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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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百三十万左右。安部长听后很高兴，笑着说：你们不是贪污分子，也不算浪费分子，我看，都可算节约分子。特别是吴老，应该说特别节约。我比他每月都花得多，比你胡锡奎也花得多。为什么学生们还起来闹事呢？我们说：范长江在那里鼓动嘛！安部长说：他也要回新华社去检讨的，不管他。不过，学生们没有错，是毛主席号召他们起来〃三反〃的。他们现在〃反三〃也应该。你们三位校长没有贪污，但全校都没有贪污，谁能保证？应该检查！你们三位都是节约分子，但能说没有一点浪费的地方？至于官僚主义，谁能说没有？恐怕多得很！现在学生起来闹事，就证明你们不会领导，官僚主义很严重，脱离了广大学生群众。学生们提了许多问题，你们应该当众回答，当众检讨。只要你们检讨得当，群众是会满意的。大家都同意安部长的讲话，三位校长都准备回去向全校师生员工做检讨。因为对运动的发展觉得有底了，所以都认为这个会开得很好，都很高兴。
三天后，三位校长向全校师生员工作检查。吴老的检查很诚恳。他说：他一生以办教育为最光荣的事业。他最感到欣慰的是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现在办人民大学是想为建设事业再培养人才。想不到年纪大了，努力不够，在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不仅有许多官僚主义的错误，而且生活上也有一些浪费的地方。他举例说：冬天取暖竟烧那么多的煤，值得检查。他决定以后冬天烧锅炉取暖的煤，事先定下来，由锅炉工负责，秘书监督，不得超过定额。节约到定额以下的所值，以15…30％奖励工人。这是过去延安的办法，公私两利，切实可行。我们人民大学，一定要做〃三反〃的模范，同学们起来进行〃三反〃斗争，是很好的事情。它将使我们学校根绝贪污，减少以至消除浪费现象，把官僚主义消灭干净。学校嘛，怎么能变成官场？教员要把课教好，学生要学习得好，职工是办事的，行政管理人员不是官员，学校里不能有当官做老爷的。我是校长，不是当官，如果我不能尽责，同学们尽可把我赶走，中央尽可把我免职。不用到那步田地，只要我觉得没有把学校办法，不能把学校办好，我一定会辞职，让贤。我一生办过不少学校，还没有不受师生欢迎的。上面撤我的职，有过，还不止一次，但那是反动政府，我党中央，只许把学校办好，不许办坏。办坏了的一定要撤职，办得好的一定会受奖励。同学们，我相信人民大学一定能办好，经过〃三反〃，一定能办得更好。我这个校长，有错误就改。我想我是不会被撤职的，也不会辞职。我相信同学们会刻苦地学习，老师们会认真地教学，职工们会勤勤恳恳地工作。人民大学是党中央创办的一所新型大学，是人民的嘛，一定能办好，我有信心，我想大家都有信心把它办好。吴老的检查，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会场上不断发出掌声和欢声。这哪里是检查，简直成了一篇对大家鼓励的讲演。
成校长的检查比较简短，因为同学对他提的意见比较少。他检查时表情很沉重，而且有不少的地方说得过份。例如他把用公家的信笺信封为私人写信，也称作浪费。在解放区，无论延安或敌后根据地，私人写信用公家的信纸，已成惯例。因为私人的事情很少。比如劝亲友参加革命，这算私事呢还是公事呢？分不清。这一惯例沿用到解放以后，大家都是如此。上级对此也没有另作规定。因此成校长的过份检讨使人听了感到刺耳，认为他有〃哗众取宠〃之意。他的整个检讨，没有提到贪污。人们都相信，成校长是不会有贪污的。但他领导的单位呢？怎么能打包票！至于浪费，他又说得太多。而且最后把这些浪费总结为贪污性的浪费或浪费性的贪污。这可把大家弄糊涂了。他就这样糊里糊涂地结束了他的检查。场内既没有掌声，也没有人提问，人们见他心情沉重，不想再增加他的负担，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让他的检查过去。
胡校长作检查报告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群众的提问、质问不断，有的还走上台去，面对面地质问他。其实，胡校长的态度和平常一样，但群众却认为他的态度骄傲，目中无人，摆领导的官架子。质问他的问题很多，质问的人纷纷涌向台去。什么问题都提出来了，连用牛奶洗澡的问题也提出来了。这时，有人递给他一张条子，劝他对群众的态度要谦虚一点。他看见群众情绪激昂，也感到了压力。于是，他擦干了额上的汗，诚恳地向大家说道：同学们，同志们，你们这样踊跃地向我提意见，很好，是对我的帮助，我一定虚心地听取。我不但听取意见，凡是应该改进和能够改进的，我一定按大家的意见办理。有些意见，是因为同志们不了解情况，我应该把事实向同志们说明白。有些连我也没有弄清的情况，我以后还要向同志们说清楚。总之，我诚恳地欢迎同志们进行三反斗争。如有贪污，我们一定查清严办。一切浪费现象都要清除。我个人的浪费，除作检讨外，该赔偿的还要赔偿。吴老说得好，学校不是官场，不能容忍官僚主义。我这个人没有学问，只不过是来帮助吴老做些党政工作罢了。我长期在地方、在部队工作，不像老师那样耐心，那样温和地对待学生。我的态度生硬，处理问题简单，这样在学校里是不合适的。我既然来到了人民大学，来到了党中央创办的新型的正规大学，我就在向大家学习，向老师和同学们学习，更要向吴老学习。部队的经验，地方的经验，办训练班的经验不行了，需要提高，提高到新型的正规的大学程度。同学们，同志们，有意见你们尽管提吧！我接受得了。我不是官，更不愿做官僚。我要像老师一样，像同学们一样，和大家团结在一起。一起学习，一起工作，把人民大学办好。
由于胡校长的态度变得诚恳真挚，会场的情绪缓和了。由于开会的时间已经很长，会场的秩序已经松散。主持会议的人便趁势说：有意见以后还可以提，今天的会就到此为止。于是宣布散会。
第六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三反记 4。各单位作检查 ☆
三位校长作检查之后，按理论轮到校部各单位作检查了。这时，行政事务部长鲍建章来找到尹达和我商量。他说：我那里是管钱管物的地方，更兼还有修建处，花钱很多，现在反贪污、浪费才开始，究竟情况怎样，还搞不清，教我怎样检查呢？是否请你们教务、研究两部先检查，我行政事务部往后推一下。尹达和我都感到我们三个部的检查都可以稍缓，就决定只要领导和群众不来催，我们就暂不检查。但后来尹达沉不住气，他以为群众情绪缓和了，就不与鲍建章和我商量，先行〃引火烧身〃，想轻易地闯过关去。
尹达和我，认识较早。他在北方大学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后来在华北大学又共事。在筹办人民大学时，我们也在一起。从聂真调到华北大学起，我们三人就成了最亲密的象棋战友。他和聂真是同乡，聂对他很了解。他和范文澜在延安就共过事，范老对他也很了解。而我和聂真和范老的关系都很好，而且都是老关系，所以他们把对尹达的了解都告诉了我。因此使我对尹达的了解更加深刻。我知道他爱耍小聪明，有时还受投机。所以我们虽然关系亲密，但对他并非毫无防备。就在〃三反〃前夕，人民大学工会在儿童电影院包了一场电影。我因工作忙起身较迟，走到校门口时，校车已经开走了。正在犹豫是否回家，不去看电影了，这时尹达也来到了校门口。他见我后，就对我说：老李，你去要个车吧，咱们一起去。临〃三反〃前，对私人用车，早已议论纷纷了。我想：你尹达不去要车，却要我去，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我没有说，就到对面司机班去要了车，我们进影院时，电影已经开映了。凡是看见我们的人都知道我们是坐小车去的。电影散场时，我们没有走在一起。我先进了小车。我以为他很快就会来。但看电影的人都走光了，他还是没有来。我相信他是坐校车走了以后，才让司机开车回家，并故意要司机去问他怎样回家的？司机回来告诉我，尹部长说：他出影院门找不到小车，所以坐院车回了家。司机说：我就在原处等着的嘛。尹部长说：对不起，人太多，我真没有看见。司机说罢，和我一起大笑起来。
尹达作检查的时候，开始时会场很安静。后来提意见的人多了，也就纷乱起来。因为这时三反运动刚发动，还没有达到高潮。群众的劲头正在上升，并未下降，正需要找发泄的对象。尹达把形势估计错了，当群众起来向他〃进攻〃时，他因缺乏思想准备，以致不知所措。出版处说他乱批条子，弄得有的课程讲义印得过多，堆集在那里长期不用，有的又印得太少，同学们到考试时还没有拿到，找到教研室乃至出版处来闹。图书馆说他把一些珍本拿走了不还，有的有借条，有的连借条也不打，叫他们不好办。这些意见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尹达认为是故意与他为难，接受不了。当一个服务员提出，在招待苏联专家时，尹达把桌上剩下的烟卷、糖果，全都偷偷地收起来自用。这时，他感到太难堪，太伤脸面了。一着急，旧病复发，手脚抽筋，缩倒在桌子下面。尹达的检查，就在这样滑稽的场面下结束了。
鲍建章对尹达不顾我们三人协商的约定而抢先检查，非常不满。他跑来和我说：老尹太不讲信义了！结果自找一场病。老李，你怎么样？打算跟着检查吗？我说：咱们下面各单位正乱着呢，我们怎么检查？等一等再说吧。这时，行政事务部下面的修建处正开始抓〃大贪污〃案，连校医院也发现了〃不小的贪污〃，老鲍为此正感到头疼，不知该怎么办，哪里还有心思考虑自己的检查？我教务部下属的体育教研室，也闹着有贪污，革命史教研一位负责人则因生活问题弄得狼狈不堪。教务部本身虽没有几个人，但因受人鼓动，也有人想对我起哄；我见此情况，觉得还不是检查的时候。这时火苗正在向你烧来，你引火烧身，岂不会把你烧焦？我想等熊熊烈火过去之后，在余热中趁势检查，也不算迟。这不正合乎毛主席〃后发制人〃的道理吗？于是便和老鲍约定：等运动后期再作检查。
这时，校部门口，给我贴了不少的大字报，还有一些漫画。漫画上画着我在给小孩〃拔屎〃。还有，便是我让小孩骑在我的肩上，我一面走，一面教小孩唸顺口溜。那首顺口溜是：〃出大门，走十步，前面有个理发铺。理发铺，技术高，不用剪子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得头上长大包。进医院，就开刀，医生给我抹牙膏，你说糟糕不糟糕？〃人们揭发的这些都是事实。但与教务何干呢？而且把它们贴在校部大门口，未免太不雅观了！我每看一次，都要笑一回，旁人见我并不恼怒，颇以为怪。不几天，这些大字报和漫画都被撕下了。我猜想作者感到无趣才自己撕去的，因为当年对大字报是谁也不敢去撕的。
因对我无法，校部有几个人便想从我妻身上打开缺口。他们组织了几个人的会议，要我妻去参加，想给她以难堪。谁知我妻已是见过世面的人，推说她的工作单位是业余学校，不在校部，拒绝出席。他们的会终于没有开成。
这时，教务部系统最热闹的中心已经从体育教研室转移到革命史教研室去了。说体育教研室买器材有贪污，只得慢慢去查。而革命史教研室呢，校部的三两个女同志和该教研室的若干同志一起，鼓动大家说，一位学者离婚又结婚，现在又公然发生问题，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准备在支部扩大会的会场上斗他，打他。
我当时兼任教务部党总支书记，教务科长张腾霄和部秘书胡沙是副书记。我们商量的结果是按李培之经常说的办，党是搞政治的，私人生活问题不应拿到支部大学上讨论，至于在支部大会上斗争的人，打人，更绝不能允许。我们决定由张腾霄去〃指导〃这次支部扩大会。因为他个儿大，身体壮，要打架谁也不是他的对手。他一到会场，见情绪不对头，有人提着马札去，有的还带着其它工具，准备打人。他一怒之下，不等会议开始，就大声喝道：你们不是开支部大会吗？根据党章，党应讨论政治问题，组织问题，你们今天准备讨论什么问题？把支部会开成斗争会，符合党章吗？想打人，那是犯法的。谁想打，站出来，咱们先试试！张腾霄这一阵喝斥；解救了那位学者，把革命史研究室的混乱局面很快就澄清了。后来会上的意见，都集中到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浪费现象等上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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