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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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爬起来，又开始哭。马车慢悠悠地上了国道，车老板问：是丫头还是小子？
　　　　　　
　　　　　　　女人的哭声突然加大，不断地说：是小子，是小子，是小子啊！
　　　　　　
　　　　　　　很多围观的女人听到「小子」，都哭了。
　　　　　　
　　　　　　　再后来，也有汽车经过，根本不减速。一辆吉普飞一样开过去，溅起不少泥，那么快的车速，司机不可能注意到聚在路边的这些农民。
　　　　　　
　　　　　　　不知道甚么时候，那孩子脸上给人包了一块蓝布，有人说伤口怕受风。可是那女人一直没有想到把头上的围巾给孩子摘下来。围观的人们越来越着急，怕再错过汽车，开始往国道中间涌。
　　　　　　
　　　　　　　国道上走来一个人，这人我认识，是公路道班上的。镇上的人都知道，他坐班车不用花钱，搭上任何过路的班车都能进城。他有点着急，说班车快到了，他看手表。所有的人都开始盼望长途客车，又等了很久。
　　　　　　
　　　　　　　方头方脑的班车终于出现。人们紧急商量，一起堵在国道上，那女人反而向后退，哭着说：怕人家不让上啊。但是众人都说，不让上就硬上，孩子都这样了，拼着命也得上。
　　　　　　
　　　　　　　长途汽车好像根本没准备停靠这个小站，它在国道正中间晃着。卖票的伸出脑袋喊：满员了。司机也伸出脑袋。人们都拥在国道上，受伤的孩子已经被人举得很高。后面还是有人喊：快举孩子，快举孩子！
　　　　　　
　　　　　　　班车慢下来。可是车门根本打不开，车里早塞得满满的。道班上的人认识司机，赶紧过去和司机说话。汽车周围一片混乱，不知道有多少双手，推着那女人，举着那孩子，想把他们从车窗塞进车。最后，受伤的孩子被车上人从车窗里接进去，女人也从车门挤上车。
　　　　　　
　　　　　　　卖票的大声喊，起票哇，扒窗户进来的！
　　　　　　
　　　　　　　下面，有几十双手一齐拍打车门说：快开车，快开车呀！
　　　　　　
　　　　　　　道班的告诉卖票的，这两个人的票下趟出车来找他要。当时，班车从这个叫合隆的小站到长春市的票价是五角钱。
　　　　　　
　　　　　　　汽车终于又开了。人们叹着气渐渐散开，国道又变得光溜溜空荡荡。
　　　　　　
　　　　　　　三　一九七四年春天，第一次吃酒席
　　　　　　
　　　　　　　那一年，我十九岁，第一次吃了正规的酒席。我不知道，那天早上起来时候，我父母的心情是甚么样的。开始，我没觉得甚么特殊，跟平时差不太多，还没有「事到临头」的215感觉，那天，家里人送我去插队。
　　　　　　
　　　　　　　是个星期天，比平时上学上班起得还要早，起来以后等车。后来全家上了一辆吉普车，我母亲把那辆单位里的车叫大屁股吉普。用塑料布和紫色毡子包捆好的行李，还有一只白茬儿的薄木箱子也都放进车。从那天起，它们就是我的全部用具，将要和我一起下乡插队了。车开动以后，行李箱子不停地在车后部摇晃。
　　　　　　
　　　　　　　我是没经过敲锣打鼓举红旗宣誓，就下乡了的。送我的是家里的其他四口人，父母弟妹。
　　　　　　
　　　　　　　出城前，又上来一个人，母亲让我叫他张叔叔，我觉得父母对这位张叔叔特殊地热情。很快车就出了城。季节还早，车窗外面的田野里还没长出庄稼。一路上，弟妹两个很兴奋。我和他们一起看风景，春游一样。父母一直和张叔叔说话。
　　　　　　
　　　　　　　当天下午，就是这辆大屁股吉普，将把他们都带回城里。我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未知之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之间，我一个人被抛下。
　　　　　　
　　　　　　　文革以前，在我们家里，就是大人上班，孩子上学。母亲经常爱说一句话：我们堂堂正正，万事不求人，不搞歪门邪道。但是，一九七四年春天的那一次，我看见他们为我而笨拙地改变。我去插队的那个公社是张叔叔的老家，他的几个亲戚在公社和大队当干部，为了得到照应，父母带上张，并且要在县城请他的亲戚们吃饭。
　　　　　　
　　　　　　　将近中午，听说快到县城了。我听见母亲低声问张叔叔，他们是不是能喝酒，要甚么酒合适。我母亲嘱咐我们，一起吃饭的，还有几位客人，你们都要安静点。我觉得那天她和父亲都有点紧张。
　　　　　　
　　　　　　　弟弟很高兴，他对我说：饭馆里做的肉好吃。弟弟小我一岁，他中学毕业插队还要等到第二年。我妹妹也很高兴，当时她刚上中学。
　　　　　　
　　　　　　　那天我很惊奇，父母并不认识他们将要宴请的客人。车一进县城，张就把头伸出窗外，向路边望。父亲还不断问，是不是那几个人。张总摇头，他的头又尖又长。他说他妹夫很胖，肚子都圆了，一个管下乡青年的公社小干部，屁大个官儿，成天吃席。
　　　　　　
　　　　　　　那个小县城现在升格成为一个市，当时它的交通要道只是十字路口，有四个重要的建筑，除副食品商店是平房外，国营商店，国营旅社，国营饭店都是二楼，在一片平房中，这几座两层楼很显眼。国营饭店门口，几个穿蓝色吊兜制服的人，有站的有蹲的正抽菸。张说，那就是他们。
　　　　　　
　　　　　　　大人们见面一番握手。我站在他们后面，看见我父母和不认识的人寒喧，表现出了不大自然的热情。母亲拿出菸，请每个人抽。
　　　　　　
　　　　　　　我记得，那种场面让我反感，觉得庸俗。大人们之间客套了一阵，父母叫我的名字，我被推向前，父亲的手热热地抓着我，说：就是这孩子。
　　　　　　
　　　　　　　陌生的人们很平淡地点点头。然后全体人上楼。七、八个人一起上那小楼，木楼梯咕咚咕咚一阵响。围着一个油乎乎的大圆餐桌坐下来，我看见母亲和张叔叔商量着点菜。感觉母亲拿不准该点些甚么，净看张叔叔，又小声问服务员。她的意图是不怕花钱，要尽量让客人吃好。那天，我第一次感到做一个大人很不容易。平时下了班就在家里看看书浇浇花的父母，应酬那天的场面很努力，连我都看出了他们的不自如。
　　　　　　
　　　　　　　酒席上，大人们都在喝酒，连不喝酒的父母也喝了。很多的时候，是客人们之间谈得很热闹，父母只是听着。我几次看见我母亲在擦汗。在我插队前后的那几年，她身体一直不好，肩周炎，心情烦躁。但是她那天好像很健康，一点病也没有。父亲一贯看不惯「喝大酒」的人，那个中午他对喝酒一点意见都没有。
　　　　　　
　　　　　　　酒席吃了很久。我真不知道，一顿饭还能吃那么久，从中午一直吃到下午。
　　　　　　
　　　　　　　弟弟说得对，我们吃的是酒席，不是家里的菜，鱼和肉都给做出了花样儿。盘子端上来，一层压着一层。我只能记住一道菜，是整个猪肘。我们离开饭馆的时候，菜还大半剩在桌上。
　　　　　　
　　　　　　　我看见母亲动作很小地从裤子侧面的口袋里往外拿钱，是一叠钱。在客人们喝得说话声越来越大的时候，她算了账。那一叠钱让217我吃了一惊。
　　　　　　
　　　　　　　后来，我才知道，和我们一起吃酒席的，有我插队那个公社主管知青的干事，大队民兵营长，还有公社的其他几个干事。吃好了饭，人很快都散了。吉普继续向东，几分钟就出了县城。跟我们走的，还是那个张叔叔。他喝多了，话有些颠倒。我要去插队的生产队离县城还有五十多里路。这一段路上，我父母都不大讲话，只听那张叔叔一个人说。他说的大意是，人不能太死性了，不能像我父母这样，清高的人要吃亏，不遇到事儿还行，真遇到了，就要「浑和」点儿。
　　　　　　
　　　　　　　现在还能记住的下一个场面，我站在一个很高的土墙豁口上，父母弟妹都不看我，一起朝着吉普走，我的心里乱七八糟的，眼睛里都是眼泪。后来，我自己走进集体户，男生女生全不认识，全都冷眼看我，我坐在炕沿上，一直坐到天黑都不敢动。
　　　　　　
　　　　　　　九十年代，我问起母亲那天请客的细节，问她花了多少钱，她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吃酒席的任何细节，她都忘记了。反而她记忆最深的是，那天，她看见我站在土墙那儿可怜巴巴的。她小声对我父亲说：快走，别回头。

　　　　　　　四　一九七四年秋天，在敬老院
　　　　　　
　　　　　　　在我插队的庆阳生产队向南走两里多地，穿过杨树的林带，有一座巨大馒头似的丘陵。丘陵上面有座孤零零的院套，是公社敬老院。割完了庄稼的季节，大地有点凄凉。每到农闲，大队都会组织兴修水利大会战，那年把临时广播站设在敬老院。我被派去管理广播站的机器，播放大队通知和各生产队的挑战书决心书，在敬老院住了半个月。
　　　　　　
　　　　　　　为了开广播，我必须在天亮之前到敬老院。队里的社员都提醒我，敬老院的狗凶，常年和老人生活在一起，它们能分辨人的高低贵贱和身份年龄，从来不咬老年人、有残疾的、要饭的。穿花衣裳的姑娘经过敬老院门口，就要加倍小心。
　　　　　　
　　　　　　　起早做豆腐的老人帮我赶走了狂咬不止的狗。我在豆腐房里，喝了一瓢滚热的豆浆。老人还到土墙缝里拿了纸包，给我揑了一点糖精。豆腐房里有一个热气腾腾的大黑铁锅。他话不多，他说，人活到老了，就该「撅巴撅巴」扔了。
　　　　　　
　　　　　　　广播站设在唯一一个女服务员的小屋里，一铺小火炕。每天三顿，服务员喊我去吃饭。站在大院子里，看见敬老院的三栋瓦房，不断有老人缓慢地挪出来，有人半蹲在门口，有人佝偻着，咳嗽气喘，往鞋底上擦着鼻濞。
　　　　　　
　　　　　　　在敬老院吃的第一餐饭是玉米渣粥。天还不太冷，锅就架在院子当心。食堂是一间大房子，几排木桌木凳。女服务员个高个子，二十几岁，浑身上下黑衣黑裤，围了一条大黑围裙，拿加长把儿的铁勺子，手脚麻利，往每个老人递过来的碗里添粥。我被安排在办公室里吃饭，同样的粥。他们只有咸菜，给我多加了两块豆腐。
　　　　　　
　　　　　　　那些老人们吃饭的速度异常地快，绝没有人讲话，每个人都紧看着手里的碗。一锅粥没一会儿就见底了。老人们推开碗，脸上才出现了松弛，一个一个挪回到屋子里，只剩个别几个老头蹲在太阳底下。
　　　　　　
　　　　　　　服务员洗刷完了，回到她的小火炕上，给老人做最后几件棉衣。敬老院有一个厨师，她的主要工作是拆洗被褥和棉衣。她是一个很勤快的人。我拿那种半透明的塑料唱片放歌的时候，经常看见她戴了一个很大的口罩，在院子里拿根木棍敲打老人用过的旧棉絮。她好像遇到了甚么情感挫折，才住到敬老院来。敬老院里的人都叫她大姑娘。
　　　　　　
　　　　　　　「大姑娘」对我说，一个人总待在这种地方，脾气就古怪。她说她父母家所在的生产队里也有集体户，那些学生多好，有时候唱歌能唱半宿。当时，我是第一次听见还有人羡慕我们的生活。
　　　　　　
　　　　　　　老人们在吃过饭以后，甚么也不做。一间大屋子，住二十几个人。我去过几次，每次都一样，整个屋子里一个说话的也没有。只219有发呆的，睡觉的，坐炕上抽菸的。所有的脸上，长时间维持同一种表情。
　　　　　　
　　　　　　　敬老院的房子不分男寝室和女寝室，人和人之间只挡一块胶合板。哪个挡板儿之间距离宽，放着两个人的行李卷儿，说明住的是一对夫妻。
　　　　　　
　　　　　　　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两个老太太，一个在炕上坐着，手上抖开一个装豆荚的小布口袋，一颗颗从干豆荚儿里剥出豆粒儿，我停下来看她，她马上用一只干老的手，挡住口袋不让我看。听女服务员说，有的老人能外出活动，在收割后，去大地里捡粮食，粮食积攒多了，去换豆腐，一个人躲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吃。还有一个老太太，坐在砖地上，用甚么硬器砸高粱壳里的米粒儿，砸了一些，用手捧起来，对着空中吹高粱壳儿。
　　　　　　
　　　　　　　除了做豆腐的老人，没有第二个老人问我：你是谁，你到这儿来干甚么。他们好像跟这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事儿都无关。有一个晚上，一个老头因为别人的毛巾搭过了界吵起来。他直挺挺站在院子里，气得大喘气。
　　　　　　
　　　　　　　老人们比种地的农民们更清楚哪一天是星期天，因为星期天改善伙食，也许吃猪肉炖粉条，也许有炒菜。炒菜的时候使用一种大铁铲，像工兵挖地雷用的那种工具。豆腐，在老人们看来是一种好东西，用卤水点的，满院子飘着香味。我看见过一个老人站在墙角，用钩子似的手捧着一块豆腐，直接吸进了嘴里。
　　　　　　
　　　　　　　星期天的时候，敬老院的领导，站在食堂门口大声吆喝着：慢点吃，别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