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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七十年代(港版)-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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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会在美术系前的空地上举行,光灯、音响、麦克风和录音机,代表着公有制的集会水准。一切就绪,系领导致欢迎词。我走上台,克制内心的紧张,扼要介绍了 “野草”与“星星”的历程,也介绍了黄锐和马德升,然后我把黄锐请到台前。黄锐的演讲风格简朴而严肃,充满着自信。麦克风音响虽好,但广场太大,我担心他的声音是否能抵达那黑暗深处,是否能把他的经验传送给在场的每个大学生。
      
       马德升上台,拐杖拄在水泥地上咚咚作响。远远望去,他裹着灰色的宽大衣衫,紧握着拳头,高耸着肩膀;在苍白的面孔上,眉够兀,颧骨高隆,头发蓬乱,牙关紧咬,沉重的身影在光下如刀刻一般。尽管他的姿态略显夸张与矫饰,但那却是中国人苦难的象征:残缺、瘦削、阴郁、不屈。
      
       “同胞们,公民们!”他发出呼喊,急切又悠远,声音像浪头向前推进,夹杂秋天黑色枝叶的颤抖。他对局势的巧妙批评和对现实的讥笑挖苦,获得阵阵的欢呼和掌声。
      
       此后我和黄锐、马德升成为好朋友,1982年春我与仁诸君去北京观看“韩默藏画展”,老马拄双拐带我们拜访“星星”同仁,带我们三访北岛,还为我们排队买票看话剧《贵妇还乡》,他的真诚与好客令人感动。我与黄的缘份更深,我在日本留学时跟他常来常往,他还邀请我在他的画廊办个展。
      
       1982我们开始筹备第二届“野草”画展,因诸多原因无疾而终。黄锐和马德升在重庆时,我曾建议一起在全国办一次在野画展。然而中国的变化太快,艺术家的反叛精神被铺天盖地的商业浪潮彻底瓦解了。
      
       从此以后,荒原上的“野草”与夜空中的“星星”,再也未在中国大陆出现过,成为了一段失的历史。

山歌

发布: 2009…5…15 08:43 | 作者: 孔捷生


       1970年,刚满十七岁的我踏上了一片炎热的冷土。彼时我从西江流域的水乡转赴海南岛,从插队知青成了“兵团战士”。
       
       老兵新传
      
       此前我对海南岛的认知,来自新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南岛风云》、《碧海丹心》,还有一部纪录片叫《海南明珠》,是在兴隆华侨农场拍摄的。在那些镜头画面里,海南之美尽在蓝天绿海、蕉风椰雨。殊想不到,我一头扎进丛山之中,看不到浩瀚大海,闻不到咸腥海风,连椰子树也了无影。原来椰林只生长在海边。我所在那个连队,位于海南岛中心五指山脉一道襞皱里,朝夕连呼吸都被热带雨林的气息所裹挟。这里看不到黄叶,终年都是蓊郁绿色。
      
       连队的第一代拓荒者,是来自豫西和苏北的退伍军人,他们是彭德怀当国防部长那时的老兵。我们这批知青就算是第二代了。稍后,又有一群复员军人安置进来,他们多来自雷州半岛。这帮人有些来头,有的参加过秘密援越作战,有的参加过韦国清对广西“四二二”造反派的镇压,有一个姓梁的复员军人更特别,别看是农村兵,却打得一手漂亮的乒乓球,堪与我们这些城市知青抗衡。原来他当兵四年,一直在湖南省为马来亚共产党的广播电台站岗守卫,闲得发慌,便练成了这门功夫。那阵我们知青刚被文革巨澜冲刷到深山老林,胸间多少仍存有“世界革命”情怀,却怎也想不到马来亚共产党的广播电台是在中国境内。
      
       这群“林彪老兵”中刺头不少,他们与“彭德怀老兵”们矛盾颇多。因由在于农村人当兵都想提干,至少也要复员后吃“商品粮”。结果商品粮吃上了,却是遣散到深山老林来垦荒,比当兵时还差一大截!其次,前面的老兵已占据了兵团连队的连长、指导员和排长这一层位置,而他们顶多只是班长、班副,管辖我们这批城市知青,他们当中好些人好歹也上过战场,为北越防空和修桥筑路,于是心底怨忿时时爆出火星。这两茬老兵的冲突,形同对我们知青实行“再教育”,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是一座大熔炉”,“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原来解放军不过尔尔。
      
       我们知青较亲林彪的兵,和彭德怀的兵较为疏远,原因主要在于连队指导员。他姓顾,苏北人,平素老阴沉一张脸。顾指导员抓政治,那个年代政治就是“阶级斗争”,他总要在出工收工、吃饭拉屎的日常流程里搜寻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记得有一次他半夜拉肚子,上过茅坑就敲钟紧急集合,只因他发现有一角揩屁股的报纸上有毛主席的头像。于是全连都在“面对面”和“背靠背”的省思和揭发中折腾到天亮……
      
       我们这帮知青和“林彪的兵”都恨顾指导员,虽说怨恨的标尺各不相同。却说在顾指导员的斗争哲学指导下,我们连队“戴帽”的XX分子是最多的。我因先去插队而后才来兵团,对以前的阶级斗争史不甚了了,只知连队有三个斗争对象,一个是姓谢的广州知青,一个是汕头知青,首恶是下放连队改造的会计师老林——我们习惯称他“老林头”。
      
       老林头
      
       说起来,我后来的人生走向与老林头多少有点关系。在旧中国,老林头是文化落后的海南岛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拥有英国法国都承认的注册会计师头衔,曾受聘于广州、香港和越南(法国殖民地)等地,可谓曾经沧海,见多识广。新中国开元,他没有离开海南岛,以后就在海口市农垦总局工作。
      
       文革初起,老林头的一笔历史老账就被翻个底朝天——越南的保大王朝曾聘请他过去为宫廷作开支审计。在日据时期,越南保大王朝是亲日的傀儡政权。即便保大王朝是抗日的,就凭它是君主制,也是“反动透顶”,老林居然曾受聘于这个腐朽王朝,便是想不当牛鬼蛇神也难了。老林自四九年后就是“内控”人员,虽在海南仍为这一行的泰山北斗,桃李满门,但日子早就不好过。文革一来他就被打倒,发配到最偏远的山区深处来监督劳动。
      
       我到兵团时,老林头已是“死老虎”。我参加专门斗争他的大会记不清有多少次,怎知斗斗,倒斗出了一份友情。其间中介正是另一个戴罪在身的谢姓知青。小谢出身广州三元里旧士绅世家,很有书香味,他罪名不及老林头重,好像是肇源于学毛着“天天读”时犯了什么错,细节记不太清了,那都是我到此以前的事。我和小谢一见如故,气味相投。但小谢和老林头同是天涯沦落人,连队每日也指派脏活苦活给他们干,一来二去两人便结为忘年交。我和小谢交好,自然和老林头扯上了关系。开始我还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但到底正是求知欲旺盛的十七年华,老林头知识渊博,谈吐风趣,听他闲聊,很是受用。
      
       记得老林头总是穿净色的府绸衬衫,和那个环境和那个年代极不相称。他干活时脱下这行头,里面是白色圆领文化衫,即便天天汗流浃背,但从未见过他的汗衫发黄和起霉点,他更不会穿破窟窿的汗衫,而且只要一收工便重新披挂起他的府绸衬衫,整整齐齐,身上一道褶皱乱纹都没有,连头上的疏朗白发也梳得一丝不苟。在深山襞皱的那片连队茅舍,他看去就像一个外星人。
      
       连队在旱季垦荒“大会战”之后,重新编班,我和老林头、小谢分在一起,这就开始了我们的缘份。我和小谢原就相善,聊起天来常把那个年代的戒律置诸脑后。不知不觉间,神聊的圈子加入了老林头,他很快就成了核心。我和小谢其时都不过是读高中的年纪,听他说故事,甚为入迷。老林头从来不谈政治,他讲自己读过的书、经历过的事。他把广州称为“省府”,把学校称为“学堂”,这都是他那个时代的称谓。他虽不能说饱读诗书,却是饱读闲书。他给我们讲《西厢记》还算是雅文学,讲《火烧红莲寺》和《九命沉冤》已是市井话本小说,他还说了许多“省府”西关巷陌的风土人情,其中风花雪月是少不了的。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却不想在那时候,这些都是“政治”。
      
       然而,我对周围极具压迫感的政治氛围已生倦意,甚至隐然萌出叛逆的欲望,加上自幼的文学理想,我便对小谢一诉衷肠,约他合写小说,虽然无望得见天日,但在此终日劳作之余,写点东西不正是有别于畜牲的一种活的方式?有老林头在,我们可以先搜集资料素材,他讲旧广州的原生态故事,都是我们未曾与闻的,这就是生活啊!小谢亦有兴趣,遂欣然同意。和老林头一说,他只含笑不语,未置可否。但当我真地动作起来,探问“旧社会”种种掌故,老林头有问必答,令我获益匪浅,光笔记本都记了将近两本。
      
       斗争会
      
       罗大佑有一首歌《爱人同志》唱道:“在那批判斗争的日子里,你要好好保护自己”,每每吟唱此段,我都感触良多。在海南兵团的“峥嵘岁月”,批判斗争之频密,令人惶惶不可终日。我终于没能好好保护自己,在某年某次政治运动被归类为斗争对象,一同落难的少不得老林头和小谢。说来我不过只是从犯,小谢已是记录不良的“病猫”,老林头更属“死老虎”,但这次他多了新罪名,就是对知识青年进行“精神腐蚀”。
      
       我实难形容那段日子的煎熬,白天劳作依旧,晚上的“一帮一”和班排的小型批判揭发,直至熄灯号响才能抽身退步。那种政治高压的恐惧感,不置身其中便无法想像。我忽然发现,原来自己平日的言谈举止有那么多的“污点”,竟离“敌我矛盾”仅半步之遥,这轮运动一过,只怕就栽进去了。然而,直到吼声震耳的全连斗争会开过两轮,我还是仿徨无计。
      
       小谢是“斗争会”过来人,深知是灾祸的源头就是老林头,他悄悄告诉我,要免遭灭顶之灾,就得狠狠自我批判和抛一点“揭发”材料。那么揭发谁呢?小谢告诉我,就揭发老林头吧。原来当年小谢被整时,也是抛出一点“揭发”作佐料,兜出来的杂碎不在份量重,而要紧的是鲜货,不能搬出已见过光的旧破烂,好让政工领导炒出色香味俱全的菜式,斗争方向明确了,运动目标完成了,革命战果赫赫,便可告一段落。此前他也是凭此自救的,“揭发”的那点儿零狗碎,对于老林头根本算不上一碟菜。老林已是定罪之人,再加一等也不过如此。他早就申请退休,而且超龄多年,兵团不给他办,一是旧农垦总局的遗留档案无暇处理,二是要留他作阶级斗争的现成活靶。
      
       小谢原来“揭发”过老林头,他俩仍过从甚密,相濡以沫,这似乎可以安抚“揭发者”的良心。于是我和小谢在上工时商议再三,千挑万拣,想出了老林头故事筐里关于“保大王妃”这个段子。这个故事片断并不在我的笔记本里,而那两个小本子早就销毁了。
      
       下一轮批斗会,在连队百多号人的怒吼之下,我终于嗫嚅“交代”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根源,和对封资修未能割舍的眷恋情结,然后把老林头“话本故事”的一段发黄发皴的旧章回抛出来,老林的确跟我说过,他在越南时,有一次保大王室在剧场看戏,包下好几个包厢,他是聘来的会计师,也有礼遇。他的座席旁边这个包厢坐的据说是最漂亮的王妃。老林整晚都无心于舞台,只想看一眼王妃的庐山真面,但因包厢的设计角度,他最终未能如愿,只看到王妃垂在护栏上的纤纤素手,如象牙雕刻一般细致……
      
       事态大致如小谢所料,这个“包袱”段子一抖开,成果出来了,斗争便胜利了。虽说我被打入另册是铁定的,但在彼时只要不戴帽已属万幸。老林头的罪名又加一等,却无从再加惩罚了。越南的前朝往事,毕竟离现实政治远了一些,再上纲上也是虚的。小谢也无大事,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他的罪名也加不出几多斤两了。
      
       “在那批判斗争的日子里,你要好好保护自己……”我算是好好保护自己了吗?想来真是百感交集。

       革命退潮
      
       一九七二年,林彪“叛逃”折戟沉沙,兵团的政治生态陡然一变。中央文件逐级传达之后,连队里的“天天读”仍然每日如仪,但大家渐渐地无心向学,竟于学毛着 “雷打不动”的班组会里嘻嘻哈哈,继而打闹成一团,到底是青年人,被压抑的心性觅机便释放出来。每有此景,老林头端坐不动,却时有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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