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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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所有这些权利斗争都是一时的。若不能解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根源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在权力斗争中的得势只是过眼烟云。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要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新阶级的来源是甚么，要解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基本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无论谁上台，仍然不可能避免新阶级的产生，阶级斗争仍然继续进行，永远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
　　　　　　
　　　　　　　我当时最主要读的是《资本论》。我把《资本论》当成像数学和物理学那样在学习。即我学习的是《资本论》的分析方法。目的是要应用从《资本论》中学到的工具去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问题，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在和将来，去解决要解决的问题。我当时信仰共产主义，因此认为这些问题是全人类面对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我所探索的问题是马克思列宁未能见到的问题；是毛泽东见到但未能解决的问题。
　　　　　　
　　　　　　　文革之前是批修反修，文化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防修。当时我思考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修正主义的制度是甚么？为甚么在社会主179义制度下会产生修正主义制度？苏联、中国产生新阶级的修正主义制度根源是甚么？如果我们连为甚么会产生修正主义都不懂，我们又怎么能去反修？我们怎么能去防修？那时毛泽东在讨论有关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读了马克思的着作以后，我认为这里面有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修正主义是一种制度，制度是不可能通过培养接班人的办法来解决的。修正主义制度是变异了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的问题是，是甚么因素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会变异？会退化变质成修正主义？只有认识了它，才有可能去防止修正主义的产生。
　　　　　　
　　　　　　　当时我写了好多东西，跟很多同学讲，自己觉得很兴奋，认为自己的思路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一个重要的探索的起点。所以我就把相关的认识和在绥滨农场第十五生产队的一些谈得来的知青讨论。当时来往比较多的同学有王贞平、章士伟、常慧如、张莹，在张邦宁、刘先立这些高中同学没有离开十五队之前，我也经常试图同他们探讨。当时即使高中同学也都只是十几岁的孩子，在那个年代，基本上所有学生都没有受过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教育。所以包括当时清华附中的同学在内，很少有人明白我说的写的是甚么。所有这些都让我当时感到精神上很孤独。但远为更严重的是，在那个无知及极端的个人迷信盛行的年代，一些知青把我的见解当成异端邪说。把我的一些言论逐渐传开演变成别的一些内容了。有人以为我有甚么政治野心。当时，在十五队的知青中有人对我表示了异议。一些知青，对我持很尖锐的批判意见。他们认为我违背了林副主席（林彪）的指示。他们引用林彪的说法来批判我。说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离开毛主席着作去读马列着作意味着我有政治问题等等。我当时对林彪的这些说法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反林副主席就成为我后来的主要罪名之一。
　　　　　　
　　　　　　　在同这些知青辩论的过程当中，我为自己的探讨辩护，提出了一些说法。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说过，由于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为了要登到这个顶峰，为了理解毛泽东思想，我们就需要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甚么，否则你就没办法知道为甚么毛泽东思想是顶峰。而且马克思已经说过的话，毛主席就不一定再重复了，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发展的。但是，由于毛主席没有说过，我们并不懂，所以还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更要害的是我对「毛泽东思想是顶峰」的置疑，我谈到毛泽东思想自身也还是要发展的，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需要大家的努力，包括我们的努力等等。其实我要表达的见解无非就是有许多问题毛自己也没有解决，所以我们要一起努力学习来解决一些问题。这些言论逐渐在知青之间传开了，有些人认为我非常反动。政治思想迫害的引信已经点燃，我却根本没有觉察，我沉醉在发现问题的兴奋里，以为讨论本身就是找到答案的途径。
　　　　　　
　　　　　　　在一九六八年底冬天的时候，我又回了一趟北京，同当时在北京还没有下乡的同学进行了一些交流，当时毛发表了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我的同学们在准备下乡，大家也就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农村。我和去山西太谷的同学一起到了太谷县，访问了太谷不同的村子和他们在不同的村子里一起生活了一段。其中印象特别深的是，去过一个山村，已记不得村名了。当时在这个村子里我们的同学有车洪生和郑光昭（后来笔名为郑义）。那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山村，和我们黑龙江国营农场是完全不同的耕作方式，那里就太贫穷落后了，大部分是手工耕作，由于是很陡峭的山坡地，连用牲口作动力的都比较少。在回北京的路上我访问了当时驻扎保定的在三十八军当兵的清华附中同学王湘林。这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走访真正的兵营。在兵营里，我们讨论的仍然是文化革命和对文革的探讨。
　　　　　　
　　　　　　　一九六九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和苏联在黑龙江边界上发生了珍宝岛战争。我们绥滨农场就在松花江和黑龙江之间的那个岔里边（从地图上看「叉」很形象，我们农场的北部是黑龙江，南部是松花江），所以在中苏边界开始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农场情势很紧张。在这期间，黑龙江农垦总局的国营农场改编成为军管，称为建设兵团。整编为建设兵团以后有大批知青进入，我所在绥滨农场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第九团」，我们原第十五生产队整编成第二十四连。通讯地址则变成：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设字（兵团共分六个师，分别以「建设钢铁长城」这六个字命名，二师为设字）九团二十四连。中苏边界珍宝岛军事冲突，甚至更严重的战争都在酝酿中。
　　　　　　
　　　　　　　边界冲突之前，前线调动部队大多是从黑龙江江面上走的。战争爆发以后，江面基本被苏联所控制，边防军的供给都要靠陆地运输，可是整个黑龙江沿江内地多是沼泽地，运输落后极其困难。因此把黑龙江兵团的相当一部分力量调去修战备公路。我当时就被调去修战备公路。修战备公路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也是一个很长见识的机会。为了最短的时间内在沼泽地上修起一条战备公路，以便军队的炮车、坦克、给养能从这条路上过去，采用了很极端的做法，就是大量的伐木，把那些木材直接往沼泽地里铺，然后再在铺倒的木材上堆积大量的石块，就这样硬是用人工的办法在沼泽地里堆出一条路来。石块都是从沿线山上采来的。在山上用炸药打眼放炮。在修这条公路时，除了卡车没有任何的机械，一切都是用人工的，用人工打眼放炮，用人工大锤子把石块打碎，然后再用铁锹把石块装上卡车，由卡车拉到路上去，再由人工用铁锹卸车，人工取土，再由卡车把土运到公路上，非常非常的艰苦。当时修公路的主体都是知青，十几岁二十刚出头的青年，男孩子女孩子都有，没有固定的房子，都是搭的临时帐篷。因为那个地方极其荒凉，有时会有狗熊出没，当地人叫熊瞎子，在我们住的帐篷周围有一段时间经常有熊瞎子光顾。它们经常是晚上跑到食堂来吃东西，白天就走了。记得有一天早上开工时，一只母熊带着两个小熊一家三口跑到我们食堂里坐在那里不走了，吓得大家都不敢出来。最后，有人打了电话叫来武装连民兵带着冲锋枪把它们打死了，这就是当时的情景。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学习毛主席着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拼了命地修战备公路。从刚刚修好的公路上，会看到有从前线带下来的苏联俘虏，也有从后方去前线的炮车、战车、弹药和粮食。看得出来当时的情况非常紧张，上来的车和下来的车给大家很大的刺激，也时不时地会有军官来做鼓动，来报告前线的战事等等。大家都以为自己是在为反修防修保卫祖国做贡献，觉得很光荣，周围充斥着很强的理想主义情怀。为了赶战备任务，每天工作十八小时以上。有相当比例的知青累病了，但情绪极其高昂。我当时在爱国主义方面思想简单得和任何一个知青一样，甚至有过之。我在工作之余作诗作曲歌唱我们「兵团战士」的「革命」豪情。
　　　　　　
　　　　　　　其实在去修战备公路之前，批评我的「反革命思潮」、「反毛泽东思想」、组织「黑格尔小组」等等的流言蜚语都已经开始了。那时的批判都不是来自官方的，而是来自知青。实际上，文革中我所遭到的整肃的起源，就是知青发起的攻击和中伤。尽管来自知青的攻击不会导致我正式成为反革命和正式的被打击对象，但是精神上，我已经开始感觉到很大的压力。我知道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始整肃我，但是当时的上级已经很关注我潜在的「政治问题」。所以当我到达修战备公路的驻地时，我感觉到九团似乎已经负责向修战备公路的领导有交代。在修战备公路期间，对我的行动已经开始有所监督。


　　　　　　　从一九六七年底到农村直至六九这两整年时间里，除了必须的体力劳动以外，我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研读《资本论》上。有趣的是，当初下乡的初衷是了解农村的社会。而事实上，到了乡下后，我远离了政治运动的旋涡，既远离了北京的文革，也没有加入到当地的政治斗争。我把农村当成我的书房，安安静静地认认真真地去思考。阅读《资本论》的过程中，我一直在不断地做笔记。一九六八至六九年期间，我写了多篇论文，与此同时就产生了一个写书的计划。当时想写一本相当庞大的书，囊括所有我探索的主要问题，分析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革命。当时深受马克思着作的影响，不仅探索的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连写作计划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马克思的。
　　　　　　
　　　　　　　我当时感到自己面对的理论问题之庞大不是一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所能解决的，所以非常迫切地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因此我除了在本村找一些同来的知青外，还大量的通过书信和清华附中原来的同学探讨。那时我每天都在写信、记笔记，总是在读、在写。后来被打成反革命以后，几乎我所有在农村写的东西都被没收了，也就遗失了。眼下留下的，就只有这篇文字最初提到的那一小部分文稿和书信。前面提到过，结束这部分书稿的时间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那一天是我十九岁的生日，也是我到达黑龙江刚过两年多一点。我已经不记得是有意还是巧合，我在那个七十年代新年到来的前夕完成了那本书的前四章。那时的轻狂少年不知道，一场劫难已经不期而至。
　　　　　　
　　　　　　　一九七○年，成为我生命里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虽然，我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成长和转折都并不始于这一年，而是更早。自从父亲在我六岁的时候被打成右派，离开北京，我从此成为出身有问题的孩子。从此我因为出身而遭遇政治歧视。但是，从一九七○年起，我第一次完全独立地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在全国的文革进入「一打三反运动」（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及清洗「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大背景下，一九七○年年初，整党整团的工作组进入二十四连。他们的目标锁定在所谓的我组织的「反革命集团」问题上。实际上，无论是我个人还是和我来往的知青，没有一个人是党员。但是早在一年前已经有大量流言蜚语认为我反毛泽东思想，极端反动等等。这些置人于死地的流言蜚语及报告送到上级，所以工作组下来时，我的问题就已经列为重点了。在整团的时候，和我来往较多的知青共青团员张莹和常慧如都碰到了严重的问题。工作组试图从她们那里找到「突破口」，证明我的反革命活动及反革命言行。紧随整党整团之后，所谓「一打三反」运动正式开始。我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成为重要打击对象。
　　　　　　
　　　　　　　一九七○年夏天，在团党委派来的工作组领导下，全连对我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和斗争，从连部到宿舍，从修理厂到场院，从食堂到学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漫画和极尽侮辱之词的人身攻击等等，批判我的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言行和其他所谓反革命行为。对我的大批判还总是要把我的大右派父亲连在一起，以编造的罪名咒骂我父亲，用以说明我的反动思想始于反动家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