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5期-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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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主义
技术主义不等同于技术，技术主义是技术的极端化或技术化。如技术主义的极端
化在我们的时代表现最清楚的就是技术化伪装为科学，如科学万能等。技术主义在我们时代的表现是技术不仅仅是要控制自然，而且要控制我们的身体，控制我们的语言，我们时代技术化最典型的标准就是信息化，对语言的控制，如手机、互联网、广播电视等。任何人离开这些东西就仿佛脱离了时代。
3、享乐主义
享乐主义在我们的时代最主要的是欲望失去了它的边界，失去边界最主要的是依赖于虚无主义，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没有根基，上帝不存在，天地良心不存在，于是一切都可以做，这意味着不仅一切好的都可以做，一切坏的也都可以做，正如美国人所讲的“everything Soes”（一切都行）。
五、总结
关于无原则的批判，我们的基本结构是先讲批判，然后是原则，第三是无原则，第四是三种批判，即语言批判、思想批判和现实批判。我们所讲的不光是抽象的道理，而且也有运作的可能。
所谓的“批判”我们基本上采用了康德的说法，即区分边界。它不同于我们一般讲的批判的意义，因为一般讲的批判是否定的。所谓的批判也不同于分析。分析哲学的分析主要是逻辑分析，对句子的分析。批判即区分边界是描述一个事物的本性。批判也不同于解构。
原则主要从两个方面讲，一是从我出发的，即立场；二是从事情出发，即根据。与我的立场相关的还有观点和先见。立场是我所站立的地方，观点是我的视角，我所站立的地方决定了我的视角。观点是我所观察的切入点。先见是从我的立场出发，根据我的观点先所具有的见解，也就是理论，我所具有的理论，因为所谓“见”，也即看，就是理论的本义。
1、立场。立场包括自然思维和理论思维。自然思维不仅仅表现为与生俱来的，还表现为天地自然等。理论思维指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传统思想。海德格尔在他思想的第一阶段关于“人生在世”，批判的是日常思维；第二阶段批判的是理论思维，即西方传统的主体客体思维；第三阶段批判的是形而上学的当代思维、技术思维。
2、根据。如冯友兰的美国实证主义根据，朱光潜的唯物唯心根据等。美学始终没有脱离根据，为美寻找一个根据。这种根据思维遗忘了一点，即美自身是如何显现的。实践美学将一切与劳动没有直接关系的审美现象最后都还原为劳动，那么与劳动并不相同的美和艺术到底是如何显现出来的？根据有几种，如中国的根据有自然、天道等，西方的根据有理性、上帝、自我、存在等，但追问根据都遗忘了事情本身是什么。追问根据的论证在逻辑上讲有演绎和归纳，两者论证的顺序和程序不同，但都遗忘了事情本身。如演绎论证：大前提——人是要死的；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结论——苏格拉底是要死的。在这样一个论证中，“苏格拉底自身是如何走向死亡的”被遗忘掉了。所以我们反对演绎和归纳论证，但是在揭示事情本身时，演绎和归纳可以作为工具而使用。
中国的诗性智慧（形象思维、象思维、比喻、性灵文字等）揭示出中国人的思维有两大特性，即自然性思维和历史性思维。中国人的思维中常常出现自然性的例子，如天地、万物等。中国人从自然中发现道理，如天尊地卑、男尊女卑。但天和地就自身而言无所谓尊卑，天尊地卑已经有立场在其中，天地如何与人建立联系并没有说清楚。所以黑格尔认为中国的精神是纯粹自然的关系。中国人还喜欢举一些历史性的例子，如寻找邻居会联系到孟母三迁的历史故事等等。
但是，西方人从现象学开始已经在反对那种纯粹的论证性思维，现象学的口号就是“走向事情本身”，这是我们思想和批判的起点。
（李万军整理）
“思想”的累与痛
■ 高 华
几年前我就陆续读到伯威这本今天定名为《青春·北大》的回忆录文稿，立刻被其深深吸引。二十多年来，有关反右的回忆录多集中于当时知名人士和文化名人，对于一般右派中的“小人物”在反右运动中的经历，以及其后几十年岁月的命运沉浮，出版界兴趣较少，所幸这几年也看到“小右派”的回忆录，毕竟，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小人物，即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普通人。他们的际遇应该更能反映这个重大事件对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影响。
伯威当年在北京大学求学，相比于众多散布于穷乡僻野，被打成右派的小学教员，基层单位的小职员等，他算得上社会的“精英人士”，但是和那些大名鼎鼎的“右派”相比，又是一个“小人物”。伯威的“从左向右转”的成长道路，颇具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价值，与大多数毫不涉及“思想”，只因给基层领导提了一些意见，或根本没提任何意见，就因历史问题被打成“右派”的人完全不同，伯威是因“思想异端”而成为“右派”的，而他的“思想异端”恰来自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从一个虔诚的“少年马列信徒”，“堕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是在北大完成的，这就使得他和北大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北大在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伯威在北大求学的岁月正是北大发生重大转变的年代，它构成了伯威的“右派生成史”的外部环境。伯威书的最大的特色是写出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积极靠拢党组织的“进步青年”，在时代的大转变中思想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的轨迹，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北大师生等各色人群的精神风貌。因此他所书写的就不仅是他个人一段历史，而是从个人的角度，提供的五十年代我国教育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横切面，伯威的“右派生成史”的特别之处就在这里。
伯威为建国后新时代的“进步青年”或“革命青年”，他虽然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家庭”，但被革命和革命领袖完全吸引，1949年8月就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少年马列信徒”。伯威在初中三年级就是团总支委员，他真诚地按照党的要求，积极参加党团领导的尸切活动。他热烈地拥护新社会，支持党的一切行动，在家中也积极宣传革命的道理，教育父母弟妹也要热爱新社会，他以“革命”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他的家人要给受到革命打击的亲戚寄送物品，他也要愤而指责，加以制止。1953年3月，年轻的伯威为期大林的去世而流泪，他和他的那些高中同学，模仿起苏联电影《宣誓》，自发地在斯大林画像前宣誓，要继承斯大林的遗志，永远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伯威在195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又成了团支部书记，他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放弃了自己热爱的物理专业而进了气象专业，一如既往地听组织的话，跟党走。在北大最初几年，伯威的政治热情持续高涨，他积极争取入党，一时间也左的可爱，他有一个同学，在和他“交心”时提到一个长辈的告诫：政治都是凶险的，竟被伯威批评是染上了“旧社会的偏见”。
那时，1949年革命的胜利还散发着巨大的热浪，国家刚结束新民主主义的时期，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义时期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还没有消失，“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起步，“全国沉浸在掀起不久的建设高潮的热烈气氛中”，新社会和新中国发出耀眼的光芒，对美好未来的理想，强烈地激励着像伯威这样的青年。在全国所有高校，学生读书吃住都不要钱，北大甚至还发给每个学生一大一小两个由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赠送的白色半球状搪瓷钵用于食堂打饭，“开会谈的都是学习的事”，校园里每天飘荡着中国和苏联革命歌曲的旋律：“提起那雀儿山，自古少人烟，飞鸟也难上山顶，终年雪不断。人民解放军，个个是英雄，雀儿山上扎下营。要把山打通……”刚刚进入北大的伯威满心振奋，所闻所思在这个时期实现了完全的一致。
应该说，在五十年代初，国家在督促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使之适应新社会的同时，对知识分子总体上还是宽和的，尤其在北大这样的学校。老校长马寅初登台做报告开口还是“兄弟我”，党委书记江隆基每次都很谦虚地让马校长走在前面。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还在讲台上继续上课，“出身不好”的青年依成绩仍然能考入大学，他们比1962年后，那些因家庭问题不能入学的青年幸运的多。科学与民主思想，质疑和讨论的空气还在理科类的专业课中延续，独立思考也得到老师的鼓励。
在和西方文化完全隔离的状态下，这时期中苏友好的文化氛围，以“苏联”为符号的视野和世界观，为广大青年提供了一个“进步人类不断走向胜利”的图像，显出朝气蓬勃的力量，更激发青年的理想主义热情。伯威高唱“莫斯科——北京”，“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完全信服当时报刊对苏联现状的描绘，这就是苏联“展开了壮丽的共产主义建设的宏图”：宏伟的古比雪夫水电站、激动人心的伏尔加——顿河大运河、土库曼大运河、预计比顿巴斯还大的库兹巴斯大煤矿、还有乌拉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在这里产生的工业管理体制被中国人称之为“马钢宪法法”，以后在大跃进运动中受到批判）等等，伯威对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就，就像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一样如数家珍。他虽然学的是理科，但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学生一样，熟悉和热爱苏联的历史和小说，电影，歌曲。每年的五一节，伯威和他的同学们满怀真诚，高举着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的画像在天安门广场游行，他们像尊敬中国的革命领袖一样，牢牢记住各“兄弟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苏联的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保加利亚的契尔文科夫、罗马尼亚的乔治乌·德治、匈牙利的拉科西、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德、波兰的贝鲁特、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皮克和乌布利希、蒙古的乔巴山和泽登巴尔、朝鲜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今天的人们除了还记得赫鲁晓夫、金日成和胡志明，早已忘却当年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和蒙古领导人的名字，他们已消失在遥远的时光隧道，可是在当年，就是他们组成了五十年代中国青年大学生在中国之外的“世界”。
然而非常遗憾，伴随着向社会主义的快速过渡，在革命的凯歌行进中，隐藏在革命肌体中的极左因素也渐渐扩散。对于革命的政治，伯威在解放初感觉非常亲切，看到的都是“一片光明”，可是当他来到北大一两年后，他的心里却渐渐生出了“凄怆之感”。伯威发现，他理想中或想象中的新社会和眼前的不完美居然还存有不小的落差，他为这落差而沮丧，而在建国初年种下的崇高的理想主义，又不容得他“眼睛里揉进一颗沙子”。他渐渐失去了以往那种走在坦荡大路上安然自信的感觉，“不时袭来一阵忐忑、一阵躁动、一阵惶惑”。
伯威作为北大学生是幸运的，他有机会听许多领导人和名人的报告，但伯威却没有对自己比一般大众可以多获得一些信息而心怀感激，他听过报告后的感受却是：平常百姓在资讯获得方面“贫乏到多么可怜的地步”，“统一，简单，标准而响亮的口号”，把“翻身当主人”的老百姓“搞得头脑简单又简单”。伯威也发现，那些赫赫有名的“理论家”，没有哪一个有什么自己的研究结果，“统统都是革命领袖的传声筒”：“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革命成功、人民掌权以后除了一个
革命领袖就再不允许有任何一个独立发表新论点的理论家了吗”？
教条主义的压抑和枯燥逐渐吞噬了伯威心头的热情，那时苏联已开始走出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泥沼，出现了“解冻”的早春天气，但在中国，“照搬苏联的教条主义”仍坚硬如常。理论宣传上的照本宣科，对理论问题不能发问，如果发问，那就是立场和感情有问题，会受到老师的警告。政治理论课从讲课到“课堂讨论”，到总结复习，到考试评分的过程，都是“僵硬死板到极点”。课堂讨论发言不能“出格”，不能按自己理解去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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