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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

小人学-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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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原则的、夸大其辞的奉承是小人们最常用的手段之一。这种手段非常简单,却十分有效。对有些人来说,初次听时不禁肉麻,甚至有些自愧,但长期地被这种语言所包围,就会习以为常、自以为是了,一日不听竞有些浑身不舒服了。小人就是要通过奉承来助长人们的自我陶醉感,加速良好自我感觉的膨胀,当你变得自满了,当你的警惕丧失了,他们就会构筑陷阱或者趁机提出各种不正当的要求。大概也正是由于人们都喜奉承的原因吧,许多小人常常都有一个好人缘,直到这些小人自我暴露,自我焚毁之后,许多人才如梦方醒,大呼上当,然而,很可能是大错已成,悔之晚矣。

    (3)需要满足眼前的利益。毫无疑问,正是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创造了历史,并推动着社会的繁荣与进步。但是,这一结论,我们是从非常漫长的一段历史中得出来的,而决非出自对一个普通百姓的个人一生的总结和描述。实际上,我们中间的绝大部分人都是目光短浅,只为眼前利益所驱动的。如果没有一个坚定的、远大的理想作为指导,整个未来就是非常不可知的,为各种偶然的和外来的因素所支配。此外,我们普通人还要为生计而奔波,盘算如何填饱今天的肚子、如何应付明日的早餐。所以,或者是出于个人素质的局限,或者是迫于生计,普通人更倾向于先满足眼前利益。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利用人们目光短浅的弱点,以利相诱,借以谋事,是小人常用的手法之一。小人们有时会抛出蝇头小利,有时又会奉上黄钟大吕,只要能够达到其目的,他们会针对不同的人、以不同的代价收买人心。许多人很可能是贪图一时的眼前利益,或中了圈套,或上了贼船,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遗憾。所以,人们对那些飞来之利、不义之财、无功之禄、非份之享要多加提防,小人们总是喜用一时之利作“饵”,放长线钓大鱼,然后鱼、饵并获。

    (4)对个人利益的保护。西方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认为人都是自私的。是人的自私本性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个假设并不符合我们生活中的实际,但至少是指出了人陛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说,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安全需要,保卫自己的既有利益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

    过分地强调个人利益,便会导致人们思维的偏狭和目光的短浅。有些时候,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甚至也会不择手段,不惜以损毁大局为代价。说到底,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圣人,只要存在着外部诱因,并达到了一定的强度,人性的弱点就会充分暴露,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被绳捆绑的那个恶魔就会被释放出来,驱动着人们去做错事、做傻事。

    而小人就是那个恶魔的引诱者。他们在利用他人做某事时,总是先掩盖住自己的真实目的,装出一副关心他人,为他人着想的样子,分析利弊,指陈利害,故意扭曲或夸大事实,造成对方的不安全感。一旦人们感觉到自身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就会自然而然地采取保护措施,把矛头指向那个危险物,然而,这个危险物却并不一定存在,很可能是小人巧言编织的结果,小人巧借众人之力把祸水引向一人,居心险恶,目的不可告人。

    (5)对帮派的需求。人类天生就是一种群体动物。苟子说,人之所以比动物高级,就在于“人能群”。志同道合者、情趣相投者必然会相互接近,走动频繁,并在某些问题上产生一致的观点或相近的行动,而且,他们之间可能会比别人更能相互容忍对方的缺点和短处,而这些缺点和短处在外人看来也许是不能予以谅解的。这样,小团体自然会形成,以恶名冠之便为“帮派”,以善名冠之则为“同志”。说到底,人生在世,总是要寻找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喜欢孤独的人要么是神仙要么就是野兽,而群体正好可以排遣孤独,带来归属感和安全感。所以说,人类对帮派的需求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并且是无法被制止的。

    然而,一旦结党成帮,便会有小团体利益出现,就会有小团体偏见出现。出于维护自己团体利益的动机,人们很可能会失去理智的讨论和公正的态度,不能就事论事地理解和看待问题。在某些时候,事情孰是孰非就会演变成帮派间谁输谁赢,演变成个人间的好恶与得失,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将理性的问题情绪化。一旦不能客观冷静地运用理性来思考问题,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就会沉渣泛起,泛滥成灾。

    小人是最喜拉帮结派的,只要是他能够加以利用的人,他们总是会想方设法地加以拉拢。对不同的人,他们又会投其所好、对症下药,施以不同的拉拢手段,形成亲近程度不一的帮派关系。有些时候,他们仅仅靠着一件事情,利用人们在某一问题上不同的看法,就能轻易地迷惑住许多人,被一些人视为知己,从而钻人某一阵营,或者建立起某一阵营。此外,小人们也喜欢利用帮派间的成见,挑起事端,制造混乱,以便从中牟利。

    (6)大多数人有私敌。只要你有朋友,必然就会有敌人。观点的不同、利益的冲突、道德观上的殊异、情感上的恩怨,都会使人们之间产生敌意和恶感,而人们对他们所不喜欢和抱有敌意的人,又往往会采取一种排斥、抵触甚至是打击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重新调整利益的分配格局,或者获得心理上的渲泄和满足。不少文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心理学家都曾指出,仇恨是恶魔的毒汁,然而它根植于人类的本性之中。某些国家间的战争、部族间的仇杀,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仇恨感的一种放大和投射,是人类兽性的一种表现。

    一个正人君子,很可能因为一句伤人的话,而成为别人眼中的私敌。而这位正人君子又非常有可能是小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小人自己的力量又不够,或者缺乏说得过去的口实,他们往往就会利用人们之间的仇恨,挑唆、离间,搬弄是非,利用别人来充当自己打击异己的工具。不知不觉中,好人作了恶人,而小人却伪装得像个君子。这就是小人的毒辣之处,只要有利可图,他唯恐天下不乱,更不会顾惜别人的生命或者眼前的大局。

    (7)嫉妒心。有人说,嫉妒是人性中最丑恶的一种情感,也是人群一切祸患的来源。但是,嫉妒在人类中间却是无所不在的。当“羡慕”这一非常正常的情感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妒嫉就会破腹而出。总的来说,妒嫉就是不满于别人比自己优秀,认为别人没有理由应该过得比自己好,因此,从内心希望别人倒霉,藉此取得心理上的平衡。偶尔的妒嫉是无妨的,并且很可能会激励人们奋发图强。但经常性的、目标持久的嫉妒则很可能会焚毁人的理性,诱发人们心中的破坏欲和毁灭欲,使人们走向罪恶。

    妒嫉心,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小人利用的弱点。被妒嫉心所支配的人们,对小人运用卑鄙手段打击、陷害被妒嫉对象的行为,即使不会助纣为虐,往往也会采取一种袖手旁观、幸灾乐祸的态度。有时,他们还会被小人利用,充作打手,担当起并不光彩的角色。无论是纵容、默许还是推波助澜、勇作先锋,人们都是在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在支持着小人的行动,而小人则趁机大长其威,大增其势。如果我们不能做到以理性来规范和控制妒嫉心,那么有许多人非常有可能堕落到小人,变成小人的帮凶和走狗,从而壮大了小人的队伍和声势。对于这种蜕变的可能,我们不能提高警惕。

    总而言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类既然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必然就会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会发现,恰恰是人类的这些弱点和不足,成为小人生殖繁衍的土壤。可以说,人类的弱点不仅为小人的生存提供了机会和条件,而且还助长和推动了这种生存。

    因此,我们提醒世人:防范小人,首先要从修炼自己做起。只有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弱点,并且时时注意制约它,改进它,小人才无可乘之机,我们才会避免使自己堕落成小人。

    小人案例之四十五:宋神宗熙宁九年,即公元1076年,王安石变法失败,被罢相,贬判于今日的南京。在这里,王安石总结了他在政治上的种种得失,然而最让他纠缠于心的,却是他在用人上的失策。悔恨之极,往往奋笔疾书,然而落在纸上的却只有三个字“福建子”。这个“福建子”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他会给王安石留下了这么多悔恨而痛苦的回忆呢?这得从头说起。

    这个“福建子”,名叫吕惠卿,乃福建泉州晋江人。宋仁宗嘉}右初年,年仅二十四岁的吕惠卿便中了进士,任真州推官。很快他又转入京师汴梁任职。就在汴梁,他与王安石相识,两人常在一起论经讲文,谈古道今,竟有许多相同的见解,因而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遂成莫逆之交。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拜参政知事,主持变法。当时的吕惠卿正在集贤院编校《集贤》书籍。王安石便极力在神宗面前推举吕惠卿,并称“惠卿的贤德,非但今人无法追步,即使是前世儒者也不易相比。对先王之道能够学以致用的,恐怕惟惠卿一个而已。”稍后,吕惠卿便受到了王安石的重用,事无大小巨细,都要先同他商议,然后才实行,凡所提议的请议,奏章都由吕惠卿代笔。二人的关系如师徒父子般亲密。

    然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司马光曾对神宗说:“吕惠卿险巧乖滑,并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内外者,皆其所为。可惜安石虽贤德,却刚愎自用,不通世故。吕惠卿出主意,安石就身体力行。再者安石时常进擢亲近之士,也恐众心不服。”神宗为吕惠卿辩护说:“吕惠卿进对明辩,也似美才之土啊。”司马光连连摇头:“吕惠卿确实通文博学,明辨聪慧,但却用心不正,陛下慢慢观察就知道了。”后来,司马光又写了一封信给王安石,提醒他:“阿谀谄媚之土,现在对您百依百顺,言听计从,一旦您失去权势他一定会出卖您的。”王安石因与司马光政见不同,所以对司马光的话很反感,并认为这是司马光在挑拨他与吕惠卿之间的关系。

    王安石的变法受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举步难艰。王安石罢相求去,力荐目惠卿任参政知事。吕惠卿一上台,马上便扶植亲信,把自己不通学术的弟弟都升了官,更制定苛律峻法,弄得百姓不胜其苦。

    郑侠、冯京多次上疏指斥吕惠卿朋比为奸,雍蔽上听。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素与哥哥政见不一,更看不惯吕惠卿的奸谄狡猾,竞当面羞辱了他一番,而今非昔比的吕惠卿自然咽不下这口气,将三人一同贬谪赶出京师。王安国到底仍是王安石的一母同胞,因此,王安石对吕惠卿的作法有些不满,然而,吕惠卿再也不肯买王安石的账了,并且一下子翻了脸,大骂王安石误国害民,凡有陷害王安石的机会,他都绞尽脑汁决不放过。

    后来,宰相韩降觉得自己对付不了吕惠卿,便密请神宗,复用王安石为相。此时的王安石,再看吕惠卿已不是贤非人比了。于是,他便借他人弹劾之机,将吕惠卿贬出京城。

    吕惠卿狡辩奸诈、诡变多端的本质已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厌恶。因此,神宗及哲宗对其一贬再贬。忠义之士无不拍手称快。

    王安石应该说是一个颇为贤德的政治家,然而,却依然要受到小人的欺瞒,为其所误。为什么会如此呢?我想,这仍要从人性中的一些基本弱点中去找。第一,王安石需要任用一些支持自己的人来推进新法的变革,这实际上就是对拉帮结党的需要。因为有了帮派成见,所以他对持不同政见的司马光的提醒也看作是挑拨和离间,对吕惠卿反而信任弥深。第二,王安石也像任何其他正常人一样,喜欢别人的奉迎和赞美。而吕惠卿生性狡猾,善用机巧,其阿谀谄媚之心又罩上了一层“志同道合”的伪装,加上其确实机辩有才,这就使得涉身其中的人很难把“假意奉迎”与“真心赞美”区别开来,从而不能及时地看清楚小人的真面目来。后来,吕惠卿自我暴露了,然而,往事已不可追,王安石的变法大业终究是为其所误了。

    在这个“王安石误用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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