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归宿-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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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学术交流的项目。纽约ＯＳＩ的国际项目关注专制政权的问题，如揭露缅甸军事专制的镇压和帮助缅甸难民；“被迫流亡项目”对被迫流亡的人群及其原因进行研究，以便及早提出警告；索罗斯纪录片基金支持制作有关当代人权和社会正义问题的纪录片和录像。
华盛顿办事处还有一项争取在全世界禁止地雷的综合努力的项目。
OSI主要进行的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欧洲工作。
在布达佩斯的ＯＳＩ是欧洲的活动中心（与匈牙利的索罗斯基金会是两回事，后者的活动仅限于匈牙利）。其所属项目及机构有：
● 出版发展中心：支持东欧及前苏联的书籍出版和出版业的发展；
● 宪法与法制政策研究所：帮助各国基金会进行法制改革；
● 支持高等教育项目：推进整个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高等教育的进步；
● 教育政策研究所：帮助各国基金会最大限度地扩大其中小学教育项目的影响；
● 图书馆计划：培养图书馆管理人员，支持个别图书馆的课题；
● 地方政府与公共服务改革创意：推进次于中央的各级政府的民主和效率；
● 传媒项目：为各国的基金会和其他组织与传媒有关的项目提供咨询；
● “东—东项目”：帮助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交流经验和信息；
● 罗曼人参与项目：帮助罗马尼亚的东北部罗曼人参与到其所生活的社会的民主化过程中去；
● 学者交流：为中东欧、前苏联地区、蒙古和缅甸的大学生、学者和教授提供学术交流的机会。
此外还包括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其他有关人权、少数民族问题、公民社会和妇女问题的努力。
ＯＳＩ的地点设在布达佩斯市内中欧大学校区中，使用该大学的资源。研究所原有项目“开放社会档案”于1998年4月起并入中欧大学。该档案馆主要集中在共产主义、人权和冷战的资料，为整个基金会网的各种项目服务，并为本地区培养档案管理人员。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福利改革
2） 美国国内。
美国国内的项目与其他地区不同，因为美国被认为是已经开放的社会，需要的只是改正尚存的缺点。索罗斯本人有一些独特的想法，特别是反对国家控制。他利用他的雄厚的资本从事一些与美国政府对着干的事，其中有：
● 反对政府的反毒品政策，认为药品控制过严，主张放宽大批目前的违禁药物，包括大麻，允许医生在处方中用来减轻病人痛苦。为此他出资1500万美元进行宣传和支持各种公开讨论。他还向旧金山“潮流基金会”捐助100万美元为吸毒者提供注射针头，以防止艾滋病传染。此举引起舆论哗然。
● 反对美国服刑人数过多，为此创办犯罪、社会和文化中心，出资500万美元。
● 1996年克林顿政府颁布的《移民法》也殃及合法移民的权益，因此建立艾玛·拉扎勒斯（Ｅｍｍａ Ｌａｚａｒｕｓ，自由女神像底座所刻诗的作者）基金，并许诺三年中出资5000万美元以帮助像自己一样的移民获得公民权并争取其应享有的权利。
● 1994年索罗斯的母亲去世，这引起他对死亡的思考，于是他决定成立临终关怀机构，为此出资1500万美元。该机构有几十名专家分布于美加31所医院，目的是说服其他医生改变对死亡的传统看法。
在美国的OSI的工作致力于三方面：抵制市场机制进入不适当的领域；设法解决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引起的财富和社会福利分配不均问题；纠正可能是出于善意的政策所引起的事与愿违的后果。
根据这几方面的宗旨，OSI在美国国内进行的项目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
① 法律与社会。索罗斯认为，美国民主的力量在于其法制系统有效的运作。公众一向指望律师、医生和新闻工作者把公众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因此现在法律、医疗、新闻之类的行业为市场规律所统治是对美国基本价值观的威胁。美国人日
益对法律制度失去信心，甚至对法律的职业有反感心理，法院经常受到政治的攻击。 ＯＳＩ于1997年发起一项目，目的是促进法律行业树立高标准的职业道德，努力恢复其公众服务性质，以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这一项目扩大法学院、学生和律师为社区和公众服务的范围，鼓励这一行业的各个部门共同研究目前司法制度的弊病并提出改革之道，同时探索ＯＳＩ本身如何对改革司法制度作出贡献。此项目开始的第一年给出的赠款24笔共300万美元，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协助穷人获得法律服务。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日益多地依靠法律解决，而中低收入的公民难以负担其费用。赠款中一大笔给“法律为公众利益服务全国协会”，作为与各律师事务所和公司捐献的匹配资金，用于全美法律系研究生为公众服务两年的奖学金。这是当年全美国这类奖学金最大的一笔捐款。
这一项目开始时正值国会削减1/3资助穷人法律服务的联邦基金，并取消了全部给全国和各州此类中心的补贴。ＯＳＩ迅速与福特基金会合作建立一项未来司法平等基金，主要目的有二：向那些为穷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团体提供技术和实质性的法律支援；重审与改建当前的法律服务制度。
与律师公会、法学院和其他人士合作资助一些创新活动，诸如利用技术革新改善法律服务质量， 多用调解方法解决争端，发展社区机制以减少对律师和法院的依赖，发展让个人代表自己的机制等。
二是保护司法独立。这是指在美国的制度下，由于政治的干预，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持某些主张的人士常常得不到公正的司法保护（例如移民、堕胎、肯定性行动等问题），有关法院和法官也常受到政治攻击和压力。本项目提供若干资助建立基础广泛的超政治的承诺，保证美国人都能做到与政治压力隔绝，能在作出公正裁决的法院进行诉讼。
② 福利改革。
1996年美国联邦政府关于福利改革的立法把对多子女家庭的补助的责任转到了州一级。因此，各州开始重新制定其福利政策。ＯＳＩ于1997年拨款200万美元给各州联盟（Ｓｔａｔｅ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建立“重新制定州福利政策集资团”，由社区改革中心主管，另外两个组织——预算与政策优先次序中心和法律与社会政策中心——协助其管理。其工作首先是防止各州的福利计划对贫困家庭和儿童过于苛刻；然后争取各州的计划中包括一些积极的措施帮助低收入家长解决子女托儿、入学交通、就业等困难，保证工作的报酬足以使有关的家庭脱贫。许多受到集资团资助的组织能够就诸如饥饿、托儿、医疗等专项问题把基层群众与一些在这些问题上对州立法有影响并有专门知识的小组织集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美国经济的强劲势头使失业率减少，有助于减轻福利负担，但是另一方面就业标准的提高，给非熟练工人增加了困难。ＯＳＩ的这一项目旨在建立一种福利制度，使这类人能稳固地与主流社会联系在一起。“重新制定州福利政策集资团”是出资者与若干全国性组织的合作机构，其工作已取得很好的效果。ＯＳＩ的200万美元的另一半是合资捐赠，在一年中已经吸引其他基金会捐助70万美元。
除此之外，在美国的ＯＩＳ还有以下一些项目：
● “在美国死亡”：支持对另一种临终关怀的方式的探索，以改善目前对病人及其家庭的照顾方式；
● 林德史密斯毒品政策研究中心：扩大关于毒品政策的辩论范围，减少吸毒人员所受伤害，增加愿意戒毒者接受治疗的机会；
● 犯罪、社区与文化中心：旨在研究对社会安全问题采取有效而人道主义的态度，减少现在对犯罪过分依赖刑罚的做法；
● 通过城市问题辩论、文艺节目和新闻宣传等项目来加强被忽视的社区的青少年的自我表达能力；
● 改善老城区学生受教育的机会，支持课余教育的普及，培训和提高职业教师；
● 改革竞选献金制度以减少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途径之一是建立另外的政治交流渠道，包括在电子传媒中推动公众对政治的关注；
● 推动保护妇女的政策法律，包括对女性综合的照顾、生育与堕胎自由等；
● 开放社会奖学金计划：资助为推进开放社会而工作的个人，包括学者、作家、摄影家及其他。
以上各项工作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第一，吸引了更多的捐赠。例如关于移民的艾玛·拉扎勒斯基金到1998年已接受了1000万美元捐款，对国会通过恢复120亿美元的社会保障金有很大的作用。基金会对“法律为公众利益服务全国协会”的捐款吸引了许多律师事务所和一些企业及个人捐款，赞助了70名新增加的在全国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律师。对课余教学的捐款引来1400万美元赞助金，使纽约市内14000名学童得到较好的课余教育。
第二，某些问题引起公众的关注和讨论，促成政策改变。例如由于林德史密斯中心以及研究所支持的其他一些组织对争取改变现行毒品政策的努力，公众对于对付吸毒的态度已有所改变，不支持对吸毒者一味高压的做法。对移民、生育选择权、竞选献金制的改革和临终关怀等政策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三，在美国的项目开始时正是美国的政治生活“权利下放”时期（即政府减少介入）。在上述各个领域出现了改革的大好时机。研究所的决策也符合这一方向，本质上是由政府走向民间。例如支持“重新制定州福利政策集资团”向31个州的100个组织捐了近300万美元，争取各州在制定新的福利计划时在儿童医疗、交通和就业培训方面有所改善。另外OSI于1996年在巴尔的摩设立了办事处，争取到大批资金转向民间，对一些市区的改革取得实质性成果。
五、 麦克阿瑟基金会
麦克阿瑟基金会（The Ｊｏｈｎ Ｄ。 &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T。 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1970年成立于芝加哥。其创办人约翰·麦克阿瑟本人是在大萧条时以收买破产企业的股票投机起家的，后来又开办金融和保险公司，专门乘人之危赚取暴利，连他的兄弟也认为自从约翰进入保险业，那就是这一行业最黑暗的时期。尽管曾被《福布斯》杂志列为美国两大首富之一，但是他生活极为节约，吝啬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待人也粗暴无礼。总之，在60年代，他代表最恶劣的资本家的形象。他本人绝非慈善家，也不相信社会平等和改良，与卡耐基、洛克菲勒等人完全不一样。据说他成立基金会是由于不知道如何处置他的财产。基金会真正正常地运作是他于1978年去世之后，现在成为了对美国和全球的改良与和平事业最大的资助者之一。
基金会的董事是麦氏夫妇与其子罗德里克（Ｊ。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董事长兼会长、副会长以及总顾问都是公司的合伙人和高级职员。麦氏本人1978年去世，没有留下任何对基金会的指示。在他死后一段时期，基金会内部矛盾重重，罗德里克和其他几位董事意见不同，他认为基金会应该起破冰船的作用，作为政府的“社会良心”引导政府，因此其主要资助对象首先应该是处于探索中的天才。例如爱因斯坦不能先提出一个要发现相对论的项目申请才得到资助。他还认为这符合老麦克阿瑟重视个人创造力，轻视官僚组织的一贯精神。对基金会的运作和组织，他也与其他成员看法不同，所以处境孤立。经过激烈的内部斗争，董事会扩大，新的成员多数为罗德里克请来的自由派倾向的教育家、科学家，其中有前芝加哥大学校长、麻省理工学院名誉院长、诺贝尔奖获得者等。罗德里克的意见得到一定支持，但是内部斗争仍然不断。由于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基金会采取一种独特的组织方式：成立若干小组，各由一名董事领导，自己决定资助对象。就在其捐资方向不确定的同时，基金会的财产却迅速增加，规模日益扩大。由于税法规定了每年必须捐出的最低数，基金会在最初几年中往往对单一对象给予大笔资助。例如1982年在一位董事建议下，捐款1500万美元建立一家新的世界环境和资源研究所；1983年在另一位董事建议下，捐款2000万美元，资助把基因工程的成果用于寄生虫病的研究项目。
罗德里克本人一直坚持基金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致力于社会改良，为政府所不能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