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自传-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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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日之初
1928年10月23日，我们一行乘坐天津出港的大贩商船“长安丸”抵达日本，在神户港上陆。那时我刚满十四岁。
我们先在京都的吉田操子先生家滞留数日，又乘列车一路驶向东京。到了东京，屈指一算，已是从神户上陆以来的第五天了。当天，我们被迎到赤坂的“三叶葵饭店”，好不容易挨到“来日致词”与“记者会见”等仪式进行完毕，才得以卸除鞍马之劳。
翌日，桥本宇太郎特来迎接并送我们到濑越先生盛情安排好了的“麻布区谷叮六十一番地”，在一个借宿宅里暂时安顿下来，这个我们最早在谷叮的家，离当时在溜池的日本棋院很近，乘市立电车只有两站路，慢慢地溜达也很快就到。谷叮六十一番地”，对于不会讲日语的我来说，为了迷路时能在派出所打听，不得不死死地背熟了。即使是现在，提起那个地名来，仍然是倍感亲切的日语。
在这个谷叮六十一番地，我作为濑越先生的弟子迈出了日本棋士生活的第一步，作为在日本修业的条件，由大仓副总裁发给我生活费，如若两年时间的修业毫无出息，生活费就会到期停发。我们一家好不容易才有一次机会来到日本，就那么一事无成、简简单单地回国可不成，虽说我身为少年，但还是想到了有必要做些精神准备。
刚到日本时，我一直穿着中国式的礼服“马褂”，以那种打扮出席各种正式的场合。一周之后，在床次竹次郎先生家受到招待时，喜多文子先生对我说：“即然已经到了日本， 总是穿那种服装就不太合适了。”于是，她赠给我一套和服。从那以后，每逢棋赛的时候，我都喜欢穿上和服出场。
喜多文子先生是日本“能乐”喜多流派的掌门——喜多六平太先生的夫人，是女流棋士的一代先驱、。在战前相当严厉的升段制度下，她凭真才实力晋升为四段；战后被赠授为六段。从那时起，她就拥有许多年轻有望的女流棋士作为弟子。她是濑越先生夫妻的大媒人；后来也拜托她作了我们夫妻的月老。总之，深承她象母亲一样多方眷顾，给我们以极大的帮助。
来日后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日本棋院究竟要授我几段？“当时与现在不同，段位具有绝对的权威，所有的棋士无疑都是根据双方的段位来决定交手棋份，对局费和教习费也因此而不同。所以，接受几段事关重大，濑越先生极力坚持说我完全具有三段的实力，然而大多数的棋士则认为顶多授予初段。于是决定假设我同格于三段，立即进行正式的“段位认定”的“试验时局”。
12月1日起“试验对局”开拘，首先遇到的对手是那一年春季棋士升段大赛时获得“一等”的蔽原正美四段。那时日本棋院规定四段以下的低段者的限用时间各为八小时，采用一日终局制。不过，那次棋赛考虑到我不习惯限时制，因而决定采用不限时制。无论如何这是来日后的第一战，又充满了国际比赛的浓烈气氛，因此，我非常紧张。彼原也磨刀霍霍，施展出浑身解数。双方竭尽全力来战，最后下完这一局时，整整用了三天。因这是场重大比赛，对局室决走选用整洁如新的日本棋院的“妇人室”。在这个平时不常用的房间里边，放置着镜台和床，能够为妇女提供住宿的方便。据说这是根据留学美国的大仓先生的指示而造的，当时在日本也是寥寥无几的房间。这盘棋我执黑，幸运地取得中盘胜。
接着，第二局是同秀哉名人的让二子局。这次的对局应该说是正式“试验”了。秀哉名人身材非常瘦小，体重不至“三十五公斤。然而他一旦盘前落座，立即显出其身材比别的棋士都大上一圈，这次和彼原四段的对局场地一样，仍然选在棋院的妇人室，不过，代替上次公证的濑越先生的是桥本字太郎，他守在棋院，寸步不离地时刻注视着局势的发展。
这次对局前，“要是输了怎么办？”大哥与母亲都异常担心。不过，因我来日不久，并不像日本的棋士那样被名人的权威带来的压迫感所束缚，因而能够手脚放松、心情平静地对局。暂停的时候，以木谷实先生为首的许多年轻棋士，曾络绎不绝地来观局面。可以猜度，这盘棋已成为当时年轻棋手们极为注目的一局。最后我以四目胜而终局。总之，这是一局自认为下得不错、又使别人心悦诚服的一盘棋。局后，承蒙名入给了我以如此的评论：黑棋态势极其庄重坚实，成功地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布武堂堂，未给白棋以可乘之隙。此二子局可作为快心之杰作。”
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终局后，名人的评论一结束，桥本字太郎便带我到面馆去吃面，那顿面条真是香喷喷的，令人终生回味。
说起名人的威压感来，有这样一段回忆：在我被正式授予三段之后，马上又与名人下了盘让三子局，可是这次我被他的威严所压倒，一时陷入了大苦战之中。
这次对局已计划在时事新报的新年版上刊用。当时，我对日本的交手棋份还不清楚，以为是让二子，所以开局时只摆了两粒黑子。“三子！” 名人口中重重冒出了一句。他表情冷漠无情，语气斩钉截铁。我一开始就被他这一句震住了，因而总是迟迟不敢落子。后来，心情慢慢地放松开来。然而已是对局的第三天了，况且局面也到了胜败不明的地步。最后，我将所有的子都治孤活净，终于获得了十一目胜的战绩。记得在对局的第二天休息时，“三子局要是输了。你就给我回国去”我被濑越先生这样叱责了一顿，当时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总之，在我同秀哉名人的二子局获胜之后，接着又与村岛四段黑先五目胜，被正式地承认为三段。
在我定为三段之后，由于担心我的身体不佳，喜多文子先生为我介绍了杏云堂医院的佐佐木医生，请他为我检查了身体。检查的结论：“胸部有自然痊愈的结核病痕迹。为了避免旧病复发，最好在一年之内不要参加棋士的白刃决胜负式的升段大赛。”因此，在第二年即昭和四年，我只参加杂志《棋道》和时事新报主办的“新闻棋”的对局，战绩是十二胜七败二平。
模拟模作战
我刚刚来到日本的时候，在年轻棋土中木谷实四段以其出类拔萃的技艺而十分突出。别的棋士一听到他那“怪童”的名字，都畏惧三分。在震惊天下以本因坊秀哉名人和雁金准一八段的决斗为开场的日本棋院对棋正社——“院社对抗战”时，木谷实四段继名人秀哉后出场，将棋正社的雁金准一八段、小野田干代太郎六段、高部道平六段三棋士，各各连续击败三回，独自一人单枪匹马便使对抗战胜利结束，成为力拔干钧的实力者。
后来我在时事新报主办的“擂台战”中，遇到了木谷实四段，首次与他对局。面对这个强敌对手，若用一般的手段去打，毫无取胜的把握。经过再三的考虑之后，决心采用模拟棋的对策与他一试。因我是黑先，所以我想第1手打在天元上，以后便模拟白棋走下去。从天元开始打，然后模拟下去的战术，必然逼得对方要尽快在中央挑起战火来，因此，于此时抓住战机，充分发挥天元一子的作用，把握住中央的胜负变化使之于己有利——这就是我的作战方法。白棋若不尽快地接近中央布子，就总是被对方模拟，棋势也会越发显而易见是对黑棋十分有利——这就是我对局前研究出的结论。
在对局的前两天，我将这一想法告诉了登门来访的桥本宇太郎，“这可真有意思。一定试试也很好！”经他这么一劝，我更觉得干劲倍增了。
对局一开始，我第1手打天元，其后便仿照白棋一手一手地模拟。顿时，木谷实显得张皇失措，如坐针毡。他反复长考，总是迟迟不愿落子。而我只是模拟便罢，所以毫不多占时间。后来，实在忍耐不住的木谷，几次离席与“责任记者”三谷水平先生去商量。后来据三谷回顾，木谷当时曾抱怨说：“这样不停地模拟下去，棋就没法下了。”作为责任记者的三谷，因我并无违反规则，所以也不能劝说我停止模拟，为了安慰木谷，三谷曾苦口婆心地费了好大的劲儿。
我模拟到第62手，于第63手开始变化。那时候我的作战初获成功，黑棋棋势一目了然，非常好下，可惜我于中盘略有松懈，被木谷实在124手走了一个妙手，结果以三目之差败北。
对局结束时已是更深入静，连末班电车也没了。于是我和木谷实在棋院过夜，我们谈棋话志直至黎明。那时可以说是我初次与他结识。总之，我来日后两年之间，常常是执黑也不能胜他。到我的段位追上了他，与他平起平坐之时，已花去了将近四年的时间。这期间里他是我的第一强敌。
参加棋士升段大赛
昭和五年（1930），十六岁的我终于参加了盼望已久的棋士升段的大赛。那年春季的升段大赛，我的成绩为七胜一败获三等；秋季大赛时的成绩为八战全胜获一等。因而晋升为四段。
接着，昭和六年的棋士升段大赛中，春季成绩为六胜二败；秋季成绩为八战全胜。昭和七年，春季为八战全胜；秋季为七胜一败。因而又晋升为五段。
现在回顾起来，来日之后我最热心学棋的时期，是从初抵日本的昭和四年开始到昭和七年为止。尤其是在黑棋上对本因坊秀策、白棋上对本因坊秀荣名人的对局谱如饥似渴地研究了一番。那以后，为了学习宗教而过多地占用了时间，因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钻研棋艺了。
到那时为止，我执黑棋为多，以坚实的秀策流为主体，战绩辉煌。可以说那是我高歌“黑先无敌”的时代。昭和六年、七年里，我在“成绩上位者选拔战”中连续优胜。特别是在昭和七年时事新报社主办的“擂台战”中，如入无人之境，连斩十八将落马，在棋士升段大赛中又首次执白战胜了木谷实。这是我的棋手生涯中胜率最高的时期。现将我来日后到昭和八年的成绩统计如下。其中昭和七年的胜率几乎达到了九成。
昭和三年（十四局）九胜三败（打挂二局）
昭和四年（二十一局）十二胜七败二平
昭和五年（三十九局）三十一胜六败二平
昭和六年（四十二局）三十五胜五败一平（打挂一局）
昭和七年（五十局）四十四胜五败一平
昭和八年（三十六局）二十五胜九败三平
我们一家来日半年后，便由麻布谷叮迁居到东中野，在那里又住了一年左右。在我于升段大赛中不断获得好成绩的时候，深承濑越先生的眷顾，在西获洼他的地产内，另为我们建了一栋别墅，于是我们又搬到那里安居下来，这个别墅是二层小楼，房间有六个，我们一。家居住真是舒适宽敞。后来大哥尽早地赶回北京，将三个妹妹也接到了东京，全家终于得以团圆。二哥吴炎因为要继续在南开大学读书，所以只好一人独自留在天津。这个时期，大哥在早稻田大学的围棋部里作为主将非常活跃；而我不管去哪儿家里都不放心，只允许我跟随哥哥一起去玩。
提起我来日当初，由于语言不通，地理不熟，日本的习惯亦不懂，因而经常晕头转向。其中最使我吃惊的是日本的“神舆”。在中国，与这种神舆相似的是在送葬时静静地抬着走的殡轿。由于我还不懂得日本传统的祭祀习俗，见到那些气势勇猛的人们担着神舆，还以为是既大肆铺张又兴高采烈地举行出殡仪式呢！这到底在为谁举行葬礼啊！当时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还有一次，我们兄弟俩去拜访赤坂的井上一郎先生的家，归途中迷了路。井上一郎是濑越先生门下中最早的弟子，与桥本字太郎和我都亲如兄弟。大哥为了找到归途，拼命地走，可是南辕北辙，越走越远。当时若是在派出所间一下路就好了，可是那时在日本，总把我们中国人说成是“支那人”，大哥害怕被人蔑视，尽量避免去派出所问路。后来，无暇思顾得失，不得已还是去派出所打听，这才终于平安无事地回到家。这说明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及朝鲜人的蔑视己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了。我自身并未因此而留下多少不愉快的回忆。不过，据大哥说，对朝鲜人的蔑视最凶，即便是坐电车，日本人一上来，朝鲜人必须马上给他们让座。
住在谷叮的那阵子，母亲因不懂日语，几乎从不外出，最初的两个月里，每顿饭都到附近的中国菜馆去吃。那时，一到天色将晚，在关闭套窗的时刻，都有卖豆腐的在门前走过。每当听到那划破沉闷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