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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

七十年代(港版)-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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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爬起来,又开始哭。马车慢悠悠地上了国道,车老板问:是丫头还是小子?
      
       女人的哭声突然加大,不断地说:是小子,是小子,是小子啊!
      
       很多围观的女人听到「小子」,都哭了。
      
       再后来,也有汽车经过,根本不减速。一辆吉普飞一样开过去,溅起不少泥,那么快的车速,司机不可能注意到聚在路边的这些农民。
      
       不知道甚么时候,那孩子脸上给人包了一块蓝布,有人说伤口怕受风。可是那女人一直没有想到把头上的围巾给孩子摘下来。围观的人们越来越着急,怕再错过汽车,开始往国道中间涌。
      
       国道上走来一个人,这人我认识,是公路道班上的。镇上的人都知道,他坐班车不用花钱,搭上任何过路的班车都能进城。他有点着急,说班车快到了,他看手表。所有的人都开始盼望长途客车,又等了很久。
      
       方头方脑的班车终于出现。人们紧急商量,一起堵在国道上,那女人反而向后退,哭着说:怕人家不让上啊。但是众人都说,不让上就硬上,孩子都这样了,拼着命也得上。
      
       长途汽车好像根本没准备停靠这个小站,它在国道正中间晃着。卖票的伸出脑袋喊:满员了。司机也伸出脑袋。人们都拥在国道上,受伤的孩子已经被人举得很高。后面还是有人喊:快举孩子,快举孩子!
      
       班车慢下来。可是车门根本打不开,车里早塞得满满的。道班上的人认识司机,赶紧过去和司机说话。汽车周围一片混乱,不知道有多少双手,推着那女人,举着那孩子,想把他们从车窗塞进车。最后,受伤的孩子被车上人从车窗里接进去,女人也从车门挤上车。
      
       卖票的大声喊,起票哇,扒窗户进来的!
      
       下面,有几十双手一齐拍打车门说:快开车,快开车呀!
      
       道班的告诉卖票的,这两个人的票下趟出车来找他要。当时,班车从这个叫合隆的小站到长春市的票价是五角钱。
      
       汽车终于又开了。人们叹着气渐渐散开,国道又变得光溜溜空荡荡。
      
       三 一九七四年春天,第一次吃酒席
      
       那一年,我十九岁,第一次吃了正规的酒席。我不知道,那天早上起来时候,我父母的心情是甚么样的。开始,我没觉得甚么特殊,跟平时差不太多,还没有「事到临头」的215感觉,那天,家里人送我去插队。
      
       是个星期天,比平时上学上班起得还要早,起来以后等车。后来全家上了一辆吉普车,我母亲把那辆单位里的车叫大屁股吉普。用塑料布和紫色毡子包捆好的行李,还有一只白茬儿的薄木箱子也都放进车。从那天起,它们就是我的全部用具,将要和我一起下乡插队了。车开动以后,行李箱子不停地在车后部摇晃。
      
       我是没经过敲锣打鼓举红旗宣誓,就下乡了的。送我的是家里的其他四口人,父母弟妹。
      
       出城前,又上来一个人,母亲让我叫他张叔叔,我觉得父母对这位张叔叔特殊地热情。很快车就出了城。季节还早,车窗外面的田野里还没长出庄稼。一路上,弟妹两个很兴奋。我和他们一起看风景,春游一样。父母一直和张叔叔说话。
      
       当天下午,就是这辆大屁股吉普,将把他们都带回城里。我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未知之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之间,我一个人被抛下。
      
       文革以前,在我们家里,就是大人上班,孩子上学。母亲经常爱说一句话:我们堂堂正正,万事不求人,不搞歪门邪道。但是,一九七四年春天的那一次,我看见他们为我而笨拙地改变。我去插队的那个公社是张叔叔的老家,他的几个亲戚在公社和大队当干部,为了得到照应,父母带上张,并且要在县城请他的亲戚们吃饭。
      
       将近中午,听说快到县城了。我听见母亲低声问张叔叔,他们是不是能喝酒,要甚么酒合适。我母亲嘱咐我们,一起吃饭的,还有几位客人,你们都要安静点。我觉得那天她和父亲都有点紧张。
      
       弟弟很高兴,他对我说:饭馆里做的肉好吃。弟弟小我一岁,他中学毕业插队还要等到第二年。我妹妹也很高兴,当时她刚上中学。
      
       那天我很惊奇,父母并不认识他们将要宴请的客人。车一进县城,张就把头伸出窗外,向路边望。父亲还不断问,是不是那几个人。张总摇头,他的头又尖又长。他说他妹夫很胖,肚子都圆了,一个管下乡青年的公社小干部,屁大个官儿,成天吃席。
      
       那个小县城现在升格成为一个市,当时它的交通要道只是十字路口,有四个重要的建筑,除副食品商店是平房外,国营商店,国营旅社,国营饭店都是二楼,在一片平房中,这几座两层楼很显眼。国营饭店门口,几个穿蓝色吊兜制服的人,有站的有蹲的正抽菸。张说,那就是他们。
      
       大人们见面一番握手。我站在他们后面,看见我父母和不认识的人寒喧,表现出了不大自然的热情。母亲拿出菸,请每个人抽。
      
       我记得,那种场面让我反感,觉得庸俗。大人们之间客套了一阵,父母叫我的名字,我被推向前,父亲的手热热地抓着我,说:就是这孩子。
      
       陌生的人们很平淡地点点头。然后全体人上楼。七、八个人一起上那小楼,木楼梯咕咚咕咚一阵响。围着一个油乎乎的大圆餐桌坐下来,我看见母亲和张叔叔商量着点菜。感觉母亲拿不准该点些甚么,净看张叔叔,又小声问服务员。她的意图是不怕花钱,要尽量让客人吃好。那天,我第一次感到做一个大人很不容易。平时下了班就在家里看看书浇浇花的父母,应酬那天的场面很努力,连我都看出了他们的不自如。
      
       酒席上,大人们都在喝酒,连不喝酒的父母也喝了。很多的时候,是客人们之间谈得很热闹,父母只是听着。我几次看见我母亲在擦汗。在我插队前后的那几年,她身体一直不好,肩周炎,心情烦躁。但是她那天好像很健康,一点病也没有。父亲一贯看不惯「喝大酒」的人,那个中午他对喝酒一点意见都没有。
      
       酒席吃了很久。我真不知道,一顿饭还能吃那么久,从中午一直吃到下午。
      
       弟弟说得对,我们吃的是酒席,不是家里的菜,鱼和肉都给做出了花样儿。盘子端上来,一层压着一层。我只能记住一道菜,是整个猪肘。我们离开饭馆的时候,菜还大半剩在桌上。
      
       我看见母亲动作很小地从裤子侧面的口袋里往外拿钱,是一叠钱。在客人们喝得说话声越来越大的时候,她算了账。那一叠钱让217我吃了一惊。
      
       后来,我才知道,和我们一起吃酒席的,有我插队那个公社主管知青的干事,大队民兵营长,还有公社的其他几个干事。吃好了饭,人很快都散了。吉普继续向东,几分钟就出了县城。跟我们走的,还是那个张叔叔。他喝多了,话有些颠倒。我要去插队的生产队离县城还有五十多里路。这一段路上,我父母都不大讲话,只听那张叔叔一个人说。他说的大意是,人不能太死性了,不能像我父母这样,清高的人要吃亏,不遇到事儿还行,真遇到了,就要「浑和」点儿。
      
       现在还能记住的下一个场面,我站在一个很高的土墙豁口上,父母弟妹都不看我,一起朝着吉普走,我的心里乱七八糟的,眼睛里都是眼泪。后来,我自己走进集体户,男生女生全不认识,全都冷眼看我,我坐在炕沿上,一直坐到天黑都不敢动。
      
       九十年代,我问起母亲那天请客的细节,问她花了多少钱,她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吃酒席的任何细节,她都忘记了。反而她记忆最深的是,那天,她看见我站在土墙那儿可怜巴巴的。她小声对我父亲说:快走,别回头。

       四 一九七四年秋天,在敬老院
      
       在我插队的庆阳生产队向南走两里多地,穿过杨树的林带,有一座巨大馒头似的丘陵。丘陵上面有座孤零零的院套,是公社敬老院。割完了庄稼的季节,大地有点凄凉。每到农闲,大队都会组织兴修水利大会战,那年把临时广播站设在敬老院。我被派去管理广播站的机器,播放大队通知和各生产队的挑战书决心书,在敬老院住了半个月。
      
       为了开广播,我必须在天亮之前到敬老院。队里的社员都提醒我,敬老院的狗凶,常年和老人生活在一起,它们能分辨人的高低贵贱和身份年龄,从来不咬老年人、有残疾的、要饭的。穿花衣裳的姑娘经过敬老院门口,就要加倍小心。
      
       起早做豆腐的老人帮我赶走了狂咬不止的狗。我在豆腐房里,喝了一瓢滚热的豆浆。老人还到土墙缝里拿了纸包,给我揑了一点糖精。豆腐房里有一个热气腾腾的大黑铁锅。他话不多,他说,人活到老了,就该「撅巴撅巴」扔了。
      
       广播站设在唯一一个女服务员的小屋里,一铺小火炕。每天三顿,服务员喊我去吃饭。站在大院子里,看见敬老院的三栋瓦房,不断有老人缓慢地挪出来,有人半蹲在门口,有人佝偻着,咳嗽气喘,往鞋底上擦着鼻濞。
      
       在敬老院吃的第一餐饭是玉米渣粥。天还不太冷,锅就架在院子当心。食堂是一间大房子,几排木桌木凳。女服务员个高个子,二十几岁,浑身上下黑衣黑裤,围了一条大黑围裙,拿加长把儿的铁勺子,手脚麻利,往每个老人递过来的碗里添粥。我被安排在办公室里吃饭,同样的粥。他们只有咸菜,给我多加了两块豆腐。
      
       那些老人们吃饭的速度异常地快,绝没有人讲话,每个人都紧看着手里的碗。一锅粥没一会儿就见底了。老人们推开碗,脸上才出现了松弛,一个一个挪回到屋子里,只剩个别几个老头蹲在太阳底下。
      
       服务员洗刷完了,回到她的小火炕上,给老人做最后几件棉衣。敬老院有一个厨师,她的主要工作是拆洗被褥和棉衣。她是一个很勤快的人。我拿那种半透明的塑料唱片放歌的时候,经常看见她戴了一个很大的口罩,在院子里拿根木棍敲打老人用过的旧棉絮。她好像遇到了甚么情感挫折,才住到敬老院来。敬老院里的人都叫她大姑娘。
      
       「大姑娘」对我说,一个人总待在这种地方,脾气就古怪。她说她父母家所在的生产队里也有集体户,那些学生多好,有时候唱歌能唱半宿。当时,我是第一次听见还有人羡慕我们的生活。
      
       老人们在吃过饭以后,甚么也不做。一间大屋子,住二十几个人。我去过几次,每次都一样,整个屋子里一个说话的也没有。只219有发呆的,睡觉的,坐炕上抽菸的。所有的脸上,长时间维持同一种表情。
      
       敬老院的房子不分男寝室和女寝室,人和人之间只挡一块胶合板。哪个挡板儿之间距离宽,放着两个人的行李卷儿,说明住的是一对夫妻。
      
       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两个老太太,一个在炕上坐着,手上抖开一个装豆荚的小布口袋,一颗颗从干豆荚儿里剥出豆粒儿,我停下来看她,她马上用一只干老的手,挡住口袋不让我看。听女服务员说,有的老人能外出活动,在收割后,去大地里捡粮食,粮食积攒多了,去换豆腐,一个人躲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吃。还有一个老太太,坐在砖地上,用甚么硬器砸高粱壳里的米粒儿,砸了一些,用手捧起来,对着空中吹高粱壳儿。
      
       除了做豆腐的老人,没有第二个老人问我:你是谁,你到这儿来干甚么。他们好像跟这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事儿都无关。有一个晚上,一个老头因为别人的毛巾搭过了界吵起来。他直挺挺站在院子里,气得大喘气。
      
       老人们比种地的农民们更清楚哪一天是星期天,因为星期天改善伙食,也许吃猪肉炖粉条,也许有炒菜。炒菜的时候使用一种大铁铲,像工兵挖地雷用的那种工具。豆腐,在老人们看来是一种好东西,用卤水点的,满院子飘着香味。我看见过一个老人站在墙角,用钩子似的手捧着一块豆腐,直接吸进了嘴里。
      
       星期天的时候,敬老院的领导,站在食堂门口大声吆喝着:慢点吃,别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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