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归宿-第3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产，不少社区基金会设立捐赠者意向基金（ｄｏｎｏｒａｄｖｉｓｅｄ ｆｕｎｄｓ），
即捐款人可以指
定某一笔钱的用途，由基金会代其操作。例如有人因亲人死于癌症，在本社区捐款建立癌症
研究所，或有人立遗嘱将遗产用于资助芭蕾舞团等等。①
一、 发展历史
１。 １９１４—１９２９年
最早的社区基金会成立于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其特殊背景是克利夫兰的基督教的领导层决
心把教会的活动与一般慈善活动分开，为此，于１９１１年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大克利夫兰
教会联合会”，后来改名为“大克利夫兰教会联系理事会”来协调各教会的慈善募捐活动。
此前，犹太教联合会也已经部分实施这一做法，天主教联合会也于１９１９年照此办理。克利夫兰商会于１９１３年带头成立了“慈善与公益事业联合会”，主要监管本地区非宗教性
的
公益活动，并从事必要的集资。与宗教界领袖不同，作为企业界人士，他们强调专业性和企业化管理，而不是宗教献身精神。
在这一背景下，１９１４年成立的“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成为了社区基金会的鼻祖和榜样。由于这一事物是适应当时的需要而水到渠成出现的，因此在全国各地很快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其中以中西部和东北部接受最快。中西部是因为其公民文化特别适合，东北部是因为公益事业发达最早而最有基础。１９２０年，美国银行公会信托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社区信托基金委员会”——协助办理基金会事宜。克利夫兰基金会进行社会调查的工作方式在中西部许多城市也得到了仿效。例如芝加哥哈里斯信托投资与储蓄银行的老板哈里斯父子于１９１５年出资建立了社区信托基金并负担其初期费用，同时发起进行一项关于“芝加哥的美国化服务”情况调查，这是当时争议很大的关于移民归化的问题。这项调查使该基金会在当地名声大振。在１９１８—１９２２年间，在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其他许多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涉及题材很广，如青年女工的住房、儿童的家庭照顾、监狱条件等问题。
在东北地区，由于已经有公益事业的基础，社区基金会被当作私人基金会的一种运作机制。
最突出的例子是纽约社区信托基金。该组织成立于１９２３年，其第一任会长就是克利夫兰基金会的创办人弗雷德里克·戈夫（Fredrick H。 Goff）的特别助
理拉夫·海斯（Rａｌｐｈ Hａｙｅｓ）；其运作方式与克利夫兰基金会不同，着重在收集和管理用于某种特殊目的的资金，但使用范围不限于纽约；捐赠者可以指定用途，由基金会运作，通常有一定年限。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由于已经有许多现成的组织，因此这里的社区基金会更多地通过资助其他组织进行工作，例如哈特福德基金会支持“社会代理机构理事会”（C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Sｏｃｉａｌ Aｇｅｎｃｉｅｓ）进行多项社会调查。到１９３０年时，“波士顿常设慈善基金会”资助的私
人组织达１１７个，拨款达２０万美元，其重要的作用是协调波士顿及其邻近地区的多种私人慈善组织的工作。它要求接受其援助的组织都要把自己的工作与整个社区工作联系起来考虑，并且采取统一的会计制度。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大萧条及二战以后
２。 大萧条及二战以后１９２９年以后的大萧条对社区基金会打击很大。显而易见的是许多人破产，即使略有余钱的也缺乏安全感，不敢慷慨解囊，还有就是银行失去信用。１９３３年，美国银行公会信托部下属的社区信托基金委员会停止工作。银行家在社会上也不再是可信赖的公众领袖形象。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１４年到１９３９年成立了９１个社区基金会，到１９４９年名义上还存在的有６６家，而资金达到起码的运作水平２０万美元的只有３５家。②二战结束后，社区基金会又逐步有所复兴。此时与战前的情况有很大改变：（１） 政府承担的福利部分大幅度增加，机制和制度日趋完善；（２） 劳工权利增加，工人的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和保障，因而对社区文化生活的需求在质和量方面都有所变化，同时他们也开始有能力进行捐助；（３） 二战的经历使美国人爱国主义意识加强，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宗教和种族的隔阂，也加强了共同建设社区的集体意识。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基金会既多了资金来源，又有了更大的需求，因而有新的发展。在管理上不再依靠银行，而是依靠所谓“社区规划领导”，为此单独成立了独立的社区福利基金会与信托投资全国委员会。在２０年代就已开始但未能发展的“社区金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ｅｓｔｓ）在新的条件下兴旺起来，成为社区基金会一种普遍的集资方式，代替过去的银行的功能。另外一些基金会不采取这种做法而宁愿自己独立募款、独立经营、自己决定项目而不是通过已有的组织进行，例如匹兹堡、费城和１９４９年成立的旧金山基金会等。不论采取何种形式，这一时期社区基金会有长足发展，到１９６０年时在东北部和中西部比较富裕的城市社区基金会几乎成为控制社区生活的私人机构的核心。
３。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的变革社区基金会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在数目上和总的资产上都达到高峰，以后大约有１５年的相对停滞期，到８０年代又发展起来。６０年代停滞的原因是新的形势变化迫使社区基金会有较大的变革和改组。那个时期是美国要求平等的群众运动的高潮，大家都很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如妇女解放、黑人抗议、扶植贫困，以及新的社会问题如大规模的新移民、环境污染、犯罪率升高等等。旧的社区福利工作的内容和观念都已不能适应，需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其中一些大的基金会因财力充足、独立性较大（不受捐赠者和受援者的制约）、有较强的领导和工作班子，很快转变工作方向适应了新形势，而多数小的基金会就无力迅速完成这一转变。前几章提到福特基金会６０年代在社会改良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社区基金会向关注社会改良方面转变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福特在思想上的影响和在财力上的帮助。例如最早转变的堪萨斯市信用社与基金会协会就具备上述有利条件：拥有１２００万美元资产（１９６１年），有一位强有力的主任，并得到福特基金会１２５万美元的项目资助。其运作方式是开放式的，通过资助其他组织进行工作。这种方式随后在其他地方也推广开去。如芝加哥社区信用社、西海岸旧金山基金会、东海岸波士顿基金会都以不同的方案贯彻这一开放的工作方式，推动本地区社会改良工作。这一转型在获得赞同的同时也引来批评。在一个时期内变革使一部分传统的捐赠人裹足不前，因为他们感到新的基金会扩大了的目标与自己的期望距离较远，为数不少的中产阶层白人散户对于强调扶助黑人的主题还不能接受，而且由于大规模的项目增加，大企业主的大笔捐赠处于中心地位，散户们感到自己被边缘化，从而削弱了那种传统的集体主人翁感。再加以客观上７０年代初期出现的滞胀，使股票价格跟不上通货膨胀，因此一段时期社区基金会的资产规模呈停滞状态，发展受到限制。１９６９年税法改革以及围绕这一问题所进行的多年国会辩论和舆论的关注对私人基金会加强了限制，相对说来，对社区基金会比较宽松，因为后者有比较容易受监督的领导机构和专业工作人员。到１９７６年具体落实该税法涉及基金会的条例出台后，对社区基金会的政策在以下几个方面比私人基金会明显宽松：其捐赠人可以享受更大幅度的减税；对赞助对象限制较少，可以包括个人、未注册的团体，甚至某些盈利性项目；没有每年最低捐助额的限制，这样便于根据实际需要灵活掌握拨款的最佳时机；政府有关部门对它的审查也较松，免去繁琐的报告程序。另外，全国性的私人大基金会如福特等也把推动社区基金会实现某些社会改良项目纳入其工作，提供资金和咨询。因此，在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社区基金会又有较大的发展。７０年代，默特基金会提出四大宗旨成为社区基金会普遍的工作内容：
（１） 建立接收经常性的不加限制的捐款制度；（２） 对随时出现的、经常变化的社区需求作出回应；（３） 为兴趣不同的捐赠者提供渠道和服务；（４） 在社区中起资源提供者、经纪人和触媒的作用。③在有些公益家心目中社区基金会等同于民间立法机构，可以确定本社区的工作重点，安排日程，起到地方政府所不能起的作用。实际上，６０年前，克利夫兰基金会创办伊始就开始的社会调查工作也是指向这一目标，不过当时没有条件大规模普及。
二、 个案例证（一） 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１９１４年克利夫兰信托公司总裁弗雷德里克·戈夫发起成立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C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C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被认为是社区基金会的先驱，戈夫本人也有“社区基金会之父”之称。因为他首创了一种不同于以前任何公益机构的模式，这一模式也有别于其他同时兴起的私人基金会。戈夫本人是学法律出身，曾任老洛克菲勒的法律顾问，对塞奇等基金会也很有研究，吸收了很多大基金会的经验，但是他创办的社区基金会又与之有鲜明的区别。戈夫规定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的性质是“私营的无教派的为公共事业服务的组织”，强调灵活性和超越信仰的合作，资金应用于“最好地改善克利夫兰地区居民的精神、道德和物质水平，不论其种族、肤色和信仰”④。他一开始提出两个具体目标：
第一，在集资方面要有经常性的捐赠，而不是每年进行募捐活动；第二，在花钱方面要建立有代表性的组织来负责。接下来正式成立了分配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两名由克利夫兰信托公司推选，其余三名由克利夫兰市市长、区法院高级法官和基金会所在地库亚霍加县的遗嘱检验法官各推举一人。在完成法律和组织手续之后，戈夫立即着手进行一系列颇具规模的调查，涉及救济机构、公立学校、娱乐、刑事司法等方面。他使用信托公司和他私人的钱聘请高水平的专家从事这项工作。调查组的负责人是伯恩斯（AｌｌｅｎT。 Bｕｒｎｓ），他曾领导塞奇基金会著名的匹兹堡调查小组多年，调查产钢地区的劳工状况，并提出建议。在他领导的克利夫兰调查小组中还有后来成为小罗斯福智囊团成员的政治学教授雷蒙·默里（Rａｙｍｏｎｄ Mｏｌｅｙ）等许多全国知名的专家，并得到诸如慈善联合会、公立学校系统和律师协会等组织的合作。这项调查的目的是使公众了解现状从而引发他们要改变某些现状的要求。调查组认为，不论是学校、居民管理机构还是法院，一旦知道公众要求改变现状，就会努力试图改变。通过这种调查，社区基金会对捐赠方有了吸引力，并在全社区建立起了威信，也就是使双方都相信这一新事物能对症下药地改善本社区的条件。在资金管理方面，早期的社区基金会都是委托一家或数家银行管理的。克利夫兰基金会本是克利夫兰信托公司创办的，其资金就由该公司管理，设专门的部门和账户，并有专人负责业务咨询。基金会成立以后的近４０年中，大体上沿用根据各方申请拨款的老模式。但是随着美国中部地区作为老工业区的衰落，克利夫兰市在经济上也日益败落下来，人口减少，贫困增加，污染严重，种族问题尖锐化，民权运动高涨。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基金会也有难以为继之势。与许多基金会一样，它经历了革新和复兴的过程，并得力于几个强有力的负责人，其中之一是诺顿（Jａｍｅｓ Nｏｒｔｏｎ，又名Dｏｌｐｈ Nｏｒｔｏｎ）。诺顿于１９４９年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之后，在南方一些大学任教，１９６２年到克利夫兰基金会任执行主任。他一上任就着手改革，在福特基金会领导人的鼓励和资助下，进行彻底改组，成立了“大克利夫兰联合基金会”（Tｈｅ Gｒｅａｔｅｒ C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A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下简称“克联”）。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研究和提出解决方案
“克联”的宗旨为：鼓励对社区社会福利问题的研究和提出解决方案；制定就这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