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8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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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开始。它稍一抖动，我们就东倒西歪，摔倒在地下。多少次折腾，才把丫骟了。牛蛋，个儿很大，热腾腾，被老韩拿去下酒。我很好奇，不知什么味儿，没敢开口。
记得有回，爬两狼山，有一地儿绝险，两腿打战。
他们那边挺荒凉，却是长城所在。
临走，木生说，我也进城，套个车送你。奇怪的是，他手里拿个蝇拂，好像老道。我纳闷儿，赶车不用鞭子，这算什么家伙？
上路，老牛拉破车，很慢。我说，为啥不用驴。
木生说，我有诀窍，你信不信，说快就快。
他把蝇拂的把儿倒过来，噌的一杵。果然，牛蹬蹬往前窜。我没看清部位，他说是牛屄。
但过一会儿，速度又恢复如前。木生说，没事，再来一下。牛又开始狂奔。
如是反复多次，木生很得意。
终于，“咚”的一声，老牛也会尥蹶子，重重踹在车帮上。
它竟掉头狂奔，往回跑。
我们傻了眼。
地下沙龙
冬天，大批知青返城，不管是买票还是扒车。
北京有很多沙龙。所谓沙龙，只是一帮如饥似渴的孩子凑一块儿，传阅图书，看画（主要是俄国绘画），听唱片（老戏和外国音乐，连日伪的都有），交换消息（小道消息）。高兴了，大家还一块儿做饭或下饭馆，酒酣耳热，抵掌而谈。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吃饭最明显。
当时的我们，都是“时间富翁”，不但时间富余，还不吝时间，走路、骑车，一嘣子出去几十里上百里，一点不嫌累，一点不嫌远。那时，串门经常是挨家串，串哪家是哪家，闲聊神侃时间晚了，干脆睡人家。最近，我读《顾颉刚日记》，发现他老人家也这么串，家里常有客人留宿。可见，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电视、录像机，那时还不普及。当时还没有这类叫人失魂落魄挨家傻坐只听不说干瞪眼的法宝。聊天是主要的精神享受。
大家关起门来，什么话不说？品鉴领导，纵论天下，“粪土当年万户侯”。漂亮女孩，也是很多人的兴奋点。当时的我们，让现在人一说，什么娱乐都没有，忒无聊。我不觉得。我觉得，我们有不少可玩的东西，别看不起眼儿，其乐无穷，就像我们小时候的玩具，简陋是简陋，乐子一点不少。要说缺什么，我看是外国电影。
我记得，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不乏外国影片，除了苏联，英国、法国、日本，甚至美国的片子都有。后来，越来越贫乏。大量的资料片，特别是法国、意大利的风格片，有人临时配音发套票的那种，我们是“文革”后才大饱眼福。
那些个冬天，太值得怀念了。外面天很冷，但屋里很暖和。强烈对比下的温暖，让人“心眼里头热乎乎”。我们是在时代的洪流之外，寻找另一番天地。
沙龙都是地下。我们的幻想，就像石板下的草籽，是从石板的缝隙往外长，只等春天的来到。八十年代，很多东西，从地下变地上，全是从这种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我说，革命的种子早晚要发芽。
除了聊天，读书最重要，这是最能消愁解闷打发时光的手段。没有功利，没有目的，只是为了找乐子。这种读书境界，后来找不到。
当时，书不好找，大家都是逮什么读什么。但我居然读了不少书。从北京到内蒙，从内蒙到山西，我一直带着书。我还记得，我跟我表哥，翻山越岭，从权店往回担书，是个大雪天。我的书架就是由许多书箱组成。
我第一次系统阅读马恩列斯毛鲁是在这一时期。联共党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文革”中的首长讲话和各种资料，第四国际资料汇编，以及右派言论等等，从伯恩施坦到考茨基，从托洛茨基到布哈林，还有铁托、德热拉斯、卢卡奇、阿尔都塞、索尔仁尼琴等等，那是什么“反动”看什么。灰皮书、黄皮书，各种古书和文学名著，都是我所热衷。过去，西方的东西有条线，十九世纪以后是列入内部读物，前面要加批判性的说明，我们要看的就是这种。
“反动”的东西，只供领导看，这是特权。我们是占老干部的光。北京老干部多，换外地，不可能。这种故事，没有普遍性，外地同龄人，听了就生气。
书，都是不胫而走。中学时代，我家有本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早就读过，很多人不知道。好像刘静子（插友，后来是女作家）还是张小康（插友，后来是爱尔兰大使），她们跟我借，不知传哪儿去了。我经常上她们点，都是老朋友，也是好朋友。我回山西后，她俩给我来封信，说你丫有什么革命实践，也敢怀疑毛主席。
我们的启蒙是在这一段。
没电话，怎么约会
说起沙龙，有件事对我很神秘，怎么也想不起来，就是我们分住各处，怎么约好了往一起凑。
现在，当然很简单，打个电话就得了，当年不行。
我记得，电话普及是九十年代。这以前，电话是个稀罕玩意儿，家里装电话，都是单位装的，只有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才有。我们家，“文革”一开始就割走了。大家都没电话。就算哪家儿有，别人没有也是白搭，你给谁打，谁都没法接。所以事情就怪了，大家是怎么往起凑，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特别奇怪的是，有时人还不老少，住的很远，说到就都到了。
回忆，痛苦地回忆，就是想不起来。这可比没电视、没冰箱、没洗衣机那阵儿我们都是怎么过的，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有人说，这还不简单，传呼呗。我觉得，这是记忆有误。他是把后来到处都有传呼的那阵儿提前，安错了历史位置。事情还没发展到这一步。
还有人说，咱们那阵儿，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就串门，串门都是直扑人家的门，没人打招呼。这话没错。我还记得，早年学英语，说西方礼仪，学生见教授，一定要打电话，提前约会，当时我特不理解，觉得外国人怎么这么事儿。直扑当然太有可能，我承认，但总不能回回都这么扑吧？我半信半疑。
总之，大家相信，所有聚会，都是就近串联，不管是腿儿着走，还是骑车溜，一传十十传百，总能把消息传到。再不行了，写封信，一两天也到了。还有人说，没准上回见面，就把下回的事定下来了。
是这样吗？我怎么记不起来？
想不到，这等小事，已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完全属于史前时代。
人，真是健忘呀！
诗人郭路生
郭路生是一人物。
今天，已经没多少人知道郭路生了，别说八○后或七○后，六○后都没有多少人。但我知道他，北岛知道他，我们那一代的很多人都知道他。
他是我们那一代的著名诗人，括号，地下诗人，没有正式印刷品的诗人。我听说，“文革”后，哪一年，北岛给他开过一个会，拿他当“文革新诗”的祖师爷，仗义。
大概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吧，我见过路生。他是跟马雅（马洪的女儿）一块儿来的，在花园村木生他爸家。怎么来的，不记得了。
那阵儿，我一直住木生他爸家。木生他爸被机关专政，关起来了，罪名是和早年顾顺章叛变的事有什么瓜葛，他妈住人大，不来。家里没大人，特自由。我们天天下挂面，就朝鲜咸菜，看书讨论，直到深夜。
有一天，我回趟家，回来发现，他家被封了。我和刘靳延一块儿上的楼，被人盘问。靳延家也是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跟木生他爸一个单位，他特紧张，问他家在哪儿，他不讲真话。
我到木生他妈家，工宣队在开批判会，木生哭了，他妈骂他，叫他不许哭。
他爸自杀了。
花园村，我忘不了。
郭路生很腼腆，一点儿都不牛，不但不牛，还一点儿都不扭捏，特大方。他说，我给你们背首我自个儿写的诗吧，说着就开口朗诵，声音不大，口气透着深情。
他念了两首诗，一首我忘了，另一首没错，肯定是《相信未来》：
……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
马雅介绍说，他爱上个姑娘，谁谁的女儿，死去活来，撕心裂肺，这是写作背景。
很多年后，在考古所（社科院考古所），路生来了，跟刘新光（刘靳延的姐姐，我的同事）来的，问我还认得他吗，他说他离婚了，精神不太好，在什么单位看大门。
然后，很久都没见过面。
相信未来
又是很多年后，黄源（北大校长的孩子，见面那阵儿，好像是一生意人）来了，说是想学古文字。当年，我们这帮附庸风雅的人，曾上他家玩，看画，听钢琴——北京的小圈子里风传，就他弹得好。
他和静子约好，一起吃饭，然后去看路生。
路生特意跑到车站来接我们，等了很久。他说，抱歉，我急着出来，没带假牙，形象很糟糕。
他家住楼房，就一间，跟好几家伙住一个单元，共用厨房洗手间。
进门，时光倒转，屋里的一切都让你想到过去。家具全是老式，“文革”前后才有的样式。靠窗，一张桌子，很小，是他写作的地方，桌上没有电脑。右边有个冰箱，大概只有半米高，是宾馆客房放冷饮的那种。左边有个衣橱。再过来，是张双人床。我记得，屋里好像没有电视。房间太小，什么也摆不下。
天太热，没空调，也没风扇，只有扇子。我问，你怎么消暑。他说，天一黑，他和他爱人就熄灯，静静躺在床上，这样就不热了。
他为我们朗诵，依旧深情。
他说，他每天都写诗，刚才念的是新作。
又是很多年后，路生给我打电话，说他在上庄买了所简易的楼房，农村盖的楼房，要我一定去看他。那边有古建，和曹雪芹有关，他补充说。
我参观了他的新居，比从前好。还看了他说的古建，破破烂烂。我们在镇上的一家小馆吃饭，他坚持要由他买单。
他说，他一直在读我送他的书——他记错了，那肯定是他自己买的。
他说，他还记得花园村，记得木生，有时，记忆力又很惊人。
他说，他很少出门，出门尽遇好人，大家对他太好，包括年轻人。
他说，我们要互相加油，看谁更努力，很认真，很诚恳。
我看，他一直生活在过去。但他说，直到今天，他还相信未来。
看到他，我就想起了过去。
过去好，是感觉好，唐兄说的没错。
四五事件
一月九号，广播响起哀乐，一个声音宣告说，八号九点五十七分，周恩来逝世了。我心里咯噔一下，眼泪止不住，哗哗往外流。我不是哭他，而是哭这个国家。
一月十一号，十里长街送行，我没参加。我受不了那种气氛，周围人哭，你也会哭。
四三、四四，广场人很多，花圈很多，大家围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看诗，议论纷纷。诗多为仿毛打油体，半文不白，跟我读过的天地会诗歌相仿，水平不怎么样，但都是地地道道的群众诗歌，可以反映民气。
我有点想不到，广场是这样。气氛热闹，并不怎么悲伤。
四五下午，我在场。我的印象，广场人多是看热闹的居多。我开始理解古代的民变。群众自发，是不约而同，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果有个广场，让他们聚起来，后果可想而知。当初修天安门广场，就是为了群众集会，地方早就预备好了。古代就怕这个，所以不修广场，也不许扎堆儿。
事情一开头，大家预感不祥，不祥还是潜在的。大家没想作乱，只是好奇，想去可能出事的地点看看——看看会不会出什么乱子。看的人多了，也就成了乱子。这种能量聚变的过程，有人叫“广场效应”。
我也是去看看，跟我老婆去的，到那儿就被挤散了。
那天，天很冷，人还穿大衣，完全是冬天的温度。
先头，大家还是聚在纪念碑周围。
有人说，花圈被人搬走了。搬哪儿去了？谣言四起，大家乱猜。
有人说，在中山公园。轰，我被人流裹挟，往前冲。呼啦啦冲进去又呼啦啦冲出来，好像也就一眨眼的功夫（那可是不小的一圈）。我们如一阵旋风，转眼又回到原地。这是朝北跑。
有人说，不，在人大会堂。轰，大家又一窝蜂冲上人大会堂的台阶，一边冲，一边有人劝，千万不要被坏人利用。大家又回到原地。这是往西跑。
最后，又有人说，花圈是藏在历博南侧的小楼，公安部的小楼。轰，大家又朝东跑。最后把目标锁定在这座小楼。
我看见，历博门口的马路上，一辆汽车被点燃，还有自行车，黑烟滚滚，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轮胎味儿。
广场上，有一幕，我印象最深。
有个大胡子老外，大概是记者，离得老远，站在纪念碑的碑座下。他举起相机，想拍下这壮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