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2期-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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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宗教是自由的，但台湾基督徒的比例一直没有增加，主要原因就是台湾的本土宗教一直得到了很好地发展，儒、道、佛仍然是民间信仰的主体，几百年来从来没有中断过。内地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麻烦。现在，我发现内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希望儒、道能有发展。儒如何发展？民间讲学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现在不是提倡儿童读经吗？这很好，并且要在青年、成年中都鼓励，要让古典的话语跟现代的生活话语接轨。我们学界、文化界都要做些工作。《原道》这十年就做得满不错嘛！
问：近年来，官方和民间都对复兴中国文化有所关注，不仅提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在公民道德建设中也强调要加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而且，一些人呼吁要祭祀黄帝陵、孔庙、儿童读经、传统节日放假、改教师节日期为孔子诞辰日等等，于是有人就联想到台湾在1960年代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林：蒋介石在1966年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主要是针对内地的“文化大革命”。蒋介石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肯定不是真心的。但是，蒋介石不反对中国文化，则绝对不假。只要不反对中国文化，不毁损中国文化的土壤，它就会很好地生长。内地目前的这些现象，是很好的势头。只要有了优良土壤，秧苗就会生长出来的。以传统节日放假为例，就应该认真考虑。传统节日是保持民族文化的连续性、增强文化认同的很好形式。现在西方的很多节日都进来了，我们可以借鉴它们的形式，但要赋予我们中国文化的内容。如西方的母亲节日期，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把中国的母亲节定在孟子出生日，就不同了。孟母是伟大母亲的代表，孟母三迁的故事可是千古流传啊。如果把中国母亲节定在孟子诞辰日，就会具有文化传承与生养的双重意义。
问：在一个白话语体主宰的时代，依赖文言经典承载的儒学如何表达？
林：儒学并不是只能依赖文言来承载它的意义。话语是意义的载体。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载体，是会变化的。文言和白话不是截然断裂的，是一个连续体。我们平时很多口语，也是文白夹杂的，如“不以为然”；在福建和台湾，你会在日常生活中听到用闽南话说“尔有闲否”，你说这些话语是文言还是白话？我们看《红楼梦》，就会发现文言和白话是完全交融一体的，根本没有什么隔膜和冲突。这次我到中国人民大学，看到草坪上立了个小牌子，写着“绿草茵茵，踏之何忍”，很文雅嘛！这总比“请勿践踏草坪”要好吧？这句话就是中国文言文，也体现了儒家的道德观。道德是唤醒的，不是禁止的啊。现在，为什么会把文言文和白话文搞成断裂的呢？这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自己造成的灾难啊！为了抢救中国文化，却采取了摧毁性的方法，就像《庄子》中所讲的“以火救火，以水救水”。现在是有机会反省、清理这个灾难了。但在清理这个灾难的过程中，不要有激愤、鄙视的心态，而要有理解、同情、慈悲的心态。前人走错了路，给了我们借鉴。
问：“血缘性纵贯轴”理论，在解释中国父子君臣关系上，建立了一种粗糙的模式，这一模式林先生是否有继续深入探讨的文章或论著？或者说在同一理路中还有没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可能性？
林：我并不认为它“粗糙”，应该说比较“概括”。概括与粗糙不同，概括是有诠释力的。一个东西是不是有诠释力，就要看它是不是有展开性。如果成为最后的总结，这个东西的诠释力是有限的。
问：台湾民间儒学情形如何？有哪些民间儒者？林先生与牟宗三先生学术师承关系有多大？台湾儒者一般认为内地对台独应采取什么立场？
林：台湾很多研究义理的民间儒者多在社团、教团里面。但儒学的主流还是在学院里。学院派和民间派的发展都很正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至于我和牟先生的师承关系，很大，也不很大。牟先生把中国传统的话语与现代的学术话语结合在一起，而且缔造出新的话语系统，这是非常可贵的，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我认为，在牟先生那一代人里面，他可以在海峡两岸的思想家中排到前五位。在接受牟先生的教养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学到了很重要的方法，这对我的影响很大。说不很大，是说我不仅仅只学到了某个结论，我是对牟先生的结论予以批判性继承的。
两岸的问题不是一个义利分判的问题，而是一个义利相和的问题。只要不再执着于意识形态之争，原先的民族主义是会化掉的。中国并没有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被西方打出来的。孙中山所说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共生的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就是世界大同。台湾存在的意义就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东，那时候是“保江东以存中国之统”，现在是“保台湾以存中国文化道统”，在中国文化道统原则的基础上，求得两岸关系的稳定和解决，以两岸之和平和中国文化促进整个人类之发展。这就是我的立场。牟先生如果健在，我认为他会和我一样。
1989年秋天，我应苏联教委邀请，到位于苏联海参崴市的远东大学教授汉语。汉学系五年级学生伊林娜，热爱中国文化，经常找我问问题。一次，她竟然让我给她讲解李商隐的一首无题诗，令我惊讶不已。她送给我一本《塞纳河畔》，这是刚刚出版的新书。伊林娜说，我可能对这本书感兴趣。我已经买了不少书，可读过的却很少，便把《塞纳河畔》随手放在书架上。寒假我没回国。海参崴冬天不算太冷，但一来寒流就像俄国人所说的，“冻死狗”了。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出门是不可能了。我随手拿起《塞纳河畔》，翻翻伊林娜说我可能感兴趣的那本书。这是一本回忆录，讲的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流亡巴黎等地的俄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作家和诗人在国外的坎坷经历。我马上被回忆录吸引住，接连读了两天，可以说是一口气读完的。仿佛顿时离开冰天雪地的远东海港，置身于阳光灿烂的巴黎爱丽舍田园大街上。作者奥多耶夫采娃把我带人俄国流亡作家和诗人的生活中，他们当中，有的我知道，有的从未听说过，现在才认识。我同他们一起喝茶，一道散步，对他们渐渐熟悉了。
奥多耶夫采娃是俄国的长寿女诗人，1990年逝世，活了95岁，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最后的两三位老太太之一。她丈夫格奥尔基·伊万诺夫是阿克梅派诗人。他们同是古米廖夫领导下的诗人车间的成员。奥多耶夫采娃在《涅瓦河畔》中详细介绍了古米廖夫和诗人车间，在《塞纳河畔》中只捎带提起，我也不多写了。 1922年奥多耶夫采娃夫妻双双流亡巴黎。
《塞纳河畔》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是诗人伊戈尔·谢韦里亚宁。他是俄国自我未来派诗人，二十世纪初曾名噪一时。受到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等著名诗人的推崇。他更是女士们心目中的“紫罗兰王子”。他每到一处，女士们为留住他，把他的马从马车上卸下来，夜晚围着他的窗户唱歌。他沉醉于自己的成功中，忘乎所以地写道：“我征服了文学，像雄鹰一样飞上声震寰宇的宝座。”但他过分卖弄辞藻，热衷制造新词，采用复杂的韵脚，弄得真情越来越少，思想越来越浅薄，最终失去了诗意。伊万诺夫说他的诗名是阿·托尔斯泰骂出来的。回忆录里举出被阿·托尔斯泰骂的那首诗：
把螺旋锥插入木塞，
女人的目光不再羞涩，
菠萝浸在香槟酒中，
菠萝浸在香槟酒中，
而我整个浸在挪威的，西班牙的……
“这种狗屁不通的东西也称为诗，”阿·托尔斯泰差点气昏，“俄国诗歌堕落到何等地步！”反对谢韦里亚宁的人把阿·托尔斯泰的话捅到《新时报》上，以为谢韦里亚宁这下准完蛋了。然而事与愿违，这几句歪诗像中国的顺口溜，一下子便能记住。诗中提到女人、菠萝和香槟酒，颇对声气相求的人的脾胃，很快传遍全国。谢韦里亚宁的名字也随之传遍全国。很难说真有其事，但这种传说别的作家在回忆录中也提到过。不管传说真假，他的诗越写越坏却是真的。虽越写越坏，却越坏越写，终于成为写作狂。爱沙尼亚《今日报》主编向他发放沉默抚恤金（发表诗立即取消）恐怕不是编造出来的。我买过他的诗集，看不懂他到底想表达什么。谢韦里亚宁像一道流星，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俄罗斯夜空上闪耀一下，便消失了。专门研究白银时代诗歌的北大顾蕴璞教授编选《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也选不出他的几首诗来。
回忆录中第二个登场人物是诗人叶赛宁，1922年奥多耶夫采娃与他在柏林不期邂逅。叶赛宁是俄国影响极大的诗人，也可以说是苏联诗坛奠基人之一。他带着忧郁的情调讴歌古老俄罗斯的乡村、草地、白云和农舍。他是来自乡村的诗人，采用的却是象征主义的手法，不知该把他算做农民诗人，还是归入象征派。他的《狗之歌》和《流浪汉》都是影响极大的佳作。叶赛宁1925年12月28日自杀后，便从文学史中消失，他的书遂成禁书，直到1955年才开禁。他同美国舞蹈家邓肯的婚姻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他的死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今还是个谜。像他那样气质的人完全可能自杀，但不能排除他杀，因为有不喜欢他的苏联领导人。 1993年我在俄罗斯闲来无事，把12月28日那一昼夜，根据所收集到的材料，排列了一个时间表，发现将近两个多小时的空白时间，没有证明人。原想写一篇叶赛宁是他杀而不是自杀的文章，终因材料不足而作罢。
1955年我大学毕业那年，苏联教师悄悄地赠送我一本《叶赛宁诗选》。这是一本白封皮的薄薄的小开本书。当时没读，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读了。那时白天睡觉，夜里炼钢。在大跃进高潮中读叶赛宁，仿佛吸入一股清新空气。我觉得他像个牧童，横坐在牛背上，唱着动听的牧歌。奥多耶夫采娃写出我完全不知道的叶赛宁的另一面，“那个到处寻衅滋事的叶赛宁。他像一阵旋风，一股龙卷风。遇到它会把头吹断”。她同叶赛宁在一起不过呆了五六小时，但她善于观察细节，寥寥几笔，便写出叶赛宁的流氓相。他们在餐厅偶然相遇，叶赛宁便抓住她的手把她强拉到餐桌前，叶赛宁叫她留下，蛮横地说：“算了，谁还会思念在巴黎的丈夫。您不能走，因为我不想让您走。”但她无法留下。吃完饭奥多耶夫采娃同叶赛宁的一帮狐朋狗友一起去看邓肯。邓肯用舞蹈表达了她同叶赛宁的关系。“在她的每个动作中，在她的身体里，有一种粗俗肉欲的优雅，一种勾魂摄魄的女人的魅力。节奏越来越快，披肩旋转、颤抖。突然，我看得很清楚，披肩复活了，渐渐变成流氓。她已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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