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荡一百年-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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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到9。9％，可是在新税率执行后，这一比例竟又在三年后反弹上升到了16。6％。
1932救亡的经济（10）
与宋子文竭力主张减少军费开支不同—这也是他最让蒋介石恼火不已的地方—孔祥熙则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提出的任何一项财政预算，原本计划投资于经济项目的款项被大量地挪用。台湾学者王业键的观察是，“计划经过调整，首先考虑的是军事目标，强调经济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宣传”。
另外一个很不同的做法是，孔祥熙把企业家阶层全然排除在决策圈之外。宋子文时期曾经组建过一个40人的中国经济委员会，张公权、虞洽卿等10多位商界领袖受邀担任委员。孔祥熙上任后，这个委员会的决策机制完全变形。《国闻周报》曾经作过一个统计，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3月的半年里，委员会没有开过一次会，而由孔祥熙等五个政府官员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则开了八次会，企业家阶层被完全遗忘。
从1934年开始，中国经济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大萧条。
一切大的危机都是内外交困的结果，此次也不例外。内因是已经描述过的种种乱世景象，外因却非常奇特，竟然是受了“罗斯福新政”的影响。当时的中国人中知道罗斯福这个美国总统的大概不会超过500人，他却影响了至少5 000万人的生计。
美国经济从1929年的“黑色星期四”开始崩塌，其后四年惨不忍睹。1933年4月，富兰克林·D·罗斯福接替焦头烂额的胡佛担任美国总统。他以“看得见的手”推出了众多强势的国家干预政策，包括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使美元贬值 40。94％以及加大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等等，把美国经济拉出了泥潭，这就是著名的“罗斯福新政”。新政中很重要的一项是暂时放弃金本位，这直接导致了世界白银市场的价格大涨，白银每盎司价格从1932年的0。27美元上涨到1933年4月的0。45美元，到1935年更升至0。67美元。罗斯福的政策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却“意外”地伤害到了大洋另一端脆弱的中国经济。白银涨价让中国的银元快速增值，直接导致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顿失，商品出口大幅减少，而在国内则诱发了金融和工商业动荡，大量白银外泄、原材料价格跌落、消费市场陷入低迷。
民国经济学家刘大钧提供的数据反映了当时的景象：中国商品的净出口从1931年的14。17亿元猛降到1934年的5。35亿元，棉纱出口从1929年的34万担降到1935年的24万担，生丝从42万担降到18万担，茶叶从94万担降到63万担。出口萎缩首先影响到农产品价格，从1931年到1934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农业产值竟下降了47％，农村一片哀鸿萧条。
白银危机在中国的金融业和工商业两个领域造成了不同的后果。
白银的增值和外流，在短期内竟带来银行业的表面繁荣，特别是占据金融中心地位的上海。全国的白银汹汹流向这里，在此交易并通过走私出境，因公债暴跌而十分低迷的投机生意突然又活跃起来，上海几家主要银行的利润在1934年达到了3 120万元的历史纪录，还冒出了11家新银行。当然，这是短期内因投机而造成的虚假繁荣景象。当时就有一个叫漠湮的人在《东方杂志》上撰文评论：“一方面是内地的国民经济不断地衰落，另一方面在城市却出现了人为的繁荣假象。”
1932救亡的经济（11）
危机在工业界则呈现得更为直接和惨烈。
在过去的几年里，东北沦丧，华北紧迫，长江中上游又是国共内战不止，对于经营企业的人来说，大半个中国市场已是无可作为。而如今，白银外流造成信贷的空前紧张，外贸萎缩和国内消费市场的委靡更使得生产能力大量放空，在两面夹击之下，全国工厂顿时风声鹤唳。
在生丝业，由于需求减少和丝价降低，上海的丝厂从1931年的107家减少到33家。在面粉业，到1933年10月，上海所有面粉厂全部停止营业，企业主们紧急上书南京政府，要求提高进口面粉的关税，因为政府对日本面粉的低关税造成了民族工业的绝境。在橡胶业，由于价格猛跌，全国30家橡胶厂中有3/5倒闭关门。在商业领域，倒闭风像瘟疫一样扩散，仅上海一地，在1934年就有254家商业企业倒闭，下一年又有469家倒闭。
纺织业是当时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制造产业，纺织业资产占全国工业总资本的36％，纺织工人占全国全部工人总数的56％，长三角又是纺织业的中心，全国127家纺织厂中有80家开在这一带。危机到来的时候，它受到的冲击也最为巨大。
1934年7月4日，就在孔祥熙宣布对日有利的新税则的第二天，中国最大的民族纺织企业上海申新总公司公开登报，宣告“搁浅”。荣家兄弟陷入创业以来的最大危机，当时的凶险景象竟与12年前发生在南通张謇身上的那一幕惊人相似。
就在两年前，荣家事业还处在巅峰。当时申新纱厂约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纱厂纱锭数的20％，布机数占28％，茂新和福新的面粉厂规模占全国同行业的1/3左右，占上海市的1/2，其旗下企业总数达21家，赫然是当时国内规模第一的民营实业集团。荣宗敬曾很得意地对友人说：“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1933年是他的60岁大寿，在贺寿堂会上，他很兴奋地对济济一堂的宾客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吾今已届六十，纱锭数达到六十万，我还要活到七十岁、八十岁，纱锭要达到七十万、八十万……”堂下，一片欢腾喝彩声。
荣家事业的迅猛发展靠的是疯狂的举债扩张战略。就在荣宗敬讲那番豪言的时候，申新资产共值6898万银元，而负债达6 375万银元，处在一个十分紧绷的状态中。转眼间，市场突变，荣家首当其冲。到1934年初，荣家面粉工厂全面停产，申新各厂也风雨飘摇。荣宗敬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仅及纱价，销路不畅，存货山积。”到1934年3月，上海所有银行已无一家肯对荣家放款，连荣氏参股的16家钱庄也关上了大门。荣宗敬一度急得要自杀，陈光甫和宋汉章两人在荣宅陪他一宿，温言相劝，他才算是没有走上绝路。在申新宣告“搁浅”前几天，陈光甫天天都在申新总公司等到深夜一两点。客观而言，荣家之所以会陷入如此大的危机，与荣宗敬的激进做法有很大关系。很多年后，陈光甫评论说：“荣宗敬的申新企业是全国纺织企业中最大的，为了增加银行存款，巩固我们的地位，我们乐意与他合作；而他当时急需资金来更新扩大，自然也希望与我们合作。结果，没有充分调查他的实际需要和个人性格，我们就提供了大笔贷款给他，导致我们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影响了活期存款的运行。”
好在荣家还有一个稍稍保守的荣德生。6月28日，荣宗敬派人到无锡向弟弟求救，族内有人担心，去救上海申新会把无锡的产业也拖进泥潭。荣德生执一茶壶在手说：“我与哥哥好比这个壶，一经破裂，虽持半壶在手，亦复何用？”他当夜把家中所有的地契和有价证券全部收罗起来，第二天清晨就赶到上海，在陈光甫、宋汉章的斡旋下，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联合借款220万元，这才稍解燃眉之急。
但是，区区200多万元仅够荣家多吸几天的氧气，当时申新总公司每年的通税和利息支出就在1 000万元以上。一周后，申新不得不登报宣告“搁浅”。
荣家若垮，中国民族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半壁江山就塌掉了，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而且，与华商在这两个市场上竞争最激烈的就是日本企业，它们在棉纺织业拥有1/3左右的市场份额，几年来的抵制日货运动和宋子文的反日政策曾经让它们元气大伤，但是现在孔祥熙的新税则及经济危机却给了日本企业反扑的大好机遇。很显然，这里正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抗日战争”。
这时候，唯一能救荣家的，只有国民政府了。
1937沉船与拯救（1）
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
—美国作家赛珍珠，1937年
1937年7月10日，是上海市政府成立10周年纪念日，而再过一个月，就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0周年纪念日。上海市中心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近万人涌进会场观看庆祝仪式，并参观了6个成就展览。这时候的上海正宛若一颗“东方明珠”，全国金融业资产的3/4聚集在这里。53％的对外贸易和25％的国内外航运通过这里运转。在现代制造业方面，上海是“民族工业的中心”，全国近4 000家现代工厂中，有1 200多家开设于此，无论是资本投资额、现代新式机器的使用，还是劳动力的规模，上海都堪称第一。这一天的上海滩，到处洋溢着快乐的激情。但是，一本关注时局的杂志《人民论坛》则刊登了一篇时评，题为《上海成立日庆典的幽灵》。作者写道：“总有一个幽灵游荡在庆祝活动中：战争的幽灵。”
就在三天前，日本军队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对中队发动了攻击，它被称为“七七事变”。从这一天起，中国卷入一场长达8年的艰苦抗战。
8月8日，日军攻入北平城，随即长驱南下进击上海，超过400万难民涌进租界。在后面的3个月里，70万中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11月8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首都南京沦陷，日军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超过35万军民丧生。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日军剑锋直逼武汉，遥望重庆，东京宣称将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
战争爆发了。一切都变得身不由己。
在国家存亡的重大时刻，企业家们的事业是如此的脆弱，它如蚕丝在大风中飘荡，大大小小的企业家跟那个时代中的每个中国人一样，突然间与民族命运这个大道义站在了一起。
就在这场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战争到来之前，中国商业界的人们在做些什么呢？
先说宋子文和孔祥熙。就在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星期，他们做成了一笔效益超好的生意。7月1日，一家名叫扬子电气的股份公司宣布成立，它收购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国营电厂—首都电厂。这是孔宋家族不胜枚举的、利用权力、化私为公的经典案例之一。
在1928年，作为新首都的南京城的供电能力十分不足，以至于“灯光黑暗，为全国所仅见”（张静江语）。南京在晚清时建了一家官办的金陵电灯官厂，民国建立后更名为江苏省立南京电灯厂，名为官办，实际由民间资本经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当即将电灯厂作为“逆产”无偿没收，改名为首都电厂，被归入建设委员会辖下。随后，政府将电厂抵押，从银行套得资金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同时给予了大量的优惠政策扶持，包括享受平价煤、低利贷款，甚至还以改善民生为名义由行政院拨款为电厂新增发电设备。在政策大力输血、市场垄断经营以及“首都效应”等多重利好的刺激下，首都电厂迅速壮大并实现了非常好的效益。在1928年划归国营的时候，电厂的固定资产仅有21万元，到1937年就增至958万元，是原来的足足45倍。在很多年里，企业的年均获利率都在20％…25％左右，是当时国内效益最好的大型国营企业之一。
1937沉船与拯救（2）
到1937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建设委员会以首都电厂需筹措巨额发展资金，而国家一时难以筹措为理由，提出将首都电厂以及无锡的戚墅堰电厂—它在1928年前也是私人企业，后被收归为国营—向社会公开招收商股，“以提高社会投资”。这一建议在该年的4月1日获得国民政府训令批准。仅仅过了一个多星期，建设委员会就完成了首都电厂的资产评估工作。它还迅速拟定了具体招股办法，主要内容为：第一，将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合并，组织扬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公司资本均定为1 000万元，除建委会保留20％之外，其余均招收商股。而商股的办理工作交给了一家叫做“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民营企业。
奥妙全藏在这家神秘的中国建设银公司身上。它是1934年由宋子文亲自创办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他在被迫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职务之后，转身就成立了这家企业。当时他看上去已绝意仕途，他对张公权表示“决计弃官就商，且具做‘中国摩根’意愿”。从表面上看来，公司是根据《银行法》和《公司法》注册的私营公司，但实际情形却远非如此简单。公司初期的发起股份中大部分来自国家银行与最大的十几家商业银行，后来渐渐都转移到个人名下，特别是宋子文和孔祥熙家族的名下，其中，仅宋子文就以敦厚、悦愉、嘉禾等不同户名拥有大额股份。公司的股东乃至董事和监察人不是政府主管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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