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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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年那种「独立思考」的局限性由此也可见一斑。我们确实拒斥了当时官方对现实生活做出的一切理论解释，然而从思想方法上说，其实还是逃离不了官方理论之窠臼。长期吃精心配给的「偏食」，似乎能养成一种单一排他的口味。比如说，我总是容易倾心于「德国式」的玄奥，而不太能接受「英国式」的浅白。这种倾向曾严重妨碍了我的阅读。我记得，我曾接触过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庞巴维克（EugenBohm…Bawerk）的作品——《资本实证论》，结果却因嫌其「浅白」而没有读下去。尽管庞巴维克是奥地利人，我还是读出他缺少德国味。呵呵！考虑到这些年我读哈耶克所感觉到的兴奋，当年我之错过庞巴维克，还真当引为憾事。
我当初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困境。在入狱前的那一两年，我就开始有意识地胡乱读书，意思是打破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为中心线索的所谓系统阅读。并且还常常彻夜不眠地用笔清理自己已然乱成一团的思想，企图做理论突围。那时候，为了安全起见，笔写的东西往往被付之一炬。纸片灰飞湮灭，头脑里也难留下痕迹。对斯宾格勒一见锺情其实就很能说明问题。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的头脑彷彿已被看不见的遥控器锁定了接收频道，有些信息就硬是进不去了。思想的牢笼是所谓「灵魂工程」之杰作，囚禁人的，哪里会只是某种理论？
后来我还了解到，我们那位「总头目」确实读过不少书，且多才多艺。据说他曾上过几年大学，后却因学业之外的原因（我猜想多半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被迫退了学，在一家工厂做了工人。文革初期他在街头贴过两张大字报，文采出众，见解不凡，一时颇有影响。此外，还听说他精通美工，拿着他自己伪造的火车票在全国旅行，列车乘务员从未辨出其真假。这一点我在监狱医院住院时得到过间接的证实。他当时也生病，比我先住进了那家医院。据医护人员告诉我，他用透视胶片作材料为医护人员手工绘制那年头买不着的扑克牌，其精美程度绝对超过厂家印制的。他的此类传奇故事，让我想起的当然不是马克思，而是梁山好汉圣手书生萧让和玉臂匠金大坚。本是一介书生，却已沦落江湖，又竟然满脑子想着「中国向何处去」。多么奇特的人格，多么奇特的年代啊！他的案情很重，病情也很重，肺结核大咯血，但却显然还是赢得了医护人员的尊敬，不能不说他确有过人之处。只可惜他终于病死在那家医院里，没能等到一九七五年结案。据我所知，这一案被关押的人员在结案时全部获释——有人代劳把那个「集团」解散了！
反题：生活不在别处
三 犯人格
铁窗，在我的少年时代一直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字眼。所谓「诗意」，大体上可以借用电影上常见的那种英雄形象来表达——双手抓着铁栅栏，面带着坚毅从容的微笑，他正在思念高墙外的亲友和同志云云。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当代英雄」，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当然不会是比尔。盖茨或约翰。连侬。当年我们心目中的偶像都是革命者，而革命者又总是和铁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烈火中永生》《红岩》和《革命烈士诗抄》等书中的故事就不用多说了，俄罗斯从十二月党人到老布尔什维克几代革命者的囚徒生涯曾给我们带来多少审美满足？因此，我甚至曾经产生过某种大不敬的想法，觉得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没坐过牢，乃是他们革命生涯的某种缺憾。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二日，天气晴好。在公安局接受昼夜兼程的三天审讯之后，我被押送至看守所。至少是可以暂时摆脱无休止的审问了，我当时的心情完全可以用放松二字来形容。说我坐牢是梦想成真恐有嫌夸张，但当我走进那道高墙时，却确实是隐隐感觉到一种「今日到此一游」的兴奋。穿过一个宽敞的水泥地院子，来到狱警的值班室。我正有如一个旅游者一般好奇地东张西望时，却猛然听得一声断喝：「跪下！」声音是从值班狱警的牙齿缝里迸出来的。他说的是粤语腔的普通话，我没听明白，而且我万万没想到他说的是「跪下」这两个字，所以一时没做反应。那位狱警怒了，又大吼一声：「跪下！」我有些慌张，却还是没听明白，这时候从大门口把我押解进来的那位狱警在我耳边轻声说了一句：「叫你跪下。」他说的是本地话，我听上去却简直就像是吴侬软语。我于是扑通一声跪下了。那位值班狱警好似余怒未消，瞪着眼睛补了一句：「你不老实我铐死你！」说着手往墙上一指。我看见了，墙上挂着一串乌黑锃亮的手铐，从上往下地一副套着一副。不知道为甚么，我当时竟然想起了「猴子捞月亮」。其实我已惊慌得不成样子了，狱警把我带向囚室时，我随身携带的行李散落得一地都是。进了号子，我就像一个散了光的手电筒，好半天注意力没法聚焦。待到稍稍缓过气来以后，我才开始想：我究竟怕的是甚么？这是我铁窗生涯的第一天，狱警们给我上了第一课。
第二课是同号子的犯人们给我上的。多少有些出乎我意料的是，入狱之初，我成天都在担心违反监规后被罚——差不多成了一种焦虑！罚其实一般也并不可怕，就是给你戴上手铐。戴上手铐的确有诸多不便，吃饭睡觉且不说，单是解大便擦屁股一事就够烦人的。但这些都有办法解决，而且事出无奈也就不那么难以忍受。问题在于，据说你要是不向狱警认错求饶，那铐子就不会从你手上拿下来。我见过那种认错求饶，那可不是一般的求，而是要撒娇耍赖地求。借用现在的说法，那是一场「秀」。犯人不仅要装得很诚恳，更重要的是要装得很可怜。说话要带着哭腔，尾音要拖长，能挤出两滴眼泪来则效果更好。话其实就是那么几句，差不多是公式化的：「干部，我错了，以后再不敢了，你饶了我吧，给我开了吧，我受不了啦！哎哟！好疼啊。。。。。。」关键在于态度。要让对方感觉到你是个弱者，是个早就服软认输的弱者。有老犯总结说，这就叫作「见佛要拜，见官要赖」——八个字许是传之久远的一种百姓生活准则。更进一步的总结则是「人有人格，犯人有犯人格」——这话当然已属牢里自创的格言了。
我的焦虑很快就解决了，因为不到半个月，铐子已经上了我身。理由是随便找的，我自己都不知道犯了哪一条。老犯们的说法是，这是惯例，要给新犯一个下马威。已然铐上了，我的心反而就放下了。戴铐子的痛苦我还能忍受，在公安局受审时我已曾领教过比这厉害得多的反手紧铐。一时间我倒轻松起来，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时候那班老犯们却着急了，可着劲儿地敦促我去向狱警求饶——「你不求，莫不成要干部（犯人对狱警的称呼）来求你？」他们七嘴八舌，是真急，急得也像是一种焦虑。听上去他们是在关心我，但那种焦急却让我觉得他们好像也是在替「干部」担心，担心「干部」怎样才下得了台。或者说，那种僵局让他们感到莫名的紧张。
我终于屈服于他们半哄半吓的压力，开始向「干部」求饶。像一个不会演戏的新手，那么简单的台词我都背不下来。老犯们就着急地在我身后提词：「你说我错了。。。。。。你说我再不敢了。。。。。。」。结果是他们小声说一句，我就照着大声说一句，结结巴巴，语无伦次。这样的表演当然不合格，但我居然还再接再厉地表演了十来回，不用说是在老犯们的鼓励下。十来回也没甚么进步，所以狱警每次总是没听我说完便扭头走了。按老犯们的看法本来最多只戴三四天的铐子，我那一次却戴了十六天。有意思的是，在第十六天头上我还没来得及求呢，给我戴铐的那个狱警那天当班，一大早就径自地走来给我开了，而且甚么话也没说。我想他是厌倦和我这样缺乏训练的新手做游戏了。但不管怎么说，老犯们认为不求不开的铁律这一回也被打破了。
我一直不太理解的是，这样一种求饶秀为甚么能那么煞有介事地进行？为甚么就没有人觉得好笑，像电影花絮里出现的那样，演着演着就噗哧一下笑出声来呢？自己表演时知道，犯人们是不敢笑，可狱警们呢？噢，他们不能笑。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一种「习俗」，一种双方都必须维护的「仪式」了。多年以后我才琢磨出这种仪式的文化含义，它体现的是在灵长类动物中通行的示弱原则——等级低的必须经常用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姿态向等级高的示弱。
四 等
看守所里的日子一天酷似一天，除了例行公事一般的吃喝拉撒睡以外，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等——等着有一天铁锁响牢门开，狱警站在门口喊：「某某，抱上你的铺盖卷，出来！」即使等来的不是自由，至少也是案子有了一个了结。看守所本来只是一个中转站，按说不是久留之地，「嫌疑人」在此被拘押理当有一个法定的且为时不长的期限。但我们那个年代不兴这一套，一旦进得那道门，「等」就很自然地成了无限期的。而且时间一般会偏长，长得严重超过囚犯们的预期。
打个比方说，你彷彿被困在了一辆因「临时停车」而无限期晚点的火车上。你已经横下心来准备等它几十个小时，结果竟然等了一个月甚或是一年的时间也还是不见动静！不过在你看来，这种一动不动的状况依然是「临时」的，你不太可能会有「长期打算」。你也许会想方设法转移注意力以打发时光，但你的心思其实一刻也没离开「车到底甚么时候才能开？」这一个问题。再补充两点，这个比方就会更贴切一些。第一，你呆在这车上是强制性的，没有可能下车去另作选择；第二，在这种无限期的等待过程中，基本无任何信息。？没有人给你解释车为甚么停下了，也没有人会告诉你「快了快了」。因此，「无限期」在你的感觉中差不多就成了「无尽头」。这样一种感觉，在那班屁股都彷彿坐生了根的老犯口中变成了一声长叹：坐牢坐牢，越坐越牢！
我刚进去的时候，同号子里的人报出来的「牢龄」就让我心惊：十三个人中，五年以上的就有俩人，一年以下的只有一人。还听说了更惊人的例子：看守所里有一个「杀人嫌疑犯」，当时已经被关了整整十年！后来这位「杀人嫌疑犯」终于获「无罪释放」，所长以此为例来教育我们说：「我们党从来就是实事求是的嘛，某 147某被我们关了十年，问题查清楚后我们还不是把他放了？」再后来我从那个郊区看守所转监到了市看守所，才知道甚么叫「小巫见大巫」。有一位老革命在那里已呆了足足十五年个年头！据说他在解放前夕率领一个地下党小组潜入台湾，回来时却只剩下他一个人。这件事他没法说清楚，所以有狱警打趣他说：「你的问题，等台湾解放了再说吧！」
有限期的等，你可以数着未来的日子等，等一天就少了一天。无限期的等，你就只能数已经等过了的日子，等一天就多了一天。这样一种等的焦灼感是不难想像的。入狱后有好长一段时日，我只要一听到大墙外有汽车声就激动不安，想像着是不是我的预审员来了——那光景，就好比盼情人！哪怕只是来提案呢，至少也说明「案子在动了」！那些老犯看上去好像是比我要淡定得多。但我后来发现，他们也只不过是比我更有判断力而已。其实他们机警得像狗一样，睡觉时都竪着耳朵。他们的耳朵能听清楚墙外的车是否在看守所的大门口停了下来。如果是，他们才开始集中注意力做进一步的「监听」，并且总是能准确地判断，是来提案了还是来放人了，抑或只是来了个新犯。至于说是哪个号子发生的动静，当然就更不在话下。渐渐地我自己也成了老犯。我于是明白，那种等的焦灼感，像是时间疗不了的伤，不可能因时间长了就结疤或变得麻木起来。它总是那么尖锐。而且，那种近乎信息真空的状态似乎还有一种放大效应。
我刚入狱的那两个月，按规定号子里须搞所谓政治学习。每天让读读报，至少还能从字里行间获取一丁点关于时局形势的信息。从那种大形势来分析案情动向，虽然有点用大炮打蚊子的感觉，但至少还是能捕风捉影地引出一些话题。后来大概是出了个九一三林彪事件的缘故吧，忽然间就完全松弛下来，政治学习的要求不再被提起。而且，为了封锁林彪事件的消息，有一年多没让我们看报纸，也没让九一三之后被抓的新犯关进我们这些老犯的号子。「里面」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