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5期-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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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日恢复正常合理的环境和相关体制，让这样的悲剧尽可能减少。


热爱大自然的人
■　止　庵
　　前不久《普里什文文集》出版座谈会上，有环保人士指出，作为生态文学，此书亦有局限，譬如写到狩猎，即不宜提倡云。当时我也在场，觉得不无误会。究其缘由，则“世界生态文学的先驱”的字样，见诸文集各卷封面；主编在总序中也说，作者不少想法，与后来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颇具相通之处。然而二十世纪中期兴起的“生态文学”有个前提，即世界范围内生态已经出了问题；对于“先驱”普里什文来说，这前提并不存在，抑或尚未彰显。所以没法要求他不说咱们不愿听的话。我由此想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可谓先畏之，继欺之，终怜之。——之所以“怜”，是由于人类对自身的未来有所担忧，仍为一个“畏”字。“生态文学”便是这末一阶段的产物。普里什文去今不远，背景却与我们判然有别。也许在“畏”与“欺”之间，真有一个彼此相得的时期；也许这仅仅体现在少数人如普里什文身上。即以狩猎而言，当时乃是理所当然；好比动物间照样弱肉强食，那些猎人不过藉此加入到自然循环之中罢了。另外一位“世界生态文学的先驱”梭罗所著《瓦尔登湖》，也曾写到猎狐之事。他只是平静地叙述见闻，并无一语予以谴责。与后来的“生态文学”相比，同样“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须得声明一句：我对狩猎不感兴趣，绝无提倡之意。——不过普里什文说过：“一次，命令上缴猎枪。这简直要了我的命：我自己整个的幸福都与拥有猎枪联系在一起。”（《猎取幸福》）在同一篇文章中，却又写道：“现在，我，一个训练过不止一条猎犬的猎人，会以极度鄙视的心情看着那个身背别丹式步枪、不断装子弹、用脚撵走野兽、认为自己是打猎的人。”所说的“那个人”，就是当年他自己；同样“拥有猎枪”，今昔有何不同呢。这可以用《灰猫头鹰》中的话来解释：“在我们的作家们的笔下，我们俄国的狩猎总是很少只被当成一种运动，不像国外的猎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在某些场合，比如说在普尔热瓦利斯基那里，狩猎就被视为一种认识自然的方式，而在民间，这就是一种对自然的爱，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众人皆有可能读懂的生活欢乐的诗篇。我非常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从我们的狩猎中会发展起我们不可或缺的自然保护事业。”在他看来，其间的差别胜过一切。
　　狩猎的话题按下不表。对普里什文来说，关键在于“认识自然”；他的全部作品都可以归结为有关这一过程的详尽记录。马克·斯洛宁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中说：“他断言人是在宇宙的河川里游泳，个人的生命和普遍的事物法则是完全相合的，他把动物、季节和人说成是具有同样生命本质的同一类现象。但是他的世界观没有含糊不清的神秘性，而且他的泛神论也不是过分一般化。他以自然主义者的精确性记下了他所观察的结果。他厌恶人们空谈‘大自然的美或天地间的奇迹’，喜欢细腻地描写黑琴鸡在交尾时的情景，或者是蜜蜂在仲夏某一日的活动。使这位诗人科学家的作品如此引人人胜的，正是由于他真挚地热爱一切存在的事物。他永远有所发现，而且他在视、听、嗅、尝、触、想中所得到的感受，是颇有感染力的——它使读者因为感到生气勃勃和时刻探获新的事物而欢欣鼓舞。”此书讲到普里什文的一章题为“热爱大自然的人”，古往今来当得起这话的人很多；但是若论对于大自然的感受，好像没人能比普里什文写得更丰富，更具体。正因为如此，帕乌斯托夫斯基才说：“大自然对于悉心洞察它的生活并歌颂它的瑰丽的人，倘若能生感激之情的话，那么这番情意首先应该归于米哈伊尔·普里什文。”（《面向秋野》）至于普里什文讲的“从我们的狩猎中会发展起我们不可或缺的自然保护事业”，也应该基于“认识自然”或“对自然的爱”去理解。
　　普里什文在其成名作《鸟儿不惊的地方》中说：“……我要为自己的心灵找到一个地方，在那里，我将对我周围的自然世界没有任何疑问；在那里，人类，这个大自然的最危险的敌人，可以对城市一无所知，却能够与大自然浑然一体。”这使我们想到另一个人，即上面提到的梭罗。他们都“认识自然”，而不止步于自然，最终关心的还是人间，所写的都是一己的心灵史。相比之下，梭罗未免把他向着大自然所迈出的一步看得太严重了，普里什文则纯粹得多，安详得多。虽然他在《人参》等作品中描写的所在，比起梭罗的瓦尔登湖距离人间更远。梭罗标举一种生活方式，普里什文则再现一种感受方式。且以《人参》为例。主人公卢文每天早晨总要跟森林中的各种鸟儿“说说话，喂点东西给它们吃”，对此作者写道：“我很喜欢他的这种友谊，这种热切关注一切生物的精神。我特别喜欢的是，卢文做这种事并没有什么动机，或者硬是要它们过什么好日子，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做个什么榜样给别人看，这一切都出自一种本能，在他是来得十分自然的。”这番话仿佛专门针对梭罗所说。梭罗将文明世界与大自然视为截然对立，他的全部思想就立足于这种冲突；而在普里什文笔下，一切归于和谐。当普里什文说：“我同那些为新文化而劳动的人们在一起工作，我感觉到，‘生命之根’已从大自然的原始森林里转到我们的创作境界来了；在我们的艺术、科学和其他有益活动的原始森林里寻找生命之根的人，比在大自然的原始森林里寻找那所剩无几的根的人，距离所要达到的目标更近一些。”梭罗何等艰辛迈出的一步，在他自然而然地就实现了。
　　（《普里什文文集》，刘文飞主编，潘安荣、吴嘉佑、谷羽、何茂正等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版，共5卷，全套148．00元）


我们能往前走多远？
■　刘　蓉
　　吴晗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讲都算不上陌生。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及由此引起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似乎也并没有过去很久。正像有人说的，往事其实并不如烟。
　　吴晗先生是一位历史学家，在许多方面都颇有建树。使我感兴趣的是吴晗对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关注。
　　1959年，吴晗在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发表了一个对中学历史教师的讲话——《从曹操问题的讨论谈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随后发表在《历史教学》1959年第7期。之后，吴晗在《人民日报》1959年9月21日发表《论海瑞》一文，10月27日在南开大学科学讨论会上发表“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初步意见”，（后发表在《历史教学》1959年第12期）1961年又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题为“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发言。（后来发表在《新建设》1961年1月号）可以看出，这段时间内，吴晗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是极为关注的，并提出了八个参考意见。这些看法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但当年这位鼎鼎大名的历史学家却是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强调着：评价历史人物，应当从当时当地人民利益出发；要区别史料；不能将阶级出身当作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条件；评论人物应从政治措施及作用来衡量，而不应单纯从私人生活出发；不能拿今天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古人；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要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出发，不要搞鸡毛蒜皮；应该从整个历史发展出发，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一位历史学家的真知灼见，都是我们在涉及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时不能不慎重考虑的。
　　但是，我关心的是，历史学家如何才能做到这些？有很多事情，往往并不是我们不知道，而是我们虽然知道，却无能为力。就像我们曾经很熟悉的那个关于节约的理论：如果我们每个人每天节约一粒米，10亿人每年就可以节约n吨米。这个理论自然是没问题的，只是很少有人想过，那散落在每一个人手中的每一粒米究竟有什么意义？那一粒粒米终究只是抽象的n吨米中的组成分子，它不能变成饥饿者碗中实实在在的米饭，不能使我们的粮食产量增加n吨，不能使任何一个家庭因而少买哪怕一斤米。总之，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有几个人能从抽象理论中走出来呢？
　　吴晗先生告诫我们，要区别史料。凡是在当时历史上起过作用的人物和事件在当时及以后都必然会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应该根据当时人民的意见，应根据当时大多数人的看法。可是，谁是当时的人民？谁是当时的大多数？吴晗先生举了例子出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吴晗先生说：“例如土改，我们说好，地主说不好；大跃进，总路线，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我们说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不好。”（《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初步意见》）
　　在吴晗先生看来，“我们”就是人民，就是大多数，那些“地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少数人，而少数人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的，吴晗先生说他们“不站在今天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不去反对坏人坏事，却专门反对好人好事，说这个搞早了，搞快了，那个搞糟了，过火了，这个过直了，那个弄偏了，这个有缺点，那个有毛病，太阳里面找黑子，十个指头里专找那一个有点毛病的，尽量夸大，不及其余，在人民群众头上泼冷水，泄人民群众的气。这样的人，专门反对好人好事的人，反对人民事业的人，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不但和历史上的海瑞毫无共同之点，而且恰好和当年海瑞所反对而又反对海瑞的大地主阶级代表们的嘴脸一模一样。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论海端》）
　　但是，仅仅过了几十年，我们就发现，吴晗先生当年认定的“我们”，似乎不一定就是“人民”，而当年那些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也不一定就是“一小撮”。作为睿智的历史学家，吴晗先生可以评价从曹操到武则天到海瑞的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可以分辨每一个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多数与少数：他不是没有理论水平，他对人民也怀着深厚的感情，他正直、热情。但他却终究没能搞清楚自己所处时代的多数与少数，没能正确评价他所处的时代——也就是我们今天眼中的历史，那么，当轮到我们来评价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中的历史人物时，我们应该根据谁的看法？应该如何区别史料？
　　我绝不是要嘲笑吴晗先生。他仍然是一位勤奋、正直、渊博的历史学家，可与其比肩者甚为寥寥，我仍然一如既往地仰慕他。
　　但是，有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我们仍然要评价历史，仍然要评价历史人物。只是，谁敢肯定；我们能比吴晗先生走的更远些？
　　任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的马大正先生在评论清兵人关时，曾说：“比如清兵入关，我们会站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立场，当时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来领导，这个统一确实有好处，它随后导致的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可圈可点的。”（《新京报》2004，11，8）马先生提出站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立场，正是吴晗先生所说的要从当时当地人民利益出发来考虑如何评价历史，但是当时当地的人民究竟是谁？我们如何知道他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来领导？当时当地的李白成政权谁敢说注定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呢？所以立场问题仍然是个问题。郭松民先生就不服气，认为马先生的立场与其说是站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倒不如说是站在二十一世纪。“因为清兵入关以后的种种好处，站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是看不出来的，只有站在二十一世纪才能看得出来。站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看到的只是赤裸裸的侵略、征服、屠杀。明末时中国的人口为1亿左右，到清顺治时又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其中大部分是在清兵入关之后遭到屠杀。”（《西安晚报》2004，11，15）
　　在郭松民先生看来，马先生或许只是从历史发展来看问题，而不是从当时当地的人民的利益出发来看问题。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问题，也是吴晗先生已经指出的，吴先生并举出秦始皇修长城和隋炀帝开运河为例，指出有些事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是有益的。我们看到，从当时当地来看历史，与从长远发展来看历史，有时显然是矛盾的，那么，我们该何去何从？即便是郭松民先生主张从当时当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