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2期-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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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相遇的空间，好像他们的客厅一样。女孩去过两个地方访问别人，一个是去奶奶的花店，她在鲜花环绕的桌子前和奶奶聊天；她还去找过朴允俊，他让她坐在沙发上，许许多多的小鸟环绕着他们。这些在故事中没有什么变化的空间，是非常平面化的背景，仿佛是对不同个人身份和个性的补充说明。生活和工作，从时间和空间上如果都必须加以区分，这样的要求显然是由晚近社会发展中专业化的要求提出的，小镇此刻似乎还没有被波及，所以小镇，湖泊旁边的小镇，夜晚里街道安静的小镇，还有能力提供这样一个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在飞鸽传书中感到“你的脸渐渐朦胧可见”之前，小镇已经向朴允俊展示出清晰可见的面目。
　　作为一个银幕上的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现代生活所提供的价值参照系统使得人们很容易将这个故事归类为不现实的浪漫故事。认同现代价值，更自觉地认同那些可以度量的价值的，并不是年轻人，而是故事里的两位老人：外公认为画画不能养家，对画画和写诗的看法如出一辙，当他得知那个老是想要来找女孩的学生想要写诗，就忠告他这些爱好都是让家人担心的事情。外公在意见中表达的对“有用”的关切，和奶奶对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清楚认识，显然很难被归纳到注重关系和稳定的传统价值观念当中去。
　　那两位老人，在青春片里即使做配角也很少出现的老人，在故事里构成一种和小镇一样温馨的背景。女孩和外公生活在一起，奶奶的花店就在书店附近。女孩爱这奶奶，人小鬼大地知道奶奶还是外公的初恋情人。奶奶在故事里总共出现了四次，一次又一次以不同的方式重现同样的温情。第一次是女孩和外公顶嘴了，去花店和奶奶诉苦，奶奶开导她，给她一盆迷迭香，让她煮水给外公喝，因为迷迭香可以治神经痛。奶奶善解人意，她要女孩这样来和外公讲和。可是女孩不小心把迷迭香忘记在宠物店里了。奶奶过来串门，问起来，三个人要相互帮忙地支吾其词。下一次是女孩把自己画的画拿去给奶奶看，奶奶一张一张仔细看画，一边看一边赞叹，陶醉中就利、心说出女孩“像爸爸，也画画好”。这是外公没有说过，女孩一直不知道的事情。现在她知道了，即使奶奶想要扭转话题，敏感的女孩还是找出爸爸画的那些画像，当然画的都是妈妈。女孩觉得是外公不同意爸爸妈妈在一起，才使他们过早去世。这场争执因外公不小心摔下楼去终止了。
　　最后一次，奶奶来探望住院治疗的外公，在他们单独相对的时候奶奶说出了自己对眼前生活的看法，她离开孩子们，从异国他乡回来，遇到外公这么一个老朋友，很好，但是她并没有期待也没有准备要和他共同生活，只要有困难的时候相互帮助和安慰就很好了。奶奶这些话在表达自己并不期待什么的同时，还立刻就结束了人们对外公和奶奶的期待。幸好女孩没有听见，她还可以继续期待。
　　然而年轻人似乎有点不务正业，使外公有些发愁。虽然现在的孩子们没有必要担忧生计，可是看着自己的外孙女像她的爸爸一样爱画画，他还是很担忧，不过显然不对这件事情坚决反对了；女孩常常出门去写生，她有很多梦想。已经退伍的朴允俊做了外汇管理员，整天在数字的变化中忙碌，忘记了所有的其他事情，直到女友不期然的死，使得他震惊，使得他要去寻求回忆。
　　跟随女孩的目光，朴允俊的形象在一次又一次显影中渐渐清晰起来。一个酷爱动物和孩子的男人，他细心地替鸽子疗伤，抱着一个小孩跨过河边宽宽的沟，还给了小朋友一个苹果。女孩可能喜欢他，因为她从小孩手里把苹果抢走了，她还在房间里，看着这个苹果发呆。显然她有想象。
　　是朴允俊对动物的亲和力造成了他和女孩第一次面对面的相遇。小狗豆豆跑开，女孩去追，这是容易读解的无数个格式化浪漫表述中的一个，此刻在他抱起小狗的行为缓慢得仿佛被按住了暂停。一种容易被传染的忐忑从画面漫延出来：女孩就真正要面对那个令她心动的人了。
　　就在那些类似的瞬间里，女孩的无助被呈现得如此清晰。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大胆地自作主张要冒充老师的小学生了，然而她也还没有来得及真正成长为老师。上一次临阵脱逃已经过去好多年，而这一次，当她发现他，当他们最后一次坐在朴允俊栖身的宠物店里时，是朴允俊打好包快要离开了。他和女孩说起一些自己的往事，说起他正在淡忘死去的女友，说起从前那个通信的小女孩，他说，谁看不出来那是小学生的笔迹呀，他在离故事真相最近的时候看着女孩，问她多大了？她说二十岁。那孩子应该也是这么大，二十岁了。后来朴允俊靠在沙发上睡着了，女孩为他画了一张像，把画留下来，走了。他们又要分别，她心里知道，可她只能够说“如果我有了男朋友，我会想起你来”。听的人也只是淡淡地说，有了男友，还会想起他吗。
　　也许因为是一个细腻的人，朴允俊才在与两个女孩子的来往中感受到深切的惆怅和忧伤。这两个女孩子都和小镇有关，朴允俊偶然遇到金正敏的时候说，他在寻找从前恋人的痕迹。他的女友莲姬因为意外去世了，本来那一天莲姬为他计划了一场浪漫的生日约会，预先送来一只鸽子，然后，她说自己会把那只母鸽子带来。鸽子们一旦成双成对，就从来不会忘记自己的伴侣。这是莲姬告诉他的，可是他日后会发现人不是这样。即使他一心要记住莲姬，记住她的一切，甚至为此跑到莲姬住过的小镇里来，他还是发现自己正在忘记她。
　　朴允俊似乎不会对金正敏有所期待，除了多年前那次想要和她见面。那个曾经伪装成人的小孩，只是构成了朴允俊在小镇里一个小小的失望，如果他不细细地推理和猜想，不会想到这就是当年的小学生。即使朴允俊非常细腻，也不能期待他根据蛛丝马迹了解金正敏的情绪。所以朴允俊总是要错失，不断错失，一直到很久以后他在书店里偶然看见金正敏的画册，看见从前她为他画的那张画。画的时刻他睡着了，她还为他画了一个美好的梦境，在美丽的色彩背景之中有联系了他们的那些鸽子。
　　金正敏所有的感动最后都和朴允俊有所联系，使她获得一个集中了她所有想象和期待的对象，而与此同时，也加大了她的风险。远去的朴允俊带着她一切的可能，然而朴允俊并不知道。
　　多年以后，金正敏真的从小学生变成了老师，但成长不是一桩快乐的事情，渗透着微微的伤感。和正敏相依为命的外公，曾经有点凶巴巴地叫外孙女来搬书，揪正敏的耳朵，不顾旁边还有个邮递员在场。那时正敏从奶奶那里得知原来她的爸爸也喜欢画画，认为也许外公不同意爸爸和妈妈在一起，去质问外公。外公跌倒了住进了医院，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还在对正敏说不会扔下她不管的。现在，外公也已经去世了。多年以后，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邮递员和正敏说，说要是老人家多活一年，可以看见长大的小狗豆豆，还可以看见成为老师的正敏。从前老人家曾经中气十足地批评邮递员车技不济，连停车的位置都不对；在回忆里，邮递员说老人家还夸他车骑得很好！被篡改的话带着浓郁的小镇温情，可是外公已经不在了。　　　很久以来直白的表达似乎都令羞涩的女孩们感到为难；最初的爱恋仿佛是一种不能诉说的禁忌，犹如叙述的词语里隐藏着消解想象的魔力。在男孩女孩之间，那些显而易见互有好感的情绪却难以进行确认。不能说故事在讲述爱情，即使故事是以“白色情人节”命名；这些情绪也不能被简单称为爱情，因为那里的人群还延续着往日的姿态，尚未知道“爱情”是如此神通广大的一个词语，可以笼统地用来命名诸多情绪；也不曾谙熟“我爱你”这样的直接表达。从前，那些相似的情绪是藉由全然不同的表达方式进行区别的，正是这些差异为每个个人确定了一个特殊的想象对象。而此刻，只有女孩的心事静悄悄地层层递进。了解成为被阻隔的期待；所有被混淆的情绪中，人物只能相互试探，只可意会，无以言传，仿佛他们已然失语。
　　不能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人们获得并且习惯了爱情这样一个词语。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将许多种情绪进行简易概括，并将它们统统置于这样一个名目之下。“爱情”可能锁定的意思指涉了过于宽阔的边界，一个词语所习以为常的表达方式无声无息地展示出一种习以为常的权力：词的认定和伴生的处理程序，这几乎意味着以效率原则驱使无数个体的、私人的情绪被定向和定型为爱情，意味着要压缩情感发生、发展到获得确认所经历的时间。爱情自发寻求爱的表达和担保，而古老的、缓慢的模糊示意在故事中解开了被“爱情”打包和压缩的内容，并且无视时光的宝贵将这些内容延展成为漫长的想象，在期待、自言自语、等候和盼望之间，是由陌生人所启发的想象，将所有这些指向不明的细节和情绪在追忆中串连起来。
　　这些住在小镇里的男孩女孩，远离汽车和电话的年轻人，在对往日行为的回溯中，通过不断的错失不自觉地拒绝了将愿望表达为欲望，从而拒绝了一种逻辑性的更快更及时的满足。一个被拉伸了若干年的故事本身成为和成长息息相关的感觉，无论如何开始，故事并不自发形成一个完美的团圆式结局，因为绪局无可避免意味着结束，这将终结所有人的心愿。所以最后朴允俊将画册放下，车站空无一人，金正敏已经走开，似乎刚刚有火车开走。很可能他追不上她。他们需要远离人们的期待继续分离，偶然的错失其实比偶然的相遇更举足轻重，错失呈现出不能如愿的忧伤，在点题的漫天大雪中，他和她的想象依然没有着陆。只有在分离中，在无法消除的距离当中，在等待的所有时刻，想象依然在自由地飘扬。


权利发展与权利成本
■　　刘　军
　　在西方世界中，美国人是最热衷于个人权利的，在他们看来，权利不仅是天赋的、自然的、与生俱来的和不证自明的，而且是先于政府、宪法和法律的。也就是说，不是政府和宪法规定和产生了权利，而是权利产生和规定了政府和宪法，政府和宪法都是为了维护和保障权利而建立和制订的。有学者认为，美国革命主要是一场权利革命，因为没有证据表明殖民地人受到了比母国英国人更多的实质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尽管美国人的权利观念很激进，美国公民范围和公民权利的内容却是逐步而缓慢发展的。公民从最初的有产白人新教徒，发展为没有财产和信仰限制的全体白人男性、全部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男性，最后是全体妇女。公民权利的内容也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人身保护权、财产权、言论和信仰自由权等，发展到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普遍选举权、受教育权、就业权、男女同工同酬权、种族平等权、社会福利权等，经历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权利革命，堕胎权、环境权、同性恋权等又为权利话语提供了新的内容。
　　美国公民权利发展史表明，它最初是一种否定式的，即以宪法和权利法案防止政府侵犯的权利，后来自二十世纪发展为一种主动要求政府作为的权利，即将消除现实中的不平等看作是政府的责任，哪怕这种不平等不是来自法律，而是来自社会或文化偏见。这种转变是悄然和缓慢的，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提供了转折的契机，而罗斯福新政就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如果不是大危机，美国走向福利国家之路还要遥遥无期。但新政自始就伴随着批评，传统的市场经济和小政府观念几乎使新政夭折。然而，二战的胜利和战后的经济繁荣使传统权利观念没有成为主流思潮。但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西方福利国家的弊端日益明显，引发了对福利权利的普遍反思，这是形成八十年代西方新保守主义权利观念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很多社会危机始于新政。
　　显然，在美国传统中，发展公民法律面前平等和政治民主权利方面的阻力，比发展公民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平等权利的阻力要少得多。这其中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原因，是后一类权利需要更多的税收、更多的政府功能和更多的公民责任感，而这些正是美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欠缺的。虽然美国是西方首富，但其公民社会福利保障从制度和理论上都是倒数的，福利权是否属于公民权利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如土耳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