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自传-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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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是请伤病号作对手下棋，倒也并非难事。
棋士中也有许多人被迫应征入伍，不久都奔赴前线。据说在军队中，有几位棋士因棋术高超，多少还过得舒服些。其中最典型的是岛村先生。因他所属部队的最高长官是个大棋迷，将他留作勤务兵，专让他充当长官的围棋对手。多亏有此福分，方才免去了上前线送死的厄运，终于大难不死而归。
与岛村先生相反之例是我的把兄弟井上一郎先生。他很早就被征兵，刚一入伍时，长官同他：“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都可以说！”并上一郎直率地回答：“希望能尽量分配到舒眼点儿的地方去。”顿时，长官大发雷霆：“好一个放肆的家伙！”二活不说就将他分配到离满蒙边境很近的诺木罔去了。谁都知道，后来诺木罔遭到苏联红军主力部队猛烈的攻击，日军全军覆没，一溃千里。幸亏井上先生当时患了疾病，作为伤病号被提前送回日本方得以幸存。昭和十九年，同门棋士有幸在赤垣聚会，只是井上与桥本等在会场角落里窃窃私语地谈了半天。虽然当时不知他们谈话内容是什么，但事后一想，并上肯定偷偷诉说了他在诺木罔吃苦的事情。总之，有关诺木罔事件，政府发布了言论箝制令，一切真相都禁止公开泄露。井上一郎由于在军队时患过病，战后不久，不幸与世长辞。
接着叙述擂争十盘棋。
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结束后，于昭和十八年（1943）秋，我与木谷实共同晋升为八段。读卖新闻社继雁金先生之后，又开始物色我的新对手。然而，八段阵中已然
无人敢来抵挡。于是，当时势如破竹地升为六段的藤泽库之助，异军突起而被选中。那时节，藤泽库之助六段被赞扬为“黑先无敌”。他棋风简朴坚实，若执黑先投，从不给白棋以可乘之隙。大多数人的印象是，凡对藤泽六段执白相争者，在尚未施展招数的情况下就会被他甩出擂台。那时我在棋士升段大赛中曾遇到过执黑的藤泽六段，但两战皆败，从未胜过一局。
此次擂争十盘棋，鉴于藤泽库之助当时为六段，我则高居八段，有二段之差，因而对局为藤泽的定先（即始终执黑）。当时，我觉得与藤泽执白对局实在艰难，再加上对雁金先生的十盘棋劳顿未消，以及因其他事情尚且心身疲惫，无心恋战。况且藤泽即将晋升七段，希望他升为七段后与他以“先相先”（三盘中两盘执黑）对局，可是由于敌不过有关方面的强力劝说，最后只得应许。
此次擂争十盘棋对局规定藤泽库之助为定先，而且还约定：即便中途藤泽晋升为七段，只要我未被击败，直至十盘下完为止都应始终不变地以定先对局。其实，我若被击退一步，对局立即会改为先相先的交手棋份；而藤泽又确实是即将升为七段。这样一来，即使我真的被击退一步而改为先相先的交手棋份，只不过还是保持了那原有的一段之差罢了。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对手虽是虎狼之将，但我进退无忧，比起与雁金先生对局时的气氛来，当然大为轻松和乐观。
昭和十六年（1942）十二月二十六日，在芝草旅馆的“环翠”间里，第一局开始。面对夸耀为“黑先无敌”的藤泽库之助六段，每一局我都必须执白奋战。限用时间各为十小时，二日终局制。
这一局，十分遗憾，我未能击垮黑棋的铜墙铁壁。第二局，首次突破了藤泽的钢铁防线，扳回一局。第三局，黑棋获胜。第四局，我的白棋高奏凯歌。就这样，你赢一局，我夺一城。我俩相持不下，一时强弱难断。
从我对雁金先生的十盘棋以来，报纸都被统一管制，版面不断缩小。到了我对藤泽之时，晚刊被废止，晨刊也只是薄纸一片，前后不过两页。围棋专栏缩小得异常可怜，视力稍弱者不得不端着放大镜去找我们的对局谱。尽管如此、读卖新闻社仍然全力以赴地登载。
第四局结束不久，藤泽库之助便升为七段。不过，按照初约，交手棋份仍然以“定先”继续进行。第五局，我获胜。第六局，藤泽力扳一局。第七局，我势不可挡地又破一城。就这样，各自一进一退，继续拉锯式地反复争夺。
此次擂争十盘棋之前，鉴于交手棋份始终是藤泽“定先”，因而按大家的估计，可能是黑棋以绝对压倒的优势而获胜。在此意义上讲，第七局结束时，我四胜三败，白棋真可谓浴血奋战、力挽狂澜。
第七局打完后，昭和十九年春，征用命令书终于降临到我的头上。第二天，我无可奈何，只得打点行装前去报到。没想到，一检查身体，诊断结论为：体质极差、不能耐劳、免除征用。我终于了喘口气，飞奔回家。
听说藤泽之助七段那里也有“赤纸”（入伍通知书）送到。藤泽氏既年轻又壮健，按道理会征兵的。然而，还是他逃难有术，去报到的当天就被允许回家了。
第八局到第十局，是在万众痛感日本惨败的昭和十九年五月至八月之间打完。那阵子，我被逼得整日觅食，毫无安心下棋之余暇，终于在饥苦之中吃了个“三连败”。
总而言之，我对藤泽库之助七段的擂争十盘棋以四胜六败告终。然而无论怎样说，从我力否众人之测，取得了接近于平局的成绩来看，可以不客气地称为斗志顽强、骁勇善战了吧！当然，此次擂争于特别时期；到了战后，我对藤泽先生又继续进行了两次擂争十盘棋的大战。
东京大空袭
如前所述，昭和十六年，随着日中战争逐步扩大，一切来自大陆的书信检查得更加严厉，就连北京红会总院寄来的坛训（以扶乱求得的神谕）也难以收到了。不久，日本红会的一切活动终于陷入瘫痪。
当红会从日本消失后，也许由于我对她的信仰尚且肤浅之故，不久，与红会宗教形态相似的“玺宇”将我吸引。再者，鉴于小田秀人先生已在玺宇任职，我妻子又与教主峰村先生有远亲之缘，我和妻子便顺水推舟地成为玺宇的信徒。
昭和十六年深秋之际，有位家住浦田、名叫长冈良子的妇女不断出入玺宇。她原是佛教信徒，信仰过弘法大师。不过，由于她异常富有灵感，常常以法力为众人治病，颇有声望，身边也拥有许多崇拜者。那些信徒都称她为“蒲田贵妇”。
“蒲田贵妇”的财产中持有矿山一座，那座矿山本是青森县一位信徒捐献给她的。为了筹措采掘资金和寻找投资行，她曾到玺宇登问求援。
不久，由于峰村三夫先生为了矿山事业到处奔波，于是，“蒲田贵妇”一显才华，代替三夫先生为众人通俗易懂地解说“御神示”（神之启示），并担负起“信仰指导”的重任。由于她异常富有宗教的特殊魅力，不知不觉，她在玺宇信徒中间的声望高出了峰村教平亢生，一跃而成为玺宇中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
记得大约在昭和十八年，“蒲田贵妇”出版了《诚之人》的小册子，主要在她的崇拜者与玺宇的信徒中间散发。书中的主要内容大都是佛教之说，并写道她自己梦中被“天照大神”召见，因而秉承神谕，特来普救众生。但是，那本书被警察发现，“蒲田贵妇”不久就被鹤见警署拘捕入狱。当时我也闹不清为何被捕，于是我们立即拜访了当年的内务大臣大达先生，向他陈情询问原由。大达内务大臣立即向鹤见警署打电话调查了事情的真相。这样才得知，罪状为“不敬罪”。
据说，当今之世，能挨近“天照大神”者，唯独“现人神”天皇陛下一人。一介草民痴梦妄称秉承天照大神之神示，并肆意将此到处宣扬之举动，纯属潜越，是对天皇不敬。
据说“蒲田贵妇”被拘捕前临危不惧，毫不慌张，对她的信徒们妥善地下达了焚毁不利书籍及有关留守期间的对策等指示，然后镇静自如地挺身而去，拘留期间曾去探视她的人回来说：蒲田贵妇在班房里，还不时地给同室的其他囚犯抓虱子，丝毫没有难堪之色，态度格外沉着坚定。”
其实，玺宇将天照大神作为“御本尊”而供奉之事，警察早就秘密调查过了但是由于峰村教平先生的影响里不大，因而警察对此置若罔闻。然而“蒲田贵夫”则另当别论。她的信徒怡然分布在广阔的地区，尤其在以金泽为中心的北陆地区人多势众，就连北海道的函管也有她的信徒。“蒲田贵妇”经广泛经营海产品批发的买卖。百忙之中仍然频繁进京，从事各种宗教活动，她对信仰允满了献身的精神，为了信仰，就连手中把持着的一座位于青森县的矿山也都捐献出来了，到后来，她经营的商业因无人操持，终于彻底破产。
到了昭和十九年，人人都耳闻目睹地了解到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陷入苦战。我们这些寻常百姓也早已是寅吃卯粮，并且还经常置身于空袭的危险环境之中。正在上实践女子学校的小妹已经无法正常地学习，一想到凶多吉少，前途难测，我甚是不安，不得不设法送她回国。当时我委托熟人，让小妹紧急搭乘了飞往上海的军用飞机，将她送回了大陆。这样，全家都安然无恙地返回祖国，日本只剩下我孤身一人了。
到昭和二十年（1945），空袭更加频繁。在乡村有亲戚朋友的人都纷纷撤离东京，去外地疏散。那时我们夫妻二人总是与玺宇的信徒们一起行动，并未打算离开东京。那阵子由于峰材三夫先生为了铁矿的事业日夜奔忙，玺宇之中常不见他的身影，我们夫妻便代替他在玺宇的本部住下，于留守中继续维持。
那一年的三月，东京的下叮惨遭大空袭，被焚为一片焦土。当时，喜多文子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获原佐知子初段于浅草一带不幸被烧死了。
玺宇的教主峰村教平先生那时由于“背负因缘”（患病的宗教用语）而卧床不起。再说峰村三夫先生，为了生产铁矿而与小田先生夜以继日地奋斗。可是不久，眼看着那项实业也要落空，催逼债款的事情即将发生，他们徒劳无益，已陷入破产的困境之中。加以峰村教平先生一听到空袭惊慌失措。对比之下，“蒲田贵妇”先前被捕之时尚且镇静妥善地下达指示，因此，当时的信徒们全都疏远教平先生，跟随“蒲田贵妇”而去。从此，她的信誉与威望更加高涨。
四月二十三日的大空袭中，我们居住的地区也遭到轰炸。当时我们将染病在身的峰村教平先生抬到自行拖车上，拉着他躲开熊熊烈火，向新宿御苑逃去。
在火舌的吞噬之下，人们四处逃窜。我们头裹防空中，尽量避免迷路，终于逃到了新宿御苑。抬头一看，御苑早戒备森严，不许避难的人群进入。我们无可奈何，只好改变方向，又逃到明治神宫外苑一带。这时才松了口气，暗自庆幸避开了死神的追逐。
当空袭结束、火势也收敛了的时候，我们一边返回一边想：这一切都化为灰烬，没指望了。可是走近家一看，我们那条街仍然完整无缺！原来，由于消防队努力扑救，火势在距离一百多米的邻街那里被扼制住了。真是好险啊！
谁知好景不长，没多久，于五月二十五日再次遭到大空袭。这次我们那条街直接遭到了袭击。轰炸一结束，我们立即从防空壕逃出来，眼前呈现出一片火海的景象。只听一位信徒说：“最好是逆风逃！冲过火墙就是一个月前烧焦了的邻街，只要到了那里就可得救！”于是，我们重新戴上防空巾，将身子从头到脚用水淋湿，然后传着水瓶每人喝上一口水，将峰村教平先生抬上拖车，拉着车冲进火墙中去了。由于我体弱无力，不能扛运大件行李，只能抱着盛满水的大水瓶而逃命。
大火熊熊地燃烧着座座房屋，阵阵旋风由平地卷起，在头顶上狂啸。前后左右都是烧焦的木片不停地飞溅，滚烫的薄铁皮从屋顶上飞舞着滚落。当时，火墙里火团、火花、火星随风飘散，像是降了一场红雪一般。我们只顾低头俯身前进，终于冲破火墙，到达了上个月就烧成废墟的旧街。回头一望，我们那条街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烈焰将夜空映得红彤彤的。
在旧街集合后，我们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蒲田贵妇”为核心向四谷的兵营去逃难；另一路以峰村教平先生为中心逃到四谷的永心寺。到那里以后的二、三天中，我们受到了赈济。当时，我们全都不名分文、狼狈不堪。“蒲田贵妇”与峰村教平先生商量了一下如何解决十几位信徒的安身之计。
商量的结果是：峰村三夫先生与染病的教平先生及若干信徒一起到峰村先生的别墅山中湖畔去疏散。其余的十几位信徒随“蒲田贵妇”一起行动。我们夫妻也与众一样两袖清风，只好跟随“蒲田贵妇”去流浪。
离开四谷的兵营后，我们一行暂时先到东京世田谷区的鸭木落脚，在一位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