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8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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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白毛女，更不是祥林嫂，不想受过一点苦，就没完没了倒苦水。相反，倒是非常怀念那段受苦的年月。怀念的不是苦，而是乐，苦中作乐的乐。

历史上，兵荒马乱，照样有生活，不能说白活。我们也有我们的生活，最最值得怀念的生活。

废物点心

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文革”很短。中学生在历史舞台上真正风光，破四旧，大串联，满打满算，只有五个月。点火要用火柴，呲拉一划，着了，点完还等什么，一甩手就把它扔了。

我是坏孩子，中学时代，一直是坏孩子。我不喜欢我们那阵儿的学校，觉得当时的教育制度太坏（现在更坏），特别希望“改”。

毛主席的讲话，减轻学生负担，我拥护。四中他们的呼吁，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也令人鼓舞。这是当时的心情。

我甚至有点嫉妒。我想，这样的呼吁，怎么不是由我写。要是由我写，多好。

“文革”初期，我很失望。中学，我们学校，干部子弟云集的人大附中，打手最多。他们批斗“反动老师”，批斗“反动学生”，抄家、打流氓、闹对联，欺负“狗崽子”（骂“出身不好”的同学），光是“斗”、“批”没有“改”。我印象糟透了。

我在北京，只干过两件事，一是反打人，二是反对联，跟陈晓农（人大附中的学长，陈伯达之子，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已从社科院退休）、张木生（人大附中的同学，也是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现在是税务杂志社社长）、刘晓军（人大附中的同学，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岳小莲（人大附中的同学，律师）一起，没几个人。我们不属于任何学校的任何派别。

我去过国务院信访处，当时在府右街，一点用都没有；也去过市委大楼，睡吴德的办公室，在那儿堵吴德。最后，他同意接见，在楼上的一间屋子里。

我问吴德，满街打人，中央知道不知道；对联不符合党的阶级路线，中央管不管。他很老练，甭管你说什么，翻来覆去就两句话：党的政策很清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十六条，“斗批改”，我盼的是“改”。他们不改，我改。冬天，我上大别山去了，跟木生一起，想在那里办一所新学校。可是，“一月风暴”，上海夺权，我的梦又破灭了。

我终于明白，“斗批改”的“斗”、“批”还只是刚刚开始，毛主席心里想什么，我怎么知道，紧跟跟不上，算了。

我们又被送回原地，我最讨厌的学校。

毛主席不需要这帮小孩了，我们是废物点心。

接下来是“复课闹革命”，接下来是逍遥，接下来是上山下乡。

对我来说，七十年代，主要就是上山下乡。

一九六八年，北京的中学生全都当了工农兵，除少数留城或上三线当工人，少数参军（主要是军队子弟，他们有特权），绝大多数都被派去修地球，不是山西、陕西、内蒙、东北的农村，就是东北、内蒙的兵团，还有云南的农场。


车站送行

俗话说，生离死别。古人多少诗歌，全是写送行。“相送临高台，川原杳何极。日暮飞鸟还，行人去不息”，就是这种画面。出门不容易，出去一趟，不定回来回不来。生离和死别，其实差不多。掉眼泪，那是难免的。

一九六八年，大批知青在北京站和前门车站出发，场面很壮观。郭路生（后面会讲）写过一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很经典。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气氛和心情什么样，他写得最好。

我记性不好，但哪天走的，绝对不会错。那天，车窗外，一轮明月亮晃晃。同行的王志敏（插友，后来在某警官大学当教授，已经去世）跟对面的中年人说，你知道吗？“八月十五杀鞑子”，蒙古人不过中秋节。他是借中秋的月亮找话茬。谁知道，对面是个蒙古族。人家说不对，中秋是各族人民喜庆丰收的节日，不是你们才过。

我走，是在大批人马后面，晚了点。当时特高兴，一点难过的心情都没有。学校，我不留恋。当兵有铁的纪律，可怕。工人围着机器转，紧张。我都不羡慕。这些地方，哪有农村好，广阔天地，漫长冬闲，更适合自由散漫的我。当时我这么想。

记得刚回学校那阵儿，大家乱掐，以为把别人掐下去，自己可以上大学，我实在看不下去，索性躲家里。解放军派王长安（高六七五班的同学）叫我，我不去。

我在郊区玩，游山逛景，主要是1967年，还有1968年的上半年。云水洞、沟崖、潭柘寺，我们到处跑，甚至蹬车子去海边，跟渔船出海捞对虾。萧漫子（插友，后来是一老总）就是这么认识的。

这等表现，上学肯定没戏。我早想明白了，就算有机会，也轮不着我。我是谁？黑帮子弟，打“文革”头一天就是（七九年，我爸才平反）。

插队，我不难受。我想，叫你们掐，怎么样？全是白掐。现在倒好，毛主席一挥手，都得往下走，大家又恢复了平等。我有一种解放的感觉，高兴还来不及呢，难什么受？

好些人，平常不露面，全在这儿碰上了，又是握手，又是拥抱。

突然，火车一动，他们拼命挥手，就像郭路生说的，“一片手的海浪翻动”。“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他们走了。

郭路生没写一个“哭”字，但所有人都哭了——除了我。

我心想，谁都得走，早晚的事。过几天，我也要走。

我没注意大家的脸，不管走的，还是送行的。

车一驶离，我就朝外走，大步流星。

走到出站口，转身，回头。这一眼可不得了，我愣住了，所有朝我走来的人全都泪流满面。

两狼山下竟夕谈

我到内蒙插队，本来是投奔张木生。我不跟学校走，自己找地方。学校说，你是自己找别扭。我跟学校吵了一架，动手摔门，咣的一声。漫子说我火气大。

招兵买马，骆小海（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执笔人）说，要男女搭配，注意比例。他叫我网罗女生，我找了两人，她们又找了几个，骆小海的女朋友也在其中。有人说我别有用心（我心里说，不定是谁）。

想去的人太多。我们在丁小林（插友，后来是老总）家聚议，门口车子一大排，被对门一中学看大门的举报，全都收到局子里。背对背审问，出身好的先放，出身不好的后放。我是最后几人，天黑才放出来。骑到张进京（也是一发小，后来在科委工作）家一看，他在大哭，骂世界不公平。其实，他比我先出来。

结果，人少了很多。

到了临河，小召公社，光明大队，第二小队，我才知道，男生一地儿，女生一地儿，根本不在一块儿。木生更是远在北面的狼山公社，路很远。

有一次，我去看木生，在两狼山下。我们在饲养院的炕上聊了个通宵。我还记得，炕很热。

聊什么？我回忆，有三条。

第一，我说，“文革”和四清有关，四清和七千人大会有关，七千人大会和大跃进、三年困难有关，农村是个大问题。康生抓赵建民，说你们就是要开九大，通过投票，让毛主席下台，刘少奇上台，这是道破天机。问题的根子是大跃进。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要为彭德怀平反。四清，也是清算大跃进。毛主席咽不下这口气。“五七道路”，“军队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还是要重建他的乌托邦，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当年邹伏婴（也是一发小，现在在木生手下）的爸爸（邹鲁风，人大和北大的副校长）是怎么死的？木生，你还记得吗？两校调查团调查什么地方？不正是五八年放卫星最欢的地方吗？事实证明，这些地方后来正是饿死人最多，干部欺压群众最厉害，因而也最四不清的地方。刘要翻案，毛也要翻案，当然不可开交。

第二，我说，农村的现行制度弊病太多，我研究过我们小队的账目，中国的农民，经过查田定产定口粮，根本吃不饱也没钱化，五黄六月经常断顿儿，群众打欠条，把队里的积累都掏空了，半夜狗叫，尽是偷东西的。学大寨，评工分，不但评不出什么干劲，还惹下一肚子气。三年困难后，公社的壳儿还在，但基本核算单位不断下放，就差一步没到位。大家对集体不关心，关心的是自留地。包产到户，现在看，思路还是对的。

第三，我说，知青道路，根本问题是去留问题。滕海青讲大实话，下乡是为了解决城市人口的压力。咱们这些人，少数人走，多数人走不了。好好劳动，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甚至比他们还能个儿，改天换地什么的，我赞成。问题是，你是这么表现一下然后离开，还是永远在这儿待下去。我的看法是，越是大喊扎根儿的，越是为了拔根儿，拔不了才扎，不管愿意不愿意。比如农民，他不扎怎么办。北京宣武区的孩子，胡同的孩子，穷人的孩子，不扎怎么办。我们点上闹分裂，有一争论。有人说，插队好比过河，有人踩着石头过河，有人是被踩的石头，重在表现。我说，不愿意当石头的才当石头。表现好就走，并不是广大知识青年的出路。

我胆小，这种反动话，只敢在底下说，绝不敢声张。木生胆大，什么都敢说。他写过一篇文章，讲农村问题和知青问题，成为手抄本。那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几乎传遍所有知青点。

文章到处挨骂，人人都说大毒草。知青点的大字报，批判题目，经常是“老贫农怒斥张木生”。冬天回北京，大家都在吵。骆小海、孔丹、李晓东、徐浩渊（都是红卫兵时代的活跃人物），很多人都来找他。我吓坏了，劝木生藏起来，凡是认识点的人，一定要叮嘱，赶紧销毁，千万别再传。可问题是，覆水难收，这哪儿来得及。

更糟糕的是，有人设局，引他出笼，在黄以平家辩论。辩论双方，正方是张木生，反方是一○一中学的任公伟（该校的四三派领袖）。任有一拨人。

他们到处借录音机，幸好没借到。那天，骆小海、韩军去了，去是看热闹。他俩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元老，没错。但一○一那拨人把张木生想象成老兵，却是十足的误会。他们以为，中国的未来，是干部子弟与非干部子弟决战，两军对垒，没有中间派。我和木生，专门反对血统论，冤枉。但那个年代，血统是划分立场的关键。北京中学生，这个问题最突出。

我去，目标很明确，就是搅局。我想制止辩论，制止不住，只好破口大骂，骂任公伟没安好心，会才散了。

当时我想，完了完了，杀身之祸。

后来，我听说，那次辩论，一○一的人整了材料，上报江青、周恩来，材料被扣下。

后来，我听说，耀邦读过木生的文章，很欣赏。他是因祸得福，反而调进北京，成了农村问题的专家。他说，任公伟向他道过歉。

我逃出考古所，就是木生去调。他们的调令很管用。

记得我去农经所（社科院的农经所），陈一谘（前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头）送我一盒墨。他给社科院打电话，嗓门很大：李零本来就是我们的人嘛，前几年，他玩纯学术，脱离实际，现在，在党的改革精神的感召下，他终于归队了……

木生赶牛

木生什么人？我还不知道。我俩发小，太熟悉。你别看他现在是个领导同志，看病拿红本，小时候淘着呢。

这里讲个他赶牛的故事。

我在内蒙，跟马牛羊鸡犬豕接触最多。这种知识很宝贵，我叫“畜牲人类学”。畜牲被人养，它怎么孝敬人，人怎么奴役它，奴役怎么引起反抗，反抗为什么失败，这是门大学问。

比如猪和鸡，献肉献蛋，都是卖身不卖力，一门心思全在吃，记吃不记打。

猪会拱门，呼哧呼哧，登堂入室，直接上家里找吃的。鸡会上炕，站我头上拉屎。我生病在炕，门是破门，赶走一回又来，赶走一回又来。它们敢这么欺负我！我火冒三丈，随手抄鞋，嗖，但见门口方向，扑棱扑棱，有只鸡当场毙命。志敏回来，熬了鸡汤——那是老乡的鸡。

狗最忠诚，只听主人话，跟奴隶似的。人最喜欢狗，但骂不离狗。逮谁不顺眼，就骂谁是狗（他的意思是，贱胎孬种，不算人），根本不管狗的感受——反正它也听不懂。

马，老是一惊一炸，我就怕他尥蹶子。

还有牛，什么叫牛脾气，我深有体会。

牛很老实，但脾气很倔，力气很大。老实人发脾气，那才不得了。

我记得，队里阉牛，脖子上架根大杠子，四个大后生两边固定，提心吊胆。我呢，“甘居牛后”，两只手紧紧扽着牛尾巴，比牛更紧张。

手术开始。它稍一抖动，我们就东倒西歪，摔倒在地下。多少次折腾，才把丫骟了。牛蛋，个儿很大，热腾腾，被老韩拿去下酒。我很好奇，不知什么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