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5年第06期-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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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理解，它们为什么一定要选择那几根枯枝落脚？但我更不理解，人为什么一定要把那几根枯枝折断？很久以后我才晓得，原来，他们嫌鸟歇在那里时，把屎拉在了地上。
但夜里去遛狗的时候，我还是会仰头去看，仿佛它们还在那里盛开着。
一天早晨上班时，我看到一只鸟在紫树林里慢慢地走，优雅地走，我忍不住跑过去问，轻轻地问：“嗨，是你吗？是你吗？”但它什么也没说，只是回头看了我一眼，就展翅而去了。
但我感觉那一眼里，是有深意的。这让我羞愧。虽然那件事不是我做的，但我毕竟也属于人类。我突然想跟它说声对不起，但它已经不见了。
人啊，我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但我不愿用难听的话来伤害你，那样也伤害了我自己。比起鸟来，我应该更爱你。事实上，我也的确更爱你。但你的自大和自私真让我难过，好像这个世界是你自家的一个园子，只有你能自由地出入，任意地享用。而它们，却不能。
幸好我的信仰告诉我，小鸟也是我们的兄弟。因为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父亲，我们都来自于他。所以我确信，不管怎样，仁慈的神都会照管它们。当它们失去这一个家时，神一定会给它们另一个家。世界之大，神绝对不会让几只小鸟连一根落脚的枯枝都没有。
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在《动物解放》一书里指出，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和方式已经牵涉到一个严重的道德问题——他的动物伦理学开启了当今西方的动物保护运动。当然肯定有人会不同意，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还有很多人吃不饱肚子的国家里。他们会问：动物的问题真的就那么重要和迫切吗？
那么我也问你（这是台湾学者钱永祥先生问过的话）：一百年前，你会觉得妇女的权益问题有那么重要和迫切吗？五十年前，你会觉得种族歧视问题有那么重要和迫切吗？而仅仅是二十年前，你会觉得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有那么重要迫切吗？
你不会。但今天，你会。
而且，善待一只小鸟与帮助一个穷人并不矛盾。相反，倘若我们真的能够深切地体味一个动物的苦痛，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更真切地体味一个人的苦痛。怜恤任何一种生命，都只会让人类的心变得更温暖，更善良，而不是相反。早在12世纪，基督最完美的效仿者圣方济各，就把蟋蟀称为兄弟，把蝉和燕子称为妹妹了。他看到虫子，就捡起来放进草丛里，以免它被践踏。他在大雪覆盖的森林里放置食物，为的是使那些弱小的动物不致于饿死。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传播温暖的人——一个以救助穷人和传染病患者为己任的圣徒。
人类生活的平等原则里，本来就应该包含了对动物权益的完美尊重。而人类常常忘记这一点，忘记动物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有权益的，更忘记动物也有苦痛感和恐惧感，也有快乐的渴望和被爱的渴望。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引入几段伟大的箴言：
毕达哥拉斯说：人不停止残杀动物，就不会停止彼此间的残杀。事实上，播下谋杀和痛苦种子的人，不可能得到快乐和爱。
古犹太苦修教派的《和平福音书》里说：在他身体里被杀动物的肉，将会成为他本人的坟墓。因为我实话对你说，谁杀，就是在杀他自己；而吃被杀动物的肉的人，是在吃死神的身体。
圣雄甘地说：一个国家的伟大和它的道德进步，可以通过它对待动物的方式来衡量。
人和动物之间如果没有和解，那么，那种人与万物荣辱与共的“新天新地”不会来临，那朵伟大的花，将无法在任何一株草、一根树和一个灵魂里开放出来。
当然我也知道，我们无法要求每个人都像佛陀那样素食，甚至，我无法要求我自己。虽然我恨不得只依靠大地的香气而存在，如同植物只受阳光的供养。因此，在这篇随笔结束的时候，我还要引入先知亚墨斯达法的一段教导：
石牌村记事
■ 陈小虎
一百米有多长
从石牌村黄埔大道偏西的牌坊往里走，到绿荷大街西巷口，大概一百米。我在这一百米的道路上走了六个年头。
那座牌坊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风历雨，还不到二十年就显出老态龙钟，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了。在石牌村，像这样的牌坊差不多有十个，它们是进出石牌村的必经之口。孙志刚案件之前，这里是查暂住证的理想地点。我不时就见到警察和一些治安人员站在牌坊边盘查，晚上或者早上。警车停在一边，那是一辆有着“公安”标志的人货车。警察一般站在警车的旁边，默默地看着，张罗的是那些治安员。他们大都扯着嗓门说话。有人坦然走过去，有人躲躲闪闪。在他们的旁边，总会有不少民工模样的人呆呆地蹲着，看过去，一片灰灰的。他们大多低着头，偶尔到处张望的，在治安员的声音中迅速把头隐下去。有时，还能看到三几个女孩。那是上夜班的小姐。这些人在盘查结束时，被带上那辆警车，送往派出所，然后，其中的一些通过各种关系和手段，找朋友、交罚款、补办暂住证又回到石牌村，剩下的又被送往收容站。此后，他们的一切就变得不可知了。后来，这种查暂住证的行为就没有了。牌坊边上，还伸出一条铁栏杆，那是用来拦车的。我刚搬进石牌村时还觉得奇怪。那里并没有人看守，如果有车进来，该去找谁呀。慢慢地我就知道了，如果是小轿车，尽管下去把栏杆扶起来就是了。如果是拉货的小四轮，那可就要小心一点了。说不定刚碰到那条铁棍，就会有戴着红袖章的人走过来要罚款。戴红袖章的人一般离牌坊二十米。我听过司机和他们吵架，但最后还是掏钱。
牌坊的右边，原来是一家卖包子的店面。那里的包子不贵，豆沙包、奶蓉包、肉菜包什么的，一块钱一个，馒头五毛钱一个。我是那店子的常客，买两个包子和一盒牛奶放进袋子里去上班。有时，早上那里还要排队。服务员不时就把蒸笼的盖子掀开，热气和香气袅袅而起。用塑料袋子当手套的服务员动作迅速，收钱、找钱的服务员则站在外边。在这座城市，开个小小的餐馆，除了价廉物美，还要让人觉得卫生。它变成一家卖药的超市后，我就没有进去了。超市的旁边是诊所。它们是相连的。这边看病，那边买药。靠近诊所的，也是药店，是健民药店。这是一家国营药店。但我在里面总是买不到我想买的药。我记得我刚住进来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大排档。那时，我和温志峰、江城他们打牌，傍晚就来这里吃饭。三个人一坐下，就吆喝上六碗饭，然后点三个菜，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又接着打，到天亮。1998年底，一个朋友从北京带来了一个项目，想在广州大干一场。他和他的合作人也住在石牌村。我们就经常在这里吃饭。我听着他们对将来的描述，那路上全都涂满了金黄的色彩。他们还劝我加入进去。我是拒绝了。不久，他们之间出现了裂缝。我成了他们倾诉和寻找公平的对象。我对他们说了相同的话，如果对方真的像你说的那样人品低下，人渣一样，那只能说明你没有眼光。可能是我的话伤害了他们，从此再也没有联系了。我在广州多了两个熟人。其实，傍晚在那里吃饭，不仅可以养胃，还可以养眼。住在石牌村的小姐们在这个时候像一只只的小鸟，飞出睡了一个整天的地方，到灯红酒绿的广阔天地觅食了。这是她们刚刚化了妆的时候，这是她们精神最好的时候，这是她们充满憧憬和幻想的时候，这是她们看见金币在前面唱歌的时候。我们坐在矮矮的竹子做的小靠背椅上，看她们脚步匆匆，看她们有说有笑，我们就感叹天下的美女都住到石牌村来了，但我们一个都不认识呀。大排档的边上还有几间小小的店子，卖桂林米粉、云吞什么的。我吃过那桂林米粉，味道怪怪的，和我在别的地方吃的很不一样。我问过老板，他说他的是最正宗的。我就不去了。云吞倒是挺好吃的，那碗很大，那汤有面的香味，汤里还有绿油油的青菜，很诱人。我就常去，特别是冬天，吃一碗热乎乎的云吞，那是一种享受。卖云吞的是一对夫妻。男的矮小，女的高大。男的纯厚，女的活泼。我每次进去，那女的总是有很多话对我说，家长里短，男的就坐在一边抽烟。有时，那女的还会发发牢骚，骂娘，说村子里的费太多了，什么治安费、卫生费，这费那费的，他们都快顶不住了，还说有人吃了就走人。这时，那男的就看着她，黑着脸，女的就走进里面去了。剩下我们两个人，男的就重复着说，这些女人，这些女人。我就笑笑。我知道他们在外谋生的艰辛，我也知道会有这些事情。但我也就只能笑笑了。我和他聊过，一碗云吞三块钱，弃除成本、房租和其它的各种费用，一个月又能赚到多少呢？他就叹了一口气，价钱高了，又没有多少人来了，现在生意不好做呀，还是你们读书人好，工作稳定，收入高，又不用受气。这些小店后来也都换老板了。云吞店关门的前一天晚上，我又去了。他们已经把东西都收拾好了。那女的看见我，一把拉住我，说，兄弟，今晚我们不做生意了，你来了，就是客人，大姐再给你做碗云吞。吃到中间，我发现碗里还有一个煎蛋。我抬起头，那女的说，吃吧吃吧，明天我们就回老家，以后可能都不会相见了。男的还是低着头在抽烟，蒙蒙的烟雾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那碗云吞我吃了很久，走的时候夫妻俩把我送到门口。我们谁都没有说到钱的事。我在这一百米的路上走了一段，回过头，还看见他们站在门口。这个地方卖过一段时间盗版书，又变成了一个卖面粉和大米为主的杂货店。桂林米粉店被和它连在一起的美容院并进去了成了员工住宿的地方。那家美容院生意一直很好。我没进去过，许多美丽的和不怎么美丽的女子在那门口进进出出。从美容院前面经过，可以看到里面的玻璃缸。玻璃缸里养着鱼，一条，很大。我不知道那鱼的名字。问过人，有的说是热带鱼，有的说是金钱鱼，有的说是富贵鱼，有的说是风景鱼。我不知道那鱼会不会孤独，整天和女人在一起。美容院的墙外，有四张石凳子。早上，那凳子上一般是老人。晚上，在石凳上的人就五花八门了。谈恋爱的、聊天的、睡觉的。我很羡慕那些能在这石凳子上睡觉的人。大地为席，苍天当被。我那时正为失眠痛苦不堪。他们就睡着了，在这嘈杂、人来人往的路边。石凳子的边上有一些竖立的铁条，那上面不时就会出现一块红色的条幅，条幅上贴着白底黑色的大字，这是反映石牌村和政治联系、以及村里出现的各种情况的温度计。“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到了征兵的季节了；“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抓计划生育了；“禁黄、禁毒、禁赌，扫黄、扫毒、扫赌”，“严厉打击河南帮、东北帮”，村子里的“黄毒赌”和黑社会势力已经很严重了；“搞好迁墓工作，促进经济发展”，尽管这里已经被城市包围了，已经成了广州城的一个部分，但十年前，他们还是农民呀。从这些标语上，我知道了石牌村一个时期内的工作任务和重点。
牌坊的左边，是一个卖面包的小店，它只卖烤的面包，生意就没有对面的好。开张没有多久，就换了门面，成了士多店，卖汽水、可乐、香烟。隔壁的那家专门卖彩票，生意不温不火的。我在那里买了不下二十次的彩票，一块钱都没有赚回来。相邻的报亭常常就把摆放报纸的架子伸到它的门口。每天上午，我在那里买一份《南方都市报》，星期四，再加一份《南方周末》；傍晚，买一份《羊城晚报》。那间屋子一直都是卖报纸杂志的，只是老板经常换。我总要一段时间才和他们默契起来，放下一块钱，不用说什么，卖报的人就知道给我什么报纸。我离开广州前的一天，在公共汽车上，一个女的和我打招呼。我觉得她特别眼熟，但怎么也想不起是谁。她问我，你孩子快一岁了吧。我就记起来了，她原来在这一百米上卖过报纸。有一段时间我总是很晚才回，到报亭买报纸时，都卖完了。几次之后，我开始在外面买。有一个晚上，我从她门口经过，她看到我，说，给你留了一份晚报。这话刚说完，她看到我手里的报纸，连忙说，没关系，没关系。但以后，她还是留下了一份报纸。我走过去，她就把报纸递给我。妻子怀孕快六个月的时候，来广州做一次检查，我带着她进进出出。两天的时间，妻子又回深圳了。我又站在报亭前面，她突然问我，你老婆有六个月了吧。然后，她告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