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2期-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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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那不是开玩笑，是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要知道，美女香车的银屏广告和八二老叟与二八闺女订婚的喜讯一样，“柔上而刚下”“感应以相与”，都是儒家那个“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的时代崛起的征兆。
向：还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儒学的世纪。你也真的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冯：二十一世纪中国会在东亚和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乃至被美国认真地视为竞争对手，这一点大概是可预期的。那么儒学会不会复兴呢？我想不能轻易否定。儒家思想的根子在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和宗法观念那里，五四以来，折腾了那么久也没有真正拔掉。将来的政治家怎么对老百姓说话，寻求“凝聚力”？儒家的道德制度人物传说，便是很有用的可供选择的一个符号资源，正如今天的民主、法治话语。历史常常重演，拒绝“进步”。不要以为传统不会复辟。今天，以二奶小蜜为名的多妻制已经大体复苏；明天，与之相称的财产和人伦关系必然会转化为有产者的政治要求。王船山读史，批判“孤秦”，总结出一句话：“其上申韩，其下佛老。”儒去了哪儿？原来儒家之学是经世致用——做掩饰用的。等到中国再富强一些，再大国心态一些，能不能重新利用呢？
向：好像是顾准先生说过，几千年的儒家文化证明，它不能产生民主，只能产生专制。 冯：这话是五四的遗产，不是顾准先生的洞见。历史上儒家思想和专制的关系，是个有趣的学术问题，不会有讨论结束的一天。将采儒家思想能否为统治者，包括那些诉诸民主与法治的统治者所利用，则是一个政法策略问题。对于后者而言，历史上儒家如何，是不那么重要的。看看新加坡就知道了。历史的吊诡就在这儿，到那时，如果有学者想继续批判“孔家店”，恐怕还不得不把民主、法治也一块儿搭上骂了。就仿佛《易经》在今天的遭遇，连科学不发达，汉语“单音节”，也算在了它的头上。当然，能够这样提出虚假命题采说事，随意棍淆事物发生的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而不自知，本身就属于一个我们所熟悉的浑浑噩噩的传统。走出这片浑浑噩噩，承认“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我们讨论任何问题，包括传统文化的前提。
文化台独、中国文化与后新儒学
■ 林安梧 周 行
问：最近，文化台独活动越来越明目张胆，两岸中国人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待台独理论家的去中国化话语的？
林：文化台独是一个逐渐兴起的势头，要消解它，单向的批评或骂它，是无效的，需要回过头去了解台湾的历史，了解汉人到台湾拓垦几百年的历史，需要去了解台湾的孤儿意识、悲情意识是如何出现的。最近中央台播出了《沧海百年》电视剧，我大体看了，演得不错。如果能用闽南话配音在台湾播出，影响会很好的。这些东西，不仅要台湾人了解，全体华人都要了解，尤其是制定两岸政策的官员更要了解。现在老是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时是要打击台独，但却往往给官增加力量，这用一个佛教概念来说就是“逆增上缘”。其实，这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也很容易理解的。在日据时代，我们的先贤是用中国文化来抗日的，那时候的台湾性与中国性是一个连续体。那时候有没有台独论者？有。但那时候的台独论者是要独立于日本统治之外，最终要回归于中国的。比如，张深切先生也讲台湾要站立起来，但指的是台湾要独立于日本之外站立起来，而不是独立于中国。张深切先生谈的台湾性与中国性是一个连续体，与日本性是一个断裂体。这在那个时代是很清楚的一个问题。文化台湾与文化中国本来是一个连续体，现在却好像成了一个断裂体。为什么会这样，就需要花些功夫去了解。也就是说，并不是不能谈文化台湾，只能谈文化中国。这就像谈文化福建、文化湖南、文化甘肃等等一样，并不与谈文化中国相对立，并不妨碍谈文化中国。现在为什么谈文化台湾会妨碍文化中国呢？这就要了解一下诠释角度是什么，政治权力是怎么介入的。现在台湾的有些政治人物与文化人把台湾性与日本联系到一起，这不合乎常理，不合乎文化的脉络发展。这主要是政治权力的介人导致诠释上的扭曲。很多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理论的分析不够，对历史的认知不够，结果打了一场混仗，最终还是被权力给利用了。
问：作为身居台湾的儒者，您的内心感受如何？您做了些什么？
林：我不敢自居为儒者。作为中国文化的研究者、爱好者、传承者之一，我做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从理论层面来说，我做了一些相关的工作。在日据时代，台湾民族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是一体的，在现代，这二者却分家了。这就需要我们做一些工作去了解、去澄清、去弥合。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的还太少，内地的有关方面做的也很不够。就实践来说，我也做了一些宣介工作，比如我用闽南语给台湾民众讲中国文化经典。在今年的五二○选举之后，我也参与发起成立了民主行动联盟，参与了“反6108亿军购”游行，在广场上演讲了几次。2004年5月4日，36位文化界、教育界与社运界人士组成、已获504人连署响应的“民主行动联盟”正式成立。台湾现在的优点是任何声音都可以发出，但与此同时，在一个资本主义化、消费化的社会里面，权力和理性之间是一种很复杂的关系，真正理性的声音往往会被淹没，而主导性的声音往往是被权力所支配的。因为声音太嘈杂，内地这边的很多人，包括有些官员，对台湾的真实现状及其台湾人的心理还了解不够，甚至有很大的误解。
问：两岸分离太久，内地这边对台湾人的孤儿意识恐怕是缺乏体认的，所以了解不够啊！
林：是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后，唐景崧、丘逢甲宣布台湾独立，在东亚成立了第一个民主国，虽然只存在了几十天，但目的很明确，就是不愿意接受日本人的统治，希望总有一天回到大清国。丘逢甲的诗句是很悲痛的啊——“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台湾人这种被抛弃的感觉是很痛苦的，这种孤儿意识也是很正常的。终于到了1945年，台湾光复，重见天日，当然是大好事了。没想到在1947年发生了二二八事件，是非常不幸的。1949年，两岸又分隔了。国民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极力打压台湾本地势力。国民党政权本不是外来政权（虽然民进党现在把它说成是外来政权），但这种本土政权结构上具有外来性。同样是炎黄子孙，国民党政权却没有平等看待，于是就跟台湾的知识分子产生严重摩擦，国民党自己也没有好好处理、认知、忏悔这件事。从我们儒家来看，发生了一件事，首先应该反躬自省。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应该好好地了解我们的先贤是怎么抗日怎么爱国的，然后想想我们在今天应该怎么做才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往圣先贤，可惜现在还是在混战一场。这件事就会很快拨云见日，台湾的这段历史就会慢慢恢复本来面目的。
问：陈明先生说，在台湾与内地的统一问题上，讲中国文化不见得有用，但不讲中国文化则绝对有害。在文化上认同一个中国，也会给政治上的一个中国提供支持。
林：那是当然。两岸的问题实际上是个角度的问题，是个态度的问题，不仅仅是个技术性的问题。我们要把技术提高到方法，把方法提高到本体。谁拥有“道”了，谁就在这个问题上占有优先性了，谁就统一了中国了。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不是哪一群人的中国。现在谁最容易做到统一中国？中国共产党最容易做到。就看它怎么做了。现在很多人忧虑台湾会走上违反统一的道路，我看未必。台湾现在基本上是个民主宪政体制，不是政治领导社会，而是社会领导政治——社会每隔四年就要颠覆、重组一次政府。我们在台湾最关心的不是政府被颠覆了，而是社会风气是不是被败坏了，人心是不是颓靡了。
问：在台湾的民主宪政过程中，新儒家为反抗集权政治进行了不懈抗争，这其中尤以徐复观先生为代表。可是，正如你所言，现在台湾基本上实现了民主宪政，但却在政治上出现了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倾向，这对于台湾的新儒家而言是不是个悖论呢？
林：台湾有它的历史悲情，用佛教的话说就是有一个长期累积的“业力”。我常说，这就要用慈悲来化解悲情，用愿力来解消业力，要领受天命来克服宿命。去年我在《联合报》上发表文章来谈这个问题，呼吁台湾同胞要正视这个问题。在实际操作上，台湾现在是民主宪政的操作体制，但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它是从原来的威权体制下的传统社会走向民主宪政的公民社会的一个阶段，是掉下到了一个“江湖社会”。江湖社会就是山寨林立，就是草莽气嘛——现在就连一些很文雅的人参与政治后也会讲出很草莽的话来。在江湖社会是不讲正义的，只讲狭义的“道义”，其实就是“情义”。“情义”不是“天理”，是“偏私”。台湾现在的政治人物就像墨家、墨侠一样。墨家、墨侠往下掉就是“黑道”了。至于有人说新儒家追求的新外王“民主与科学”给台湾带来了乱象，于是就忧心忡忡内地的民主化前景。我认为是不对的。民主并没有给台湾带来乱象，台湾目前的状况并不是乱象。台湾现在是政治人物的叫嚣很严重，传播媒体的炒作很严重。民间社会，老百姓还是各安其位。而且，我们用国语、闽南语在民间讲学还是很多的，也没有什么阻力。各个教团、社团还是一如既往地活动。我们要恰当了解台湾。而且，台湾的政治发展在整个华人世界里面，是个很重要的试验品，现在正在苦痛的考验之中。能否成功走向民主宪政和公民社会，还不好说。我认为，它是有可能成功的，因为它的民间底蕴是很丰厚的，文化的调理能力是足够的。
问：很多人对牟宗三先生的“良知自我坎陷”开出民主、科学的理论提出批评，认为中国文化还是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林：牟宗三先生论证通过“良知自我坎陷”开出“知性主体”，是诠释上的一个理论逻辑次序，并不是一个历史的发生次序，也不是一个实践的学习次序。台湾也是在实践的学习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调理。台湾在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但由于有中国文化的调解，所以才走得比较顺。中国文化土壤在台湾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调理作用，也是一个相互调理的过程。这并不是一个“内圣”开出“外王”的问题，而是在学习“新外王”的过程中，用中国文化调理“新外王”，也用“新外王”回过头去调理出一个“新内圣”。
问：港台新儒学作为近现代以来儒学的一个重要学派，为儒学的传承、发展做出了巨大成绩。在牟宗三先生之后，它的发展前景会是怎样？
林：港台新儒学的发展现在出现了不同的路向。一个路向就是继续沿着牟先生的思想往前走，我名其曰“护教型新儒学”。这种路向的新儒学人数还不少，在目前的新儒学阵营基本上占一半以上。另一个路向就是“批判型新儒学”，人数还比较少，我自己就属于这个路向，也可以说是后新儒学吧。我受牟先生的启发比较大。但是我认为应该由牟先生回到熊十力先生，应该由熊十力先生回到王船山先生。如果回到中国文化传统来谈几个核心范畴，如理、心、气何者为先？我认为是气为先。我的“存有三态论”对中国文化的解释在目前看来是成立的。牟先生受康德学的影响比较大，知识学的色彩比较浓厚，这在他们那个时代是有独特的成就，但也有限制。我们现在应该继承牟先生的思想资源，应该了解牟先生他们那个时代所面临的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他们那一代人所面临的问题在现在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如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会妨碍现代化。在当时，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太强了，牟先生他们不得不回答胡适、鲁迅等人提出的问题，不得不指出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对儒学的非本质把握。牟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儒家的心性之学，从儒家的心性之学是可以开出科学与民主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虽然是被制造出来的一个假问题，但很能蛊惑人心，牟先生在理论上做了澄清工作，在理论逻辑次序上给出了一个答案，是很重要的贡献。但是，理论的逻辑次序不等于实践是学习次序。就拿台湾现在搞民主化、现代化的这帮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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