，也可能变得不老实，我就无法研究他们需要什么教育了。”
曾有人想让卢安克当“青年志愿者”，希望他成为广西第一个外国志愿者，还打算让他参与大量公开的宣传活动。
“要我参加各种各样有吸引力、注意力的活动，我一听，心里就不舒服。我要做真正的工作并需要安静。我更不想参加那种好看的、没有什么帮助的活动还说要经常到大饭店里的活动中心去，我在那里除了浪费国家的钱以外还能做什么？我还听说很多学校付不起志愿者的保险费，还听说共青团发工资给我。我怎么能当这样的志愿者？”
现在，林广屯的人习惯了有卢安克的生活。
“刚开始常常影响我上课的人，现在天天来关心学生有没有上课，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我们的活动，好像村里少了什么似的。”
我问卢安克有什么打算？
“我想以后不教普通话，不教项目外的东西，而是全部做项目，在活动的过程中教她们。项目是根据学生的才能，根据环境的需要来定，我还想在坡拉乡，再多几个村子来做。”
卢安克还告诉我，一旦他和学生找到了要做的项目，他的双胞胎哥哥卢安思也会来。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雪后的阳光
作者：宋勇刚
又到了期末考试的时间，按照学校的考务安排，我被调整到二年级的一个班监考。
前几天，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给校园披上了一层银装，厚厚的积雪在阳光无力的照耀下，一点点消融，让人觉得臃肿的冬装下，连骨子里都打着寒战。
我拎着试卷袋走进教室，闹哄哄的孩子们立刻安静下来，一双双明亮的眼睛紧张地盯着我。开考的铃声响了，我将卷子发下去，雪白的试卷像翻飞的浪在孩子们的手里传递着。待教室平静下来，孩子们的笔在纸上沙沙作响时，我忽然发觉按理应当有一份多余的试卷，以便学生答卷过程中出现问题时解答调换用的，怎么没有了呢？难道是教务处数错了？我没再多想，一边在教室里来回走动，一边用目光巡视着。
一个靠前排坐的小男孩吸引了我的视线。他的头垂得离卷面很近，几乎是趴在桌子上写字。我好奇地走近他，发现他衣着单薄，一件短旧的单衣里面，只有一件不知是谁穿剩的肥大毛衣，露在外面的袖口处早已破烂成絮。男孩的双腿在桌子下面瑟瑟颤抖，他发觉我在看他，赶紧将双脚收拢回桌子下面遮挡住，却不经意露出了他那双破旧的运动鞋，鞋面已有些脱胶，污脏的雪水正从里面渗出来。
我顿时心生感慨，自己也是从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深谙贫穷的滋味。我的手轻轻落在他的肩膀上，这似乎打搅了正沉浸在试题中的他。他打了个激灵，抬起通红的脸，目光闪烁游离，不敢与我正视。我理解他的处境，自己以前也曾有过这种窘相啊。我用鼓励的眼神望着他，微微笑了，示意他直起身来，保持坐姿。他会意地还我一个很腼腆的浅笑，不好意思地纠正着姿势，向我投来一束感激的目光。
以后几天的监考中，我总会踱着步走到那个男孩身边，充满爱怜地凝望着他瘦小的身影。尽管他那冻得红肿的手在握笔时显得力不从心，但落在纸上却是铿锵的笔画，那种执著的全力以赴的神情令人动容。
接连几场考试都无一例外没有剩余的卷子。直到最后一科历史考试，有个同学要求调换印刷不清的试卷才引起我足够的重视，发生这种情形我是多么失职呀。我尴尬地清了两声嗓子，严厉地说：“谁多拿了试卷，站起来。”没有人站起来。孩子们握笔在手，不知所措地看着我。我心中升起一股怒火，再次重复道：“谁多拿了试卷，站起来。”教室里依然寂静无声，我那犀利的目光从孩子们的脸上逐个扫过。这时，那个一直被我倾注关爱的小男孩慢慢地站了起来，在所有人的注视中他显得那么楚楚可怜。他的头垂得很低，缓缓地从桌肚里抽出一份卷子来。真是恨铁不成钢呀！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一把夺过了试卷。
教室里又恢复了安静，同学们埋下头去，刷刷地做着题，只有那个小男孩仍然站在他的坐位上。我没叫他坐下，就让他站着答卷吧，我心想，算是给他一个惩戒，让他记住，穷不可耻，真正不能容忍的是他的行为。
这最后一科终于考完了，收上试卷后，我轻松地吁了一口气。我把试卷整理好，装进袋子里，正要离开教室，却被同学们哗啦哗啦地围住了。一颗颗小脑袋挡在我的面前，一双双眼睛无言地看着我。我诧异地愣怔住了。站在最前面的一个女生有些怯怯地对我说：“老师，张波多拿卷子的事不要告诉校长，好吗？”她这一起头，其他同学也纷纷附和着：“老师，您就原谅他吧……”这是怎么回事？看着他们乞求的目光，我心想其中一定有什么隐情。我远远地望了望那个叫张波的男孩，他正站在坐位上，无声地抽泣着。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向我解释：“张波家穷，他爸患糖尿病去世了，家里只有妈妈一个人能干活。他有一个残疾的哥哥，不能正常走路。哥哥无法上学，却很想读书，只能靠张波和同学们为他辅导。那张卷子就是给他哥留的……”
原来竟是这样！一张薄薄的试卷竟然包裹着这样一份深厚的情谊。我感到眼前一片模糊，眼眶潮湿了，我急忙用手去拭。那张多余的试卷将我的心压得分外沉重，我走到张波身旁，从试卷袋里将它抽了出来，轻轻地塞进张波的手里。
尽管生活苦涩艰辛，但我深信，这兄弟俩会成功的！就像这雪后的阳光，尽管一时被阴霾遮挡，但终会热力四射，让人看到希望，憧憬未来！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一个留学生眼里的中美之间的差距
作者：小点点
一、市长与平民没什么两样
记得２０００年在ＯＳＵ，布什和戈尔都去ＯＳＵ演讲争取选票。我当时开
车从住处去学校，在快到学校的趴车场的时候，有俩个警察提示我停下车。我停
下观望，只见四辆黑色轿车开了过去，随后俩个警察开摩托走了。一会经过学校
礼堂，才知道布什同志在里面演讲，刚看见的四辆黑色轿车就停在外面。当时我
就想这种不扰民的举动在中国肯定是做不到，一般就要几条街戒严了。２００１
年圣诞节张惠妹到硅谷开演唱会，我当然不错过跑去观看。演出还请了ＳＡＮＪ
ＯＳＥ（硅谷的英文城市名）市市长，演出快结束时，张惠妹请市长上台，台上
还有很多观众，市长很自然的就和观众一起跟随张惠妹的歌声又唱又跳。那首歌
结束，市长站在观众的队伍里，不声不响的和观众一起排队走下台。
当时我又想，这要在中国，市长不在台上被介绍恭维一番，事后不再讲几句，
然后由众人掌声和目光送下光荣走下台，那会出大事的。比如市长大发雷霆，某
些人受处分……
二、美国的餐馆没有雅座
有一次和俩个中国朋友去吃饭，其中是一个北大的学生，说话风趣反应敏捷，
我非常喜欢听他说话，他总是能把很单调的事情说的风趣异常。
那次也不例外，他笑着问我：“你发现了没有？美国的餐馆里没有雅座。”
我点头表示同意，他继续说：“要是在美国某个餐馆还弄个雅座，老板碰见有钱
的喊声：楼上请！那肯定挣几辈子的钱都不够打官司的。”顾客来了，指着雅座
说：我要坐那个位置！要是不交钱不让座，那肯定上法院了，老板得按歧视罪处
理，那什么精神损失费乱七八糟一加起来，没法计算了。
美国上学要实习平权法，那就是按照种族比例招收学生。比如黑人学生，他
们一般学习都不好，但大学招生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平权法招生一定比例的黑人
学生，不能因为黑人成绩比别的种族差，大学校圆里就没有黑人学生了。
三、普通百姓都有社会保障
前阵子看雅科夫写的一篇关于医疗制度的文章，我当时看完了吓了一跳，心
里也着实难过。这市场化不叫市场化，叫做乱七八糟自由化。在再发达的国家，
也不是绝对市场化的，比如在美国医疗教育很多方面其实都不市场化。医疗实行
保险制度，一般由自己所在的公司买全家的医疗保险，就比如我先生的公司就买
我们俩个的医疗保险，如果有孩子，孩子的也公司买。家庭年收入在３万美金以
下，国家就会相应的医疗保险政策，当然还是有买不起很好的医疗保险的。我认
识一个７０多岁的老太太，动了个大手术花了８０多万美金的手术费，是中国过
去看孩子等绿卡的中国公民，送进医院没钱也没医疗保险。医院确定了，还是动
了手术，根据老太太的收入，每个月付８０多美金偿还，其实到死我估计也还不
了一万块钱。
记得以前中国的工人买房子是所在单位负责，现在买房子开始市场化了，前
俩天看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加大步伐的房地产改革如果不放慢脚步会出问题。其
实居民买房子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