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学-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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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人只顾自己的利益，从来不怕因自己的小利益而破坏他人或群体的大利益。小人没有道德负担，没有在基本道德意识之上产生的社会责任感，因而在小人的心目中不存在所谓的群体大局、国家大事。小人心中的“大事”就是他的个人私利，就是他强烈欲望的满足，除此以外不会有任何别的内容。我们正常人所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小人所接受自我教育则是“个人的利益高于一切”，而且要坚决地凌驾于国家、集体利益之上，甚至将其彻底取消。这种观念上的分歧使正常人和小人在面对某些事关国家、集体大局的选择时往往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取舍，而这种取舍所引致的后果也是截然相悖的。
小人案例之三十六：南北朝时期，宋孝武帝刘骏十分残暴，对臣下胡乱猜忌动辄人头落地。在他当政时，王公大臣们做事都十分的小心谨慎，彼此间也不敢随便来往，生怕惹出祸端来葬送了身家性命。刘骏死后，几位辅政大臣刘义慕、柳元景、颜师伯、沈庆之等总算松了口气，互相庆贺说：“从今天开始我们总算可以免于横死了。”安葬刘骏后不久，几位大臣在一起不分昼夜地歌舞宴饮，发泄心中的憋闷之气。
谁知，刘骏之子刘子业继位之后，比起他的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待臣下更加凶暴残忍，刚一登基就杀了辅政大臣戴法兴。刘义慕等人刚刚松了口气，这一下更加恐惧起来。这一天柳元景和颜师伯密谋，打算废黜刘子业，推举刘义幕为天子，朝臣百姓也好过一段安宁日子。然而他们空有此谋，却无此力，只是日夜商议迟疑不决。为了增强力量，柳元景找到了沈庆之，把计划告诉了他。沈庆之此前也有此心，听柳元景一说，心中亦有所动，但并不表态，只是故作沉吟之状。柳元景以为他不同意，只好闷闷不乐的回到府中。沈庆之送走柳元景，反复权衡参与谋反的利弊，也并没有个头绪。忽而想到自己和柳元景并没有太深的交情，而颜师伯平日里更是看他不起，作为先帝遗诏中钦定的辅政大臣之一，他不但被颜师伯排挤在参议朝政的大门之外，而且还被颜污蔑为“爪牙”，此恨不可谓不深。如果参与了柳、颜等人的谋反，就算成功，也未必就能获得比现在更好的职位，而一但失败则必死无疑。既然风险如此之大，为什么不就此抓住机会将谋反之事上报皇帝，既可以报颜师伯排挤的旧恨，又可以获得皇帝的宠信，岂不一举两得吗？这样一想，沈庆之就毫不犹豫地告发了柳元景等人的阴谋。
刘子业接到沈庆之的密报，自然十分震怒，立即下令虐杀刘义慕、柳元景等人。一项正在襁褓中的重大计划，就这样被沈庆之的告密击得粉碎。
沈庆之的例子，就是小人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损害集体、国家利益的典型事例。一个为了报私仇，葬送了一个集体，一个为了专权固位，使得奸佞滋生，最终使国家由盛而衰。小人虽小，其破坏性却不可谓不大。光是从这个意义来说，小人就是值得我们注意和加以研究的。如果说在封建时代我们的社会还缺乏真正公平公正的社会法律法规和道义规范而使小人得以任意妄为的话，那么到了现代社会，我们已拥有了那么多真正反映大多数人意志的法律和道义，我们已拥有了那么强大而公正的舆论监督力量，特别是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已经成为（至少在名义上成为）“现代社会的文明人”了，我们有什么理由再允许小人动辄就释放出其强度、烈度均不可小觑的破坏性能量呢？文明社会的我们理应直面小人而不是躲避小人，理应拒绝小人而不是忍让小人，虽然这对我们的社会和我们个人来说都绝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也正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在拒绝小人之前先做到直面小人，因为只有不躲避才可能不退让，只有不退让才可能立稳脚跟，而只有立稳脚跟才可能跨上一步，勇敢的给小人以当头棒喝。
（2）小人只顾眼前利益，缺乏长远的目光。缺乏做事业的雄心壮志，因此杀鸡取卵是他经常的做法。如同攀援在高大挺拔的乔木身上的藤萝永远不会拥有乔木的伟岸潇洒和高瞻远瞩一样，小人的本质注定了他骨子里的渺小委琐。小人虽然常常舞权弄势，但他既不是帅才，也算不上合格的管理者，他充其量只是耍弄些机巧谋求一点点眼前的利益而已，他阴暗的算计再深远也算不上有韬略有远见。在小人的眼里，一般人特别看重的“事业”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只要能够带来利益、满足欲望的作为就是好“事业”，而再辉煌、再有价值的事业倘不能带来足够的名利权势，小人也会弃之如敝屣。只要个人利益需要，小人完全可以杀鸡取卵、因小失大，哪怕败坏了集体和国家的大局也在所不惜。小人的这种作为就类似于无知的孩子为了烤熟一只麻雀而烧毁了整块庄稼或整片森林，只不过孩子是出于无知，怎么说都可以原谅，况且已有他悔恨害怕的眼泪为他洗刷愚蠢的罪过；而小人呢，则恐怕不以为过，反以为荣，面对着熊熊火海还把麻雀嚼得津津有味呢。
小人案例之三十七：南北朝时期，宋文帝刘义隆算得上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期问，实行改革，加强集权，出兵北伐，国势强盛。然而，皇室内部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权力之争，其弟刘义康、儿子刘劭都曾觊觎皇权。特别是刘义康，权大势重，肆意妄为，矛头直指皇位，幸而最终被文帝诛除。
刘义康是开国皇帝刘裕的四子，被封为彭城王，后又任荆州刺史。由于他聪敏干练，在荆州政绩卓然，刘义隆便于元嘉六年（429年）将刘义康调回京师，任司徒、录尚书事，与王弘共同辅政。刘义康居官至此，仍不满足，逼迫王弘将扬州刺史一职让了出来，在权势上压倒王弘。刘义隆因身体多病，朝政大事就多由刘义康断决。朝中大小官员看到刘义康手握重权，就都纷纷向他献媚，每天早晨，刘义康府第前常有车辆数百，门庭若市。刘义康为了笼络人心。对于来访者都热情接待。此时就连四方献纳的物品也是上品献给刘义康，而把差一些的献给皇帝。有一次，刘义隆吃柑桔，叹息其形状味道太差，刘义康就派人到府中给皇帝取些柑桔来，刘义隆拿过一比竞比自己的大上三四寸。这个细节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刘义康权力的膨胀。
刘义隆的一些亲信大臣如刘湛等，见到刘义康权大势重，也逐渐转而投靠刘义康。刘义康总揽朝政，志得意满，但总觉得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济对自己是个威胁，当朝廷众大臣争相向他献媚之时，惟有檀道济表现出了明显的冷漠。檀道济在先帝刘裕时就屡立战功，是远近闻名的一员大将，就连刘义隆对他都有些畏怯。由于为人正直，不愿攀权附势，檀道济并没有跟刘义康太多交往。领军将军刘湛一向与檀不和，此时抓住机会在刘义康面前诽谤檀道济，并说：“皇上身体一直不好，一旦驾崩，檀道济军权在手，必将难以控制，应当及早采取措施才是。”刘义隆本来就想除掉檀道济，刘湛一怂恿就更坚定了决心。虽然他也清楚檀道济是一位帅才，一旦国家有战事，其韬略、神勇无人能及，但对于他来说则更似心腹大患，不杀之难以安心。于是趁着刘义隆病重，刘义康于元嘉十三年召檀道济人京。檀道济的妻子非常担忧，说：“自古功勋卓著的大臣易受猜忌，如今没有战事，却召你入京，不会是有什么祸事吧？”檀道济身经百战，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就劝妻子不要多虑，整服入京。到京城以后，恰逢刘义隆的病情开始好转，刘义康无法下手。檀道济在京城呆了一个多月，奉旨回江州任所。然而不幸的是，檀道济乘坐的船刚要离岸，刘义隆的病就又加重了，刘义康抓住机会，矫诏召回檀道济，将他逮捕。三个月后，饱受凌辱的檀道济和儿子一齐被杀害，同时被杀的还有当时被人们比作关羽、张飞的猛将薛彤和高进之。
檀道济被捕时，知道是刘义康计害他，怒不可遏，把头巾狠狠摔在地上，对着捆绑他的士卒吼道：“你们是在毁坏自己的万里长城！”当时北魏人听说猛将擅道济被杀，都非常高兴，说：“擅道济一死，东吴那帮小子还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呢？”可见刘义康害死檀道济，正是典型的因小失大，恰中了敌国的下怀。刘义隆病情缓解后听说良臣猛将被杀，心里也十分生气，从此对刘义康有所牵制，不再任他肆意妄为，并最终诛杀了这位妄图篡夺皇位的彭城王。
从刘义康的作为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小人的目光是何等的短浅，而他短浅的目光会直接引致他做出多么危险的举动。这些危险举动不仅仅有害于他人和集体，而且从长远来看对于小人自身也是有害无益的。小人自身资质的限制常常免不了让他做出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小人的命并不值钱，但偏偏这世上许多无价值的东西就是可以轻易地摧毁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酿造玉石俱焚甚至于玉碎瓦全的现实。认清了小人的巨大的破坏性，我们真是应当多少在小人身上投注一分心思了，否则我们那么多重要宝贵的东西毫无价值的毁掉而又抓不到祸首，岂不令人捶胸痛惜！
4。小人勇于充当某种势力的作恶工具
古代的强盗啸聚山林，总要聚集一些肯卖力气的喽罗，这样打家劫舍就不劳自己动手，官军来剿也好水来土掩，有个抵挡；有权有钱的人家，也常常会招纳一些“贤士”，或称幕僚，或称门客，供他衣食，给他银两，借其谋略或武技保家护院，谋求发展；即便到了今天，虽然名义上的“喽罗”或“家奴”不复存在，但在权力的荫护之下，在金钱的感召之下，许多有权有钱者的身边还是滋生了不少奴才式的人物，在某些腐败干部身边这样的人更多。本来，主奴之间有双向的需要，其存在也是社会构成之一种，作奴才的无须以为羞耻或是引为骄傲，但偏偏就有那么一部分小人硬要作“恶奴”，依仗着主子的声名权势无恶不做，汹汹之势简直要胜过了主人。这种“恶奴型”小人之所以历代不能断绝，甚至时有成群落之势，当然离不开特定社会体制营造的土壤，同时也是和小人自身的特点分不开的。
我们已经讲到，依附权势的小人基本的生存方式，只要所依附的靠山暂时还坚实、还没有失势，小人一定会卑躬屈膝，争宠献媚，以虚假的忠诚来捞取最多的权力和实利。当小人所依附的靠山需要小人从事某项有违社会道义和法律法规的工作时，毫无道德负担可言而又鼠目寸光的小人就会不加迟疑地上前，丝毫不会考虑自己这样做的后果和退路。只要主子高兴，小人不怕亵渎神圣、悖逆规范，他也不怕得罪他人、与公众为敌。小人一旦成为某种势力的作恶工具，就往往具备了更大的破坏性，其内心世界也就更加凶狠冷酷，这是和“工具”本身的特点分不开的。
小人案例之三十八：1926年，屡屡受挫的戴笠在毛人凤的指点之下投考黄埔军校，被编入入伍生部第一团第十七连。考入黄埔是戴笠人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在经历多年的挫折之后，他决定在这里重塑自己的前程c戴笠人校时，由中山舰事件引发的国共两党的斗争已经愈演愈烈，黄埔师生中间充满了剑拔弩张的气息。多年的沉浮已使戴笠颇谙世故，在政治上较为成熟，因此他从不谈论国共两党斗争的问题，更不参加同学之间的争论。相反，他拿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去交朋友，从官到兵，各个投其所好，换取好感，同时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给同学和校方留下能干而又听话的印象。
1927年4月，蒋介石开始在黄甫军校进行“清党”，许多共产党员学生被秘密逮捕甚至暗杀。为此，蒋介石特地任命黄埔二期毕业生胡靖安为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专门负责该部的“清党”事宜。
戴笠是一个极有政治头脑的人，此时已经看出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重大变化，等到胡靖安在入伍生部发动清党运动，他立刻敏感的意识到这是天赐良机，于是把平时观察、搜集、掌握到的大量情况秘密上报给胡靖安，并提供了一份共产党员学生的名单。光是戴笠的密报，就使20多名共产党员学生被胡靖安抓走，有时很快被秘密杀害。
戴笠由于在这次清党活动中有异常表现，很快受到了胡靖安的特殊器重，被引为亲信。
不久，胡靖安由于“清党”过火，搅乱了整个军校的教学秩序，被校方处以纪律制裁。胡无法在军校立足，到南京找蒋介石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