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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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砖的流程从掘土开始。工人们先在厚厚的土层上打眼， 埋炸药， 把土炸松， 然后用手推车把土推到制砖机的入口， 在那里按一定比例加入煤粉，用输送带运进搅拌机， 和成泥， 挤出来， 就到了切坯台上。操控切坯台的通常是位姑娘， 她照看着钢丝刀把泥条整齐地切成二十一块砖坯，一排排码在切坯台前面的板子上。七块板子为一车， 由拉坯工人运到露天的坯架， 让等待在那里的女工们码放。
坯架很长， 很远， 在蓝天下延伸， 有时一直到河边。女工们两人一组， 由远而近地把砖坯码成三块一层、七层一垛，让它们自然晾干。刚出机房的砖坯冒着热气， 深棕色， 表面光滑滑的， 像新蒸出的食物一样新鲜温暖。湿坯每块重七斤，码坯子每次抱三块。一台砖机日产十万块， 如果码坯子的女工有十人，那每人每天过手的重量就上吨。汗水浸透她们打着补丁的再生布工作服。没有拉坯车来的时候， 她们就坐在身后的草帘子垛上，毫无顾忌地大声说笑着昨个夜里的如何如何。那些草帘子用来遮盖码好的砖坯， 上面还要压一层瓦，为的是防雨。夏天码坯子会使人想起白居易《观刈麦》中的诗句： 「足蒸暑土气， 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机房有时候还要组织「放高产」， 从天不亮一直干到夜半时分， 日产达到十几二十万块砖坯。「放高产」虽然累但是吃得好，有羊肉泡馍，酿皮子， 炸油饼， 有时还会炖肉。加上那时候年轻体力好， 所以也没有太觉得吃不消。
干透了的砖坯由装窰工拉进窰， 从下到上码好。最底下一层的砖坯像脚一样立着， 那叫「打腿子」。拉坯的人像拿着两本书那样，书脊对着书脊地把砖坯抛向码窰师傅， 砖坯像两只蝴蝶那样飞到师傅面前， 就这样向上一直码到窰顶。码窰最要紧的是脚下要有「根」，站住一个位置就只能转身不能移动， 因为码好的砖坯像搭好的积木一样是中空的，一脚不慎就有可能全窰皆塌。每装到一个窰门时有个跟班的中年女工把门用碎砖砌起来， 外面用泥糊好。
烧火的人居高临下地站在窰顶， 提拉风闸， 从窰顶的火眼向下投煤。这是个技术活。烧窰师傅姓李， 慈眉善目，天水人。我们每天从食堂买来馍馍交给他， 他帮我们放到火眼上烤， 烤出厚厚的脆脆的一层馍皮，那味道真能把人给香死。「打铁、烧砖、磨豆腐」是常言说的「三大苦」。砖厂的活算得上体力劳动中的重中之重， 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吃五十二斤的定量，百分之七十是细粮， 还有百分之三十是粗粮。我们这些新来的女工一般吃不了那么多， 就把粗粮剩下，按照二比一的比例去和农村来的合同工们换细粮。这个定量我一直吃到回北京， 吃到取消粮票。粮食定量高， 饭也就做的不那么秀气了，食堂蒸的馍馍半斤一个， 沉甸甸的， 椭圆形。我学着当地人的样子， 用手掰成一小块一小块地往嘴里放着吃。「不可以张开大嘴去咬， 馍馍怕哩！」同宿舍的小谢这样说。她有一种泛灵论的宗教倾向。
烧好的砖， 要先打开窰门晾， 再由出窰工人拉出来。所谓轮窰， 就是在二十四个窰门里， 一门赶一门、一圈又一圈地向前烧， 从开春一直烧到立冬。
那时候讲抓革命促生产。白天促生产， 晚上抓革命。每晚车间都要在饭堂里组织开会和政治学习。人们洗去一天的劳顿和灰尘， 换上干净衣服，提着马扎或者小木凳， 互相招呼着朝饭堂走去。青年女工们把脸洗得干干净净， 换上一身簇新的再生布工作服， 领口露出水红天蓝杏黄或者苹果绿，也许是衬衫， 也许只是个假领头， 手里拿着毛线活计， 或者正在纳的布鞋底。男工们最正式的衣服是黑条绒的中山装， 硬撅撅地箍在身上，领口上缝着一条已经有些发黄的白色衬领， 看上去很庄重， 庄重之中又有些许腼腆。
老工人都喝砖茶，茯砖。外形像砖， 色泽黑褐， 滋味醇厚。茯砖是产于湖广而盛行于陕甘宁青新的重要饮品，也是这粗犷高原与婉约江南的有限联系。老工人们说「一日无茶气不通， 三日无茶要生病」。所以他们每天开会前必用特大号的搪瓷缸子在炉火上将茶煮沸，端着向饭堂走去。这里的男人们也会编结毛线， 劳保手套是舍不得戴的，攒起来拆了结线裤。于是经常看见有人在开会的时候把已经结好的一条裤腿搭在头颈上， 手里飞快地结着另一条。开会学习其实是一件快活的事，上面坐着的人读报纸， 下面听着的人一边手里忙活一边说着家长里短， 有时还抑制不住地发出欢快的笑声。有一段时间应承读报差事的是我，因为整个连里只有我一个人说普通话说得好， 而且念起报纸来不打磕巴。也有的时候会组织讨论上面发下来的题目， 比方从哪里发下来了一些案例，让我们发扬人民民主专政， 讨论如何量刑。其中一个人偷了一辆自行车， 大家众口一词地拖着长声喊道： 「枪毙~~~！ 」另一个案例是叔嫂通奸，听众们就更快活了， 齐声高叫： 「枪毙！ 枪毙！ 枪毙！ 」反正大家都不认识这些人， 也不认为我们的意见对专政这些人会起甚么作用。
还有唱歌。一般在会前唱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由民兵连长起头。有一次他这样起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预备—— 唱！」于是大家跟着唱。唱完这一句， 却怎么也没办法再往下唱， 又都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反复几次，才恍然大悟是把「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这第一句给忘了， 爆发出由衷的哄笑。
革命， 有时候就是一场娱乐。
二
时间一长， 和连里的工友们慢慢开始熟识。一个连队有百十口子人， 除去干部， 大致可以分成老工人， 临时工，合同工和学徒工这几部分。老工人一般是在六十年代从农村来砖厂工作的， 工资往往是四级， 每月七十元； 临时工来自兰州市区，一般女工是二级每月四十三块七， 男工是三级每月四十七； 合同工来自附近的榆中等贫困县， 普遍是三级； 学徒工则是直接从学校分配来的，现在想应该是所谓「新三届」。学徒工的工资虽然不足二级， 但在工厂里相对是娇生惯养的贵族， 因为他们是按国家计划招的固定工，全安排在机修、电工等技术工种。不久， 厂里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排演全本的革命现代京剧《海港》， 这些人几乎全数进了宣传队，再后来又几乎全数进了机关当干部。我那时候的月工资是四十三块七， 我的理想是将来能够挣到七十块。
老工人中兰州本地人很少， 大多数是从全国各地来的， 按照地域形成不同的「族群」。机房的工段长（那时候叫排长） 罗来福是安徽宿县人。据《宿县地区劳动人事志（一九九一年征求意见稿） 》的记载： 由于在黄泛区中受灾最重， 加上淮海战役在宿县打了一场大仗，解放初期当地的社会就业压力很大。一九五○年当地政府先是组织生产自救， 然后又在一九五三年请求兰州等地的大型企业到宿县招收了一千余名工人，安置在一五计划重点项目兰炼、兰化等基建施工和建材行业， 随之牵动了近万名宿县人前来依亲就业和依亲供养。大跃进时，宿县劳动局再次组织了数千名移民到兰州及以西地区支边， 之后的大饥荒中有更多的人前来投亲靠友，终于形成了至少有三万名宿县人在兰州（以及河西走廊一线） 定居的局面。我觉得罗师傅是灾荒之年来兰州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他的儿子小名叫「兰州」，一九七八年我回北京后「兰州」到北京来当兵还来看过我， 那时候他不到二十岁， 应当是一九六○年前后出生的。
我码坯子的师傅姓杨， 甘谷人。现在想起来她当时不过三十出头， 生着一张俏脸， 那眉眼像极了影星周迅，只是没有周迅的精灵古怪。杨师傅两口子都在厂子里上班，爱人是机修车间的老工人。像她们这样两口子都在厂里上班的老工人一般住在家属院。家属院大多是睡炕的，所以她和其他住家属宿舍的女工每天下班时经常捎带着挟一捆破草帘子或者其他可烧的东西回去「填炕」。「填炕」在这里不仅指动作，也指所有的可以填放在炕洞里把炕烧热的物质。冬日的黄昏， 当夜落下帷幕的时候， 小村农舍般的家属院就笼罩在浓浓的烟雾和淡淡的哀愁之中，让人无端生出对「归宿」这两个字的向往。在杨师傅她们的衣服上经常有「填炕」的气味， 至今我都觉得那种气味很亲切。
和我一个宿舍的小谢是兰州人。人们议论说她的丈夫在「一打三反」中因为甚么罪名被抓起来了， 她才出来干这个活。她的衣着很讲究，下班后穿一件墨绿色的毛哔叽上衣和有裤线的裤子， 的确良衬衫的白领子总是竪着，显得与众不同。不知为甚么她的两个孩子都管她叫姐姐而不叫妈妈。每当想到她的时候我都会记起那个五岁的、长着一双圆眼睛、留着娃娃头的小姑娘从远处向她飞奔而来， 大声地叫着「姐姐~~！ 」小谢是回族， 她的女儿叫索非亚。
喜儿就是那个坐在切坯台后面的姑娘。「好姑娘啊！ 」人们都这样说。她家在兰州城里， 长着瓜子脸， 单眼皮， 眉毛和眼角微微向上挑着，脸庞上总是洋溢着笑意， 「巧笑倩兮， 巧目盼兮」， 活脱就是她的写照。喜儿自幼就有一个耳朵是聋的， 所以和她说话要格外大声，她也会大声地向人问话和答话。喜儿很勤快， 每天她都早早地来到机房， 给机器膏油， 拧钢丝。拧钢丝也不是件简单的事，两端的环套一定要拧成麻花状， 这样才能有弹性， 不容易断。开工了， 她把长辫子盘在头上， 戴一顶工作帽， 腰肢像鼬鼠般灵活，神气活现地坐在切坯台后的高椅子上， 挡泥条， 踩机关， 挂钢丝， 眼疾手快。拉坯子的小伙子们把砖坯一车车地拉出去， 又赶快拉着空车子回来，坐在架子车的支腿上卷一支烟， 排队等着拉下一车。他们看着喜儿协调而优美的动作， 有时候就忘了往前走。
有个叫老未的合同工， 开始每天早早地到机房来帮着喜儿拧钢丝。起初他拧出来的钢丝两端不是麻花状， 而是一根缠绕在另一根上。喜儿看了一眼，笑得一双眼睛成了月牙儿， 用手在老未的背上打了一掌， 叫道： 「错了唦， 不是这样！ 」老未其实并不老， 身材很高很健硕， 头发乌黑打鬈，浓眉下一双眼睛的颜色很淡。「色目人」。我第一次看到他时冒出这样的念头。因为喜儿， 工友们都玩笑地管老未叫「大春」。
有一天午饭后喜儿老半天都没有来上工，谁也不知她去了哪里。罗排长气急败坏地自己坐在切坯机后操作。我们码了好几车坯子时喜儿从坡底下走上来了。她走到我的坯架子旁，我看到她的脸色格外红润， 眼睛格外明亮， 她对我说： 「我们， 那样， 真好啊。」我至今都不知道她说的「那样」是哪样。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们在饭堂学习的时候， 民兵连长带人把老未从喜儿住的宿舍里绑了出来， 说是当时两个人都只穿着内衣。再后来喜儿不来上班了， 听说嫁了人，而老未从机房被发配到了窰上。
三
我进厂不久就被抽出来在车间脱产搞宣传。我的第一个作品是按照连长的要求在连队的大门上挂上「工业学大庆」的标语。大门是用盘条焊的高大的拱门，我找了几个废弃的汽油桶盖子， 用黄油漆涂成黄色， 再用红油漆写上工业学大庆，下夜班的窰上师傅们帮着我把它们固定在大门上。那时候我已经读过很多书， 思考过许多问题了。比如我知道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说法，像砖厂这样的生产方式应该叫「工场」而不是「工厂」； 我还想到过大庆模式在工业系统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这类思考在这里找不到受众，而写大标语要比码坯子轻松许多。除了写标语我还用了很多油漆刷红了一排房子的整整一面山墙，在上面画了两组很英武的工人。我的绘画作品至今想起来都让我无地自容。厂里过一段时间就会开一次大批判会， 连里就让我写大批判稿，批判并不认识的其他车间的某个人。发言一般是连队的领导照我的稿子到会场念， 他们经常会念错字， 好在没有人仔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