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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节

七十年代(港版)-第9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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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后来知道的。那时,在中国大陆,听说过“甲壳虫”名字的又有几人?因了唐克,我算一个。

       信,我是精心藏好了,歌则和好朋友一起躲在山沟里人迹罕至处偷偷学唱。唐克当时抄给我的歌,现在还能记住的有《寻梦园》、《蓝色的街灯》、《晚星》、《唐布拉》、《苦咖啡》、《魂断蓝桥》、《告别》。这些歌和当时的社会氛围全不搭界。我们就凭它,有了一种别样的生活。唐克给我的歌和当时流行的苏俄歌曲不一样,似乎来自另一种文化,大约是从英美到港台的一路。这些歌里少了苏俄歌曲中浑厚忧郁、崇高壮烈的情绪,多了缠绵悱恻、男嗔女怨的小资情调,更个人,更世俗。后来我偷偷唱给几个知心好友听,没人不爱。既有信来,必有信往。我得给唐克回信,为了证明我有资格做他的朋友,而不仅仅是萍萍的“灯泡”。好歹那时也胡乱读过几本书,得在唐克面前“抖抖份儿”。


       这封信足足花了我一个星期的工余时间。每天下班之后,别人都回宿舍了,我一个人躲在车间的角落里,打开机床灯,趴在工具柜上写。字难看,就写慢点,一笔一划的,学问不大就拽着点,东拉西扯的。当然,我的“杀手锏”是萍萍,就凭这名字,拿下唐克不成问题。当时我刚通读完《鲁迅全集》,正好拿来卖弄。我给唐克分析了一通他为何不该爱萍萍。在我看,一是萍萍已经名花有主,二是像唐克这么一个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庭的闺女也不般配。记得信中还用了“贾府上的焦大也不会爱上林妹妹”之类的比喻。我并无伤害他的意思,只真心希望他认清爱的无望,不要徒费心力。就算信写得不招唐克待见,相信我的单纯坦白他会理解。

       每天写完回宿舍,已是繁星高挂,夜幕四垂。沿着八道河往宿舍走,河水的鸣溅伴着稻田里的蛙声,汩汩、咕咕,交相回应。满山坡的栗子花香得醉人,偶尔蛙鸣止息,能听见玉米拔节的“咔嚓”声。带着刚才一逞“堆砌”之快,飘飘然觉“万物皆备于我”。

       信发走后便撂在脑后不去想它。



       又是一个轮休日。刚一到家,我妈就说,这几天老有个叫唐克的找你,留了电话号码,让你回来后给他回话。一看是个公用电话号码,下写“请传新街口大四条45号唐克”。

       我心中忐忑,不知唐克收到我的信没有,会有什么反应。傍晚时分拨通了电话,唐克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音调高昂、兴奋。先听他说“你这封信写得可是花了力气”,接着大谈萍萍也是爱他的,并不是他单相思。又说起他最近见了一个什么人,两人谈起《人·岁月·生活》这部书。接着,洛东达、莫吉尔扬尼、毕加索等名字子弹般飞来。接下来说一定要见面,给我讲讲这本书。随后他压低了声音问我,萍萍读过这本书吗?说实话,这部书的名字我是第一次听到。问唐克,这书是谁写的,他竟然一时语塞,没说出来。唐克立刻要约我见面,叫我到他家去,只是有点抱歉地说,他家地方太小。第二天下午,我们约在新街口丁字路口,几分钟后就站在唐克家门前了。

       新街口大四条在新街口以北豁口以南,斜对着总政文工团排练场。胡同不算窄,沿街有老槐树。唐克家院子门不大,进门左手是个长方形的小院,搭着许多小棚子,院子显得拥挤。顶头一颗大槐树,遮了半个院子的荫。唐克家是北房,只一间屋,约二十几平方,屋子分成两部分,靠里一张大双人床,靠外一张小单人床。简简单单几件家具,倒收拾的干净。屋子中间已经摆好了一张方桌,桌上几盘小菜,一瓶北京红葡萄酒。迎门坐着一位老人,鹤发童颜,腰板挺直,双目炯炯有神。他就是唐克的父亲,以后我一直称他唐伯伯。

       看气度,老人绝非等闲人物。与唐克交往多年,我从没有问过老人是干什么的,唐克也未提起过。只偶闻他曾是民国时期演艺界一位重要人物。直到前些年,唐克寄给我一份国民党C。C。系祖师陈立夫给他的亲笔信的复印件,称他“克信贤侄”,才知道这位唐老伯和C。C。系关系绝非寻常,能与陈立夫兄弟相称。唐克告我他的名字就是陈立夫所起。

       老人见我进来,点头相迎,命我坐下,开口便说:“我看了你给唐克信的信”。我才知道唐克本名克信,人称唐克乃是简称。老人道:“看你年纪轻轻,还真读了不少书,不像唐克信,不学无术,整天鬼混”。我心一虚,知道是我信中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胡拽的结果。随后,唐伯伯又讲了一通青年人应该如何上进,和报纸上差不多。唐克烦了,催着快吃饭。饭后老人又夸了我几句,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吓得半死的话:“唐克信这孩子,我就交给你了”。

       我记不起来当时如何回答。以我当时的阅历,肯定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回想,一位耄耋老翁,把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托付给一个十七八岁的半大小子,有多滑稽。唐克对此倒是听而不闻,也许这小子太过顽劣,老人不知已经把他托付给几多人了。老人起身离席,走到院中洗漱了一下,就回屋和衣倒在靠里面的大床上。唐克冲我一招手,我们就溜出了屋子。

       东西向的院,唐克家靠东侧,顶西头有个小院和大院子中间隔着门道,小院中有一小屋,隐秘得很。唐克引我进去,说他平时就住在这间小屋里。小屋仅有五、六个平方,一单人床,一双屉桌,桌前破椅一把,坐上去嘎吱响。若一人坐在床上,一人坐在椅上,空间仅可容膝。开灯,是盏北京当时最流行的八瓦日光灯,嗡嗡响了半天也不见亮。唐克猛拍,终于亮了。一眼见正墙上挂着唐克那把心爱的吉他,在惨白的灯光下有森森色。唐克摘下吉他,轻抚琴箱,讲起这把吉他的来历。这琴是他从一位朋友处淘换来的,以前,它是一位苏联专家的。这位专家的父亲三十年代曾是国际纵队成员,参加过马德里保卫战。战败后归国,带回这把吉他。唐克告我,这种手抱挥弦的吉他叫西班牙古典式,适合弹奏古典乐曲和歌吟伴奏,声音浑厚。另有一种吉他音箱狭小,需用拨子弹奏,声音尖亮,是夏威夷吉他,适合小乐队演奏。又告我吉他大师塞戈维亚就是弹奏这种西班牙古典吉他。从此,我又知道了一个神圣的名字:塞戈维亚。

       吉他在唐克的抚弄下似乎有了生命。磨损的漆皮透露着岁月的消息,不知何年,几多良夜,它曾在佳人窗下倾诉。许是刚才吃饭多喝了点酒,唐克有点兴奋,不停抚弦欲歌。我怕夜深搅人,尤其是唱被禁止的音乐。他说街道大妈和他关系不错,还曾说他唱得好听呢。那晚,唐克唱了《晚星》,一首此后几十年和我在一起的歌:

    “傍晚,我望着夜空,
    想起你,知心朋友。
    你远在天边,
    几时才能和你相见。
    晚风吹着我的脸,
    星儿啊,
    又随风飘散,
    飞到我身旁,
    永远陪伴着我。
    如今我寂寞悲伤,
    有谁知道我在流泪,
    只有你啊,
    知心的朋友,
    可是你远在天边。
    如今我孤零无靠,
    今往何处去流浪,
    只有你啊,
    知心的朋友,
    可你远在天边”。 

       屋子小,拢音,琴箱共鸣更显丰厚,唐克的声音也格外动人。已微醺的我是彻底的醉了。琴歌声歇,我起身告辞,已是午夜时分。骑车往家走,洒水车刚过,新洒过水的街上,清凉阵阵。街上没人,我兴奋,放声大唱,从新街口一路唱回家。到家门口,忽听身后有人说再见,一看是唐克,说怕我喝多了路上出事,就一直跟我回了家。看我平安到家,便掉头走了。



       那年夏天,怀柔山区爆发山洪,淹毁了我们工厂。抗洪救灾后,工厂已无法生产,全厂工人返京自找地方实习。我去了北京起重机械厂,一呆就是一年多。

       这段时间,和唐克隔三差五就见面,跟他学歌,听他胡聊,当然也从他那里学东西。“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看太阳”,是唐克在一封信中抄给我的巴尔蒙特的诗。这诗行对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人实在有颠覆力。我们从小接受的信条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的人”,是为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唐克却用巴尔蒙特的诗告诉我:睁开眼睛吧,这世界上还有其他好看的东西。在听到北岛吟诵出“我不相信”的决绝之前,我一直以“看看太阳”的态度来生活。那时,我也寻到过普希金、拜伦、雪莱的诗,把那些滚烫的诗行抄在秘密的小本子上,藏在心底:

    “我要凭那无拘无束的卷发
    每阵爱琴海的风都追逐着它
    我要凭那墨玉镶边的眼睛
    睫毛直吻着你颊上的嫣红” 

       但拜伦的爱琴海对七十年代的中国太轻柔明媚。中国是死海,粘稠污浊的海水里涌动着无数受苦的灵魂。踟蹰在巴黎街头的巴尔蒙特才更贴近我们。

       七十年代,北京在不同时间流行过不同的书。《人·岁月·生活》文革前就已在内部出版,但它最受青年人“追捧”的时间大约是七十年代初。这本书最流行的时候,我没读过,我知道它是听唐克说的。书的内容相当丰富,但唐克不断向我提起的主要是艺术家在巴黎的生活。他最津津乐道的故事是一位画家在洛东达咖啡馆门口脱得精光,一位警察看看他问道:“老头,你不冷吗”?唐克抛给了我一大堆名字,莫吉尔扬尼、毕加索、马蒂斯、“洛东达”、“丁香园”、“洗衣坊”、“蒙马特”。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扇小窗子,透过它,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可惜,我们虽然常提起巴尔蒙特、阿波利奈尔,但没读过他们的诗。我们谈论印象派、立体派、抽象派……,但没看过它们的画。我们拿新鲜名词娱乐自己,更由于物质追求被严酷地禁止,对精神的追求就来得格外强烈。“洛东达”对唐克或者说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唐克谈起它就像饕餮之徒谈起菜谱?后来我明白,“洛东达”不仅意味着无数开先河、领风骚的艺术家曾聚集在它昏暗肮脏、烟气弥漫的厅堂里,更因为它代表着自由的思想与创作,代表着特立独行的人格,代表着精神上的相互启迪与召唤,代表着友谊能打破民族国家的藩篱,仅因为道义相砥、精神相通而地久天长。

       我要读这部书,问唐克,他没有,而且我发现他并未真正读过这本书。他所知道的内容大半是听来的,或是得自友人之间互相传递的那些隐秘的笔记本。我有几位大朋友,是文革前101中的高中生,家里都有些背景。其中有一位门路极广,我们叫他“老胖子”,我请他帮忙。等了挺长的时间,老胖子才告我找到了,说这书印得很少,他是通过马海德的公子幼马找到的。马海德在共产党内的地位类似白求恩,属于为革命服务的国际友人。幼马是个混血儿,为人慷慨仗义。老胖子和他家住隔壁,关系很熟。我当晚就跑过去取回书,老胖子限我一周还书。这书用旧报纸包了个皮儿,两册,黄黄的书页。后来我知道,当时流传的这部书并不是全本,它只有四个部分,而爱伦堡一共写了六部分,一直写到“解冻”。拿到书,我通宵达旦地连读带抄。仅一周时间,恨不能把这书吞吃下去。看了才知道,书的内容极丰富,远胜过唐克的“口头传达”。它不仅记述人物、事件、场景,还有更深入的思考,而唐克似乎并不在意这些需要更高智力活动的内容。他是通过感觉来吸收,通过听力来汲取的,以至一次我把抄下来的段落给他看,他竟问我“这是什么书”。
       但这并不妨碍他“生活在别处”。当“全世界人民都向往着祖国的首都——北京”时,唐克却向往着“巴黎,宛如一朵灰色的玫瑰,在雨中盛开”。当全国人都爱看 “伟大领袖毛主席慈祥的面容”时,唐克却想看毕加索笔下那些变形的“丑女人”。在大伙都爱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时,唐克却要唱“一个人喝咖啡不要人来陪”。在一片灰色的萧瑟中,唐克是一点绿意。和他在一起聊天,我们说的几乎是另一种语言。“两报一刊”生产的套话消失在新街口大四条的陋室里。那里有缠绵的琴声,和“恨今朝相逢已太迟”的叹息。



       这段时间,唐克的兴趣集中在电影和摄影上。现在每次见面,他都会谈到某部电影,有些是文革前上演过的,像《战舰波将金号》、《第四十一个》、《偷自行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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