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6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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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一次约会,她说来不了,因为晚上要参加民兵活动,她是工厂里的基干民兵。我突然神经兮兮起来。骑着自行车到她所在的工厂,像个特务那样,偷偷地从工厂围墙上朝里面窥视。看到一群背着步枪的民兵正在练习走步,队伍中她也背着一支步枪,很有点飒爽英姿。一个背枪的男人走到她身边,纠正她走步的姿势,她羞涩地笑着。一股酸楚的滋味猛地涌上来,我这才认真地感到,一个狗崽子与她的地位是多么地悬殊,我不能再荒唐下去了。
一个人的心灵上没有折皱,就会感到这个世界光滑。没想到再次约会时,她还是那样瞪着两个无邪和无知的大眼睛,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我从侧面望着她,月光下她那亮晶晶的鼻尖,那半张半合的嘴唇,那痴迷的眼神,都在表现着和我走在一起感到幸福。我心里很有些莫明其妙,既然她已经知道我的狼子野心了,为什么还跟我在一起?我简直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又是一个黑沉沉的夜,我却第一次沉默不语。她感到不适应,抬头看看我,两只大眼睛闪着孩子般企盼的光她,要听我讲故事。我突然咬牙切齿起来,不能再优柔寡断,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拖了,今晚必须与她一刀两断。借助黑暗的力量,我终于说出我不愿说出却必须说出的话。我说今晚是我讲最后一个故事了,明天……直到永远,我们不会再走在一起了……
我故意说得悲伤,说得郑重,更故意说得残酷无情。
她绝对地感到五雷轰顶,脸上第一次失去笑容,两只大眼睛第一次乌云密布。不知为什么,她这种愕然的表情竟使我大感快意,我在恶意地享受着一个狗崽子的尊严和自豪。
突然,她说,不行。
我愣了,什么不行?
她说,不行,不行。
当然,我知道她“不行”的意思,就是说她要继续与我走在一起,继续听我讲动听的故事。她不会说华丽的词藻,只是一口一个“不行”,这个“简陋”的“不行”,让我可笑同时让我心疼,并格外觉得她的可爱可怜和朴实。
可是我却更快意更凶恶了,我说,什么不行?不行也得行!我的心里简直就气势汹汹,整天陪着你讲故事,爱情的前途却又渺茫,我太不合算了!
她看着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这样。
我几乎就光火了,真想大声地喊出,我毕竟得成家立业吧,我毕竟得找一个老婆吧,我白白地对你讲这么长时间的故事,不是在吃大亏吗?
她还是瞪着大大的眼睛,绝对婴儿那样幼稚的眼睛,这令我无法怒火万丈,但也无法心平气和。没办法,我只好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就像海碰子在水下暗礁里憋得受不了,浮出水面换气一样。我说,我们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在一起,要是你妈妈知道了,不同意怎么办?
万万想不到的是,她几乎就是迫不及待地回答说,我跟你跑!
这下子,轮到我五雷轰顶了。这样一个羞涩的,单纯的姑娘,在那样革命的年代里,会说出“跟你跑”这三个字,“跟你跑”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封建社会里青年男女“私奔”呀!而且是一个革命家庭里的女孩子跟反动家庭的狗崽子私奔。
总之,那天晚上我兴奋得发疯,跑回家里对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宣布,我打了个大胜仗——共产党员的女儿坚决跟反动的狗崽子跑。国共多少年都没有合作成功,但是我合作成功了!但是我母亲却忧心忡忡,她说算了吧,因为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头脑发发热的革命领导们有点冷静了,这才突然发现中国人口多得像蚂蚁。于是就下命令:男人必须到26周岁,女人必须到24周岁,才可以登记结婚,可等到她24周岁,我都三十二岁了,人过三十日过午,要是那时她变心,我绝对就晾在半空了。母亲很现实,她说到农村找一个吧!一个在城市里挣工资的男人,找个在农村挣工分的女人,还是有着踞高临下的优势。母亲的话像一桶冷水当头浇下来,我这才悟到我是多么的乌托邦。我从兴奋地高峰再次跌落下来,决定不再去讲故事了。
然而,第二天晚上下班,我却完蛋了,如果不去解放广场旁边的小邮亭与她约会,不再充满激情地给她讲故事,那我绝对就活不下去了。这样,我就鬼使神差地又走到往日约会的地点。没想到,远远地我就看见她像个傻帽似的站在那里——她就知道我肯定能来。一阵甜蜜并巨大的感动,令我重新下定决心,要用成千上万个故事把她包围,包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包围得密不透风,让所有的坏男人也打不进来,一定要讲得她心中的太阳就是我。
这样,我用尽了浑身解数,整整讲了四年,一直讲到她过24周岁生日那天,我们两个人一起走进结婚登记处。
四
我终于用九牛二虎的力气找到一个对象,而且还是个相当漂亮的女孩子,黑油油的大辫子,水灵灵的大眼睛,走起路来既矫健又婀娜多姿。于是我带着她在我家门前的大街上走来走去,让所有“红五类”家庭的人睁大眼睛看看,我是个多么了不起的狗崽子。万万想不到的是,所有的邻居们都不相信爱我的漂亮姑娘是正常人,明明她有油亮的大辫子,有人却说她是秃子;明明她走路像运动员一样健美,有人却说她是残疾;更可恨的是还有人说她肯定是个弱智,一个眼不瞎腿不瘸的漂亮的姑娘,能给一个狗崽子当老婆,不是个傻子才怪呢!从邻居们投来疑惑与嘲讽的目光中,我感到一种压力和痛苦,看起来我无论怎样努力,也永远摆脱不了政治的屈辱。我愧疚不已,觉得对不起爱上我的姑娘。这种愧疚使我每天都痛不欲生。然而,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是气得死去活来,也无可奈何。一个好心的老人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伙子,你要是想为自己挣口气,那就在结婚那天办一桌像样的酒席,让邻居们大吃大喝一顿,保证从此会瞧得起你了。
一桌酒菜就能使一个人有了尊严,当今的年轻人听到这儿绝对会笑掉大牙。可是在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里,人往往变得比动物还可悲可笑。
然而,在婚宴的餐桌上摆满海味,对我这个堂堂的海碰子来说,绝对是小菜一碟,不非吹灰之力!我充满自豪地对厨师说,我结婚那天,你一定要大显身手,需要什么海味,你尽管开单。厨师说,要有海参、鲍鱼、海螺、扇贝和梭子蟹,总之,海味越多越好。但这些海味必须新鲜,必须是才从海水里捞出来的。我愣住了,因为当时中国老百姓家里还没有冰箱,也就是说只能在结婚前一天,我这个新郎官要亲自潜进海里拼命。而且必须潜进当时被“军管”了的海港里,才能保证有收获。那时,为了获取营养,每天退潮之时,我们城市至少有成百上千个海碰子,有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下海,城市周围所有海湾已经被捕捞得空空如也了。问题是没有人敢到被“军管”的海港去扎猛子,因为一些被镇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常“冒天下之大不讳”,偷偷下水游向停泊在港湾里的外国货船上。这些妄想投敌叛国分子,不是被逮捕,就是被打死在海里,有一个已经爬到外国货轮的缆绳上,军警和民兵全面出击,轰动整个城市。为此,海港就变成了军事要地,被军警把守得铁桶一样严密。在这谁也进不去的“禁区”下水,海参鲍鱼等海珍品又多又肥。然而,敢于在海港附近的海湾下水,那绝对是天胆,无论你想干什么,都会毫不犹豫地首先被打成投敌叛国的反动分子,设在港口里面的大喇叭,从早到晚都响亮地叫喊,一切妄想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走狗,决没有好下场!……
为了爱我的姑娘,为了我的人格和尊严,我热血沸腾,钢牙咬得争铮铮响,就是上天入地拼死拼活,也要把是新鲜的海味摆到我的结婚餐桌上。所以,在还差一天就要结婚的下午,我终于“狗胆包天”,像个特务似的偷偷地从港湾远处一个隐蔽的礁石丛下水,人不知鬼不觉地潜进港湾附近的海底。果然,静寂的蓝色水层中,竟有银光闪闪的鱼群,并大大咧咧地从我身旁游过去。这说明,它们从来没有被人类惊动过。我憋足了一口长气,一直潜进黑洞洞的暗礁丛里,果然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个肥大的海参和海螺懒洋洋地躺在那里,桔红色的扇贝干脆就像一片片粉红色的旗帜在张扬;更让我惊喜的是,暗礁旁边的海草丛中,一对对男蟹女蟹忘乎所以地搂抱在一起交配,傻乎乎地任我捕捉。我兴奋若狂,一个猛子接着一个猛子地扎下去。为了加快潜下去的速度,扎猛时我像狼一样的凶狠;为了能一次捕捉到更多的海参和鲍鱼,接近暗礁时,我又似蛇一样的稳沉。一直拼到筋疲力尽,大获丰收。
正当我发疯般地捕获之时,却突然惊讶地发现岸边景色模糊了,原来,我已经被湍急的海流子拖到港湾更深的地方。我赶紧向港湾外边游动,但无论怎样用力地游,岸礁离我却越来越远,海港的灯塔却步步向我逼近。我觉得大事不好,就拼尽全力地拍打脚蹼,几乎就是拼命挣扎了。然而无论怎样挣扎,也只是原地不动地折腾而已。呛了几口苦咸的海水后,我只好放弃了挣扎。问题很明白,海潮开始上涨了,不仅是水流速度急湍,而且还调转了方向,将我拖向港湾的深处。此时不用说带着沉重的一网包海参鲍鱼,就是空着两手怕也游不回去了。我沉重地喘着气,使劲瞪着被海水泡得昏花的眼睛。我突然发现,一艘巨大的外国货轮横在不远处的海面上,这是港湾深处专门设置停泊外轮的锚地。
一看到货轮上的外文字,我的脑袋就像挨了一枪,轰然地凝固在浪涛中。想到表情严厉,如临大敌的军警,我觉得那将是必死无疑。
太阳快要落下去了,我机械地摆动四肢,徒劳地挣扎着。但冰冷的海水犹如无数枚钢针刺着我,疼痛并浑身瘫软的我只能是任波浪摇晃,而且越挣扎离外国货轮越近。猛然间,我看到远处货轮码头上站着一个威风凛凛的警察,他正用望远镜朝我这儿观察。我不仅惊惶失措,用尽最后的气力朝相反的方向拼搏,但两条频繁摆动鸭蹼的大腿竟猛烈地抽搐起来,又呛了好几口苦咸的海水,我绝望了。我想,这是老天对我的惩罚,我太贪心了,我太不自量力了。
一阵伤感涌上来,明天是我的大喜之日,全世界的新郎官也不会像我这样倒霉,在只差一天就要入洞房的时刻还在拼命,而且只是为了一桌下酒菜。更伤感的是,就是我能从这个冰冷的浪涛中活命,也会被警察抓进监狱里。那样,我可怜的母亲不仅有个反革命的丈夫,从此还多了个“投敌叛国”的反动儿子。我心爱的姑娘也会被我株连,其实她已经为了嫁给我而不允许入团了。
我就这样一直在冰冷的海水里泡着,抵抗着,尽量不让自己漂到外国货轮那儿。太阳不知在什么时候下山了,似乎突然一下子,天地间变得黑咕隆冬,我竟然涌上来一些勇气,反正在水里在岸上都得完蛋,干脆就豁出去了。于是,我一咬牙,就硬着头皮朝外轮停驳的港口一米一米地靠近。趁着夜色,我有点侥幸地想,也许黑夜能掩护我过关。另外,我已经连累加冻出现半昏迷状态,这种昏迷也模糊了我的政治恐惧。在恐惧与侥幸之间,我昏昏沉沉地漂着,陡然听到一阵快艇的马达声,我努力地睁开眼睛,一艘小快艇已经驶到我的面前,上面正高高地站着一个面孔阴沉的警察,那真真是政治宣传上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铁塔般耸立”,他两眼放射着正义的光芒,正等着我自投罗网。从他脖子上挂着那个望远镜,我就明白了一切,只好落水狗一样老老实实地往小艇上爬,但哪里爬得上去,就在这时警察伸出一只有力的大手,把我一下子提上去。完全像抓到一只落水狗。因为过于恐惧和疲劳,我竟站不直身子,一下子就跌倒在甲板上。
小艇的马达又轰鸣起来,缓缓地绕过外轮,一直朝岸边开去。此时我有些清醒了,但只能是躺在那里装死。令我奇怪的是这个警察始终没说一句话,这倒更让我恐惧得也许冻得浑身打抖。到了岸边,警察朝我挥了一下手,我沮丧万分地爬下船,没敢回头拿我的海参鲍鱼。但那个警察却把我装满海参鲍鱼的网包一下子从小艇上扔出来,紧接着一阵马达的轰鸣,小艇开走了。
我背着大海的方向,足足僵硬地站了好几分钟,才小心翼翼地转身子,那个警察真地走了!我愣住了,绝对不能相信眼前的事实——我肯定是因为虚脱而出现幻觉。但那个警察和小艇确确实实消失了,只有海浪在节奏地摩擦着岸边的礁石,发出沙沙的声响。我真的自由了,真地可以自由地向任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