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70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擦着岸边的礁石,发出沙沙的声响。我真的自由了,真地可以自由地向任何一个方向逃走了!
我有点绝处逢生地惊喜感觉,这个感觉使我猛力地抱住我刚刚在水下捕捉到的海珍品,这些珍贵的海物足够我结两次婚用的了。我正想站起身来,不知怎身子一软跌倒在沙滩上,却又不知怎么突然有些瞌睡,竟然不知怎么就睡过去了,而且真正是香喷喷地大睡一场。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黑沉沉的天底下,还有点莫明 其妙,听到一阵阵浪涛声,才渐渐明白我是怎么回事。
那时的交通条件太差,即使是城市里,半夜也不会有什么车辆行驶。从海港到我家要走十几站路,至少要走上两个小时。也许我睡了一觉,也许那时我还年轻,也许在如此严酷的年月里,我能奇迹般地遇到了一个有人情温暖的警察;总之,我浑身上下竟然充满了力量,背着水渍渍的网包,大踏步地走在城市空旷的大街上,我甚至大声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奋发斗志昂扬”的革命歌曲来。就这样,我一直迈着革命的步伐,走到我住的那条街。
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快在到家门口时,却发现有一群人站在那里,好像发生了什么交通事故似的。我赶紧加快脚步走上前,这才吃惊地看到,虽然是深夜,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全都站在大街的中央,一个个满脸恐惧地朝远处眺望。我故意昂首挺胸地走过去,有力地摇晃了一下手中一网包的海参鲍鱼。此时,鲍鱼和海螺贝壳的摩擦声音是最美妙的乐曲。猛然间,一个苗条的身影“呼”地一下扑到我的身前,我一看,竟是明天就要当新娘的她。按规矩,新娘在临结婚前夕是不应该呆在新郎家里。但她死死地抓住我的手说,她在家里干脆就不行了,她说她以为我——说到这里她嗄然而止。我知道她要说“以为我死了”的话,就笑起来,说我死不了。她赶紧用手捂住我的嘴,紧紧地捂着,她不让我说死字。一股热流从鼻子里往上冲,我差一点就要哭了。
邓刚: 原名马全理。祖籍山东牟平。著有小说《白海参》、《曲里拐弯》、《山狼海贼》《迷人的海》、《我叫威尔逊》等五百万字。其作品改编成影视剧本《站直喽,别趴下》《狂吻俄罗斯》《澳门雨》等多部。并多次获全国及省、市文学奖,作品译成多国文字。
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
发布: 2008…11…14 11:07 | 作者: 黄子平
「起床啦!起床起床!」
那些年每日里天蒙蒙亮,听到的第一声吆喝就是这「起床起床」。其实并没有所谓「床」,苗村黎寨,男女各占一个大谷仓,一溜稻草铺地的大统铺,阔气点的最多垫块塑料布隔隔溼气。兵团建制,明明是个种橡胶的农场生产队,却叫做某师某团某连。连长姓康,脸上有疤,显得有点凶狠,却是个耿直寡言的四川汉子。众人平日尊称连长,意见大发时便当面背后直接唤他「康疤」,他也不恼。那些年在海南和湛江聚数十万「兵团战士」,天天斫林劈山,只因林副统帅有「光辉题词」,合辙押韵:「大力发展橡胶,满足全国人民需要」。其实那是十一二年前,大饥荒年代,不知为何除了最高领袖,领导人刘林周董直至文人郭老,一个个轮流到当时的农垦系统视察。来过都有题词,却都遮掩了不提,独尊副帅一人书法,每日里以此督促众人荷锄上山,挥刀破坏热带雨林。这橡胶非同小可,说是「战略物资」,帝修反封锁不卖给我们。如何封锁法?当时有个形象的换算,说是逼我们用二十吨大米换一吨橡胶。那年头大伙儿总也吃不饱,对大米有朴素的直观感受,二十吨大米如同古话说的「恒河沙数」,今人所谓「天文数字」,遂听得众人无名火起,发愤干活,起早摸黑大力发展没有怨言。那时也不敢细想,环球产橡胶的国家,巴西印尼马来西亚,不都是第三世界亲爱的朋友,何时给归到帝修反一堆儿去了。
于是就听沙哑的四川口令,还有口哨声尖锐入耳,条件反射,每日清晨从稻草铺上弹起,摸摸索索穿衣系鞋带。动作慢了,康疤的手电筒就扫将过来,众目就随那光柱而睽睽。四眼揉着眼睛起身,小声嘟囔:「半夜鸡叫」,被我一个肐膊肘堵了回去。「半夜鸡叫」典出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大意是说「地主周扒皮,为催长工起早干活,半夜爬入鸡窝学鸡叫,被长工小宝发现了。当周扒皮再次作祟时,长工们一拥而上,痛打偷鸡贼,周扒皮狼狈不堪」。这故事至今仍收入小学语文课本,曾改编为连环画和木偶动画片,影响了几代国人。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只能糊弄城里孩子,乡下人都知道这是瞎掰。老人都说,摸黑种地,能不糟塌庄稼?周扒皮时代,还没发明贼亮贼亮的汽灯。「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陶潜时代的鸡那才真叫神气,伪满州国的周扒皮非得钻到鸡窝里去叫,也太窝囊了点。四眼嘟嘟囔囔,把自己比做受地主剥削的僱工,幸亏没人听见,要不非挨斗不可。他引经据典,却错得离谱,引喻失伦。关键在于地主老财为何不用棍子直接把长工们赶起来,非要煞费周章,作这拟真的口技表演?闻鸡起舞,即使在「阶级斗争教材」中,也难于遮掩地主与僱工之间的某种「自然」关系。我听老辈讲那过去的事情,台上忆苦思甜,台下却忘乎所以,每每忆甜思苦。说起农忙季节,东家如何招待把式们,三餐有肉,白面烙饼「可劲儿揍」,令人神往而垂涎。农业社会里的阶级关系,与军事─工业国家时代不同,这远远超出了学生哥们的想像。
我有幸参加过一次黎寨的「批斗地主」大会。在海南岛八年多,没学会几句海南话。我的海南话只敢跟黎族人沟通,因为他们的海南话也是学来的。我很快就发现,我只需解决语音问题,而他们有语法词序方面的转换困难,且掌握的词汇比我要少得多。生活在热带的黎族百姓,其生产方式还是刀耕火种。部落里只有「奥雅」(头人),而没有农业文明中的所谓「地主」。把土改时的阶级划分硬套在黎寨绝对是个时代错误。在汉人工作队的主持下,黎家汉子鼓起勇气上台用海南话汉语批斗头人。指着奥雅的鼻子,汉子黧黑的脸涨得通红:「虏系分子!……虏斋无?……了!」(你是分子!你知道吗?完!)下了台,又意犹未尽,重新跑上台,指着奥雅的鼻子:「虏仲系分子!……虏斋无?……了!」(你还是分子!你知道吗?完!)这不是个语汇的问题,而是思维概念的问题。他只知道「分子」不是个好东西,至于更复杂的强加的概念,他无法表达。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回想自己,每日里熟练操弄许多概念术语,真的都明白了其中涵义么?我望着那汉子通红的脸渐渐恢复黧黑,心底暗生愧疚。
很多年以后,我读到捷克剧作家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书的开头举了一个蔬果商的例子,他是个谦恭、普通的人,对官方的意识形态漠不关心;他机械地履行仪式,在法定的节假日,他用官方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装饰他的店铺橱窗;他完全不想知道标语的内容和他的店铺有什么关系,而他挂的那副标语的实际所指乃是:「我是奉公守法的人,我可不想惹麻烦」。哈维尔指出,在日常生活的仪式和语言活动中,普通人如何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同谋。套用鲁迅的术语,「实存的社会主义」把全国人预先抛入了在「瞒和骗」中生活的不道德处境。一种共同犯罪的机制,一个预先鼓励撒谎并依赖其臣民的道德沦丧的国家机器。哈维尔的「在真实中生活」(同理,巴金的「讲真话」),并不是要探讨有关真实或真实性的形而上学,而是要中断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其理想臣民的这种询唤。
因为是开荒「大会战」,一众人马才需要住到这黎村苗寨。在六连的住地山脚有一棵高大的野生酸豆树,果夹里的酸豆熟透晒干,有话梅味,嚼之能生津止渴。全连中午「天天读」,树荫可覆盖一百余众。树下挂了一个废轮壳当钟使,起床、开工、集合,康疤敲得它当当响。大会战,工时极长,从天刚亮干到伸手不见五指,国际工人阶级奋斗多年赢得的「八小时工作制」,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地方被不动声色地终止了。工作量极大,一爿五磅重的宽锄板,挖山一星期,能磨成小锅铲一般大。手攥锄把一整天,到吃晚饭时连饭碗都端不稳,女生们说,梳头,梳子掉地上检不起来。会战的日子,睡眠严重不足,早起最是艰难。平日的敲钟或吹号,把制度化的指令「符号化」了,令人浑然不觉。唯有这大统铺清晨的「起床啦!起床起床!」,从四川汉子口中发出,伴以尖锐哨声与手电筒光柱,以日常语言呈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指令,最能凸显我和我的农友们所处的主体位置。
「五七一工程纪要」
最喜欢的是全团开大会的日子,不光是能从重体力劳作中得到一天的歇息,更重要的是分散在各连队的同乡、同学、亲戚乃至男女朋友,得到一个短暂的见见面的机会。「会场」通常都是在团部附近,一片平坦的橡胶林,浓荫遮阳,清晨刚割过胶,白色的胶乳还在往瓷杯里滴,空气里闻得到新鲜胶乳味儿。摆几张桌子,挂一条横额,再牵几条电线,引往绑在橡胶树上的高音喇叭,一个会场就布置得了。但是1971年10月底的那个全团大会,一大早从连里出发,气氛就有点诡异。连排班骨干几天前办过学习班吹过风,貌似心中有鬼。平时集合往团部走,一路有言笑,有歌声,这回却一个个绷着脸。会场的横额也是语焉不详,只说是传达重要文件。多少年后我也还记得那个瞬间,聚集了两千人的一大片橡胶林寂静得邪乎,除了自己的呼吸,你彷彿还可以听见叶子掉在地面的声音。
黑洞,虚无,空白。用来支撑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整个意义系统,在那个瞬间坍塌了。「革命」死了,──「革命」自杀身亡。知识(「洞察一切」)和行为(「背后下毒手」)的强烈反差,揭示出拉康所说的那个命题,即「大他者并不存在」。他到底想要我们干什么,得了,他自己就蒙头转向。事件的所有细节和理由都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关于一个历史时刻的宣告,在我看来,所谓「七十年代」是在那个瞬间开始的。其实九十年代的重要命题「告别革命」,恰恰是在此时此刻开始。其中最大的讽刺是:宣布皇帝没穿衣服的人,正是皇帝本人。
疑云重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于这一年年底作为「批判材料」发到了全国。史家唐德刚说这不过是「童子军帐篷笔记」,黄口小儿的白日梦呓,不足为训。于今读来却多么像一份争取金融投资的项目计划书:「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基本条件、时机……」,从头到尾你听到的是历史理性如此冷静的计算的声音。与此对照,倘若把1971年以后,所有颠三倒四的最新指示(「八亿人口,不斗行么」等等)连接起来,直接就是一齣尤奈斯库式的荒诞剧的无聊台词。「反面教材」总是一把双刃剑,它带给人们的教益很可能是全然正面的。四眼在「天天读」的时候,就对「变相劳改」之类的词语把玩不已,嘀嘀咕咕,认为「变相」这个定语根本多余。我那时觉得获益良多的,则是党史的另类叙述,多重版本的众声喧哗。
但这些都不能解释那个寂静得邪乎的瞬间,那个坍塌的心理瞬间。如果不是一个「共同犯罪」机制的霎那曝光,那又是什么呢?如果这不是所谓「话语内爆」的时刻,那又是什麽呢?前几天还在大声背诵「光辉题词」的兵团战士们,就是此时此刻齐聚橡胶林两千余众的你和我啊!革命死了,杀死革命的,你我都有份。所以那根本不是所谓「信仰」崩溃的瞬间,而是──语言伦理失效、道德沦丧的时刻。
「笃卒」
杰仔说话有点结巴,在我旁边闷头挖山不止。几个月不见,他显得有点消瘦,剃光的脑袋青里透白。「看守所里的伙食不太好」,杰仔有点多余地解释说。他刚刚「笃卒」失败,被边防公安直接遣送回生产队。「笃卒」,动宾词组,粤语也,中国象棋里的卒子向前走一步,「笃」是手指往前推棋子的动作。笃卒过河,是当年流行的暗语,官方术语应该叫做「偷渡」。偷渡即叛逃,本是大罪,何以从轻发落,遣送原单位了事?杰仔就笑了,有点鄙夷我的跟不上形势。「看守所里挤满了笃卒的男男女女」,人满为患,一批批押了进来,先来的只好赶紧遣送腾位子。那年头,珠江里练游泳的青年特别多,主要练长距离,当然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