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对昨天有完全不一样的认识。
开始编辑此书的时候，我们曾经设想过扩大作者的范围，也做过一些努力，但是很快发现能力有限。不过，我们仍然没有死心，就在此书出版之际，我们还有一种期望，假如能获得一种支持，让我们有能力放大这书的规模，编成多卷本，比如八卷本或是十卷本，那就有可能梦想成真。
还应该说一下，本书的文章分别在《今天》二○○八年秋季号和冬季号上作为「七十年代专刊」发表，并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完整的繁体字版、明年将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版，以尽可能让更多的读者见到此书。至于我们编辑这本书的种种想法是否能够得到清晰的表达，那只能全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二○○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野草！野草！
发布： 2009…5…22 07：58 ｜ 作者： 张奇开
1979年深秋，一位朋友凑在我耳边悄声说：“照原订时间地点碰头，准时到。”
我先与张仁见面，他是“野草”画展的倡议者。仁是我少年时代一起学画的朋友，其父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曾在国民党军队担任文官，按当时的标准，本不属于新中国清洗的对象，但在镇反运动中却成了枪下冤魂。仁讷于言敏于行，其坚毅的性格和自由不羁的思想使他在同代人中脱颖而出，成了重庆艺术圈的重量级人物。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处在一个物质极度窘困、精神极度膨胀的紧张状态，政治充斥所有的生存空间。在大的压力下，我们仍然形成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四德村沙龙”，还有以我为核心的“枣子岚垭画室”的艺术团伙，分别以我们各自的居住地得名。仁长我一岁。我们常聚在一起画画，读法国小说，朗诵俄罗斯诗歌，讨论政治。我们对现状极其愤懑，预感它不会永远如此。
任何专制时代都是企图用文化流水线把人造成同样的精神型号。然而无论多么完美的生产机制，总难免有废品。我们这群人就是时代的废品，构成“野草”的基础。
见过张仁，几位主要组织者按约定时间开了碰头会，作了初步分工。张仁负责统筹，邓庭良负责组织，李德虹负责展览场地，我负责作品。有人提出是否要让薛明德参展，意见不统一。邓庭良坚持要薛明德参加，他的理由是“野草”是一个开放性展览，任何人都有参展权。一点不错，“野草”的主要原则之一就是要彻底铲除艺术审查制度。邓庭良身体硕大，性格外向，说话慷慨激昂，甚至咄咄逼人，满口脏字。那是他文革中参加造反派养成的，很少人敢反对他。而张仁内向，在沉默中判断是非利弊。其余几位则态度暧昧。
我提出反对意见：作为同仁画展，“野草”既该调“野”，也应重视“同”，薛明德有过人之“野”，但与我辈之大不“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天生反叛者，无视制度、习惯、约定及日常生活中的所有规则，在任何意义上，他都是个十足的疯子。他彷彿是颗杀伤力极、没有保险机制又无法定时的炸弹，不分亲疏敌我，随时可能爆炸。
大家早就吃尽他的苦头，我的意见立即得到认同。邓庭良也有所收敛，默默不语，变得格外理智，大概明白他那激情的疯根本敌不过无赖的疯。
“野草”画展在紧锣密鼓中开始筹备。按首次筹备会的分工，我前往四川美院。
四川美院位于重庆九龙坡地区纵深处，由一条坎坷蜿蜒的公路带入。这条路长年累月裸露，没有沥青，作为一个兵工厂坦克的试车道，早已遍体鳞伤。更可怕的是与四川美院毗邻的那座火力发电厂。早在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年代，浓滚滚的囱是画家们描绘的景观。到了七十年代，人们方才醒悟那囱原来是环境污染的罪恶之源，甚至是致癌诱因。师生们曾以温和而浪漫形式抗议过，但无人理会。
在朋友引导下，我首先敲开罗中立的画室，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画室，只不过学生宿舍而己。那时罗中立还是四川美院油画专业二年级学生，油画《父亲》的构思还远不在他的创作构思中。
他审慎地打开门，成熟的面孔和体魄让人印象深刻。我跟他泛泛之交。他内敛而平实，讷于言敏于行，与人保持恰当的距离，他大概属于那种天生反形而上的行动主义者，单纯向上，讨厌无病呻吟和夸夸其谈。他衣随便，戴显然自己修理过的老式眼镜。
室内零乱，弥漫刺鼻的亚麻油和松节油气味。或许为了适应狭窄的空间，他的调色板很小，颜料按冷暖关系从中间向两边排列，白色堆积在右侧，紧靠油壶。油壶与调色板粘在一起。调色板以暖色为主——偏紫。墙上满是纸面油画和素描草图。他准备参展的是一组画，主题是对文革时期权力秩序的反抗。引人注目的是，有一张与偏紫的调色板调子一致的作品：一位艺术青年在密室中画女人体。另一幅是救护车撞到一位男青年，满地是血。它们具有明确的批评指向与情节性，是苏俄述方式与中国特定的历史伤痕的结合。画得很不错，造型准确，概括而流畅，虽说与后来的写实风格有很大区别，但基础却是统一的。我用同行之间通常的世故，不动声色，微微表示赞许。罗中立内向而自信，对他人评价不怎么放在心上。我看完画便匆匆告辞。
午休时间，我的一位早年的学生引我去见何多苓。这是我头一次见到他。虽说那时还没画出任何重要的作品，但在四川名气已经大了。他是成都人，气质与重庆人迥然不同：封闭、孤寂、自恋，不掩饰怕被伤害的敏感。无论熟悉或陌生，对话或沉默，其目光都避开他人。复杂的精神类型是晚熟的，却来势迅猛。他那飘浮的野心难以揣度，起伏很大，时而平缓时而激烈，缺少折衷与平衡。他是情绪化困扰的受害者，多疑的理想主义的投入者，绝望的无神论者，推崇与否定型的思想者。
何多苓坐在学生宿舍的床前，弓背曲腰，把画板斜放在被头上。画板上铺设宏大的创作意图，与暴力、弹压、种族、正义、青藏高原有关。一部分被橡皮擦掉，一部分又用铅笔补上，还剩下某些力所不及的角落。黑白灰的分布是从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巡回画派那儿挪用过来的。与他两三年后产生巨大影响的《春风已经苏醒》保持相当的距离——无论是技巧或综合气质。他的才气有如打不开的阀门，当能量聚增而找不到出路时，结果是爆炸性的，让四周震惊。
何多苓身宽大的深蓝色棉衫，袖口领口都磨旧了。他保持有节制的微笑，黑发鬈曲，眼睛深陷，鼻梁笔直，鼻翼缓缓飞腾，偏小的嘴挑起倾斜的条，脸部造型是准贵族化的。
经中间者介绍，何多苓几乎未做出任何反应。他打算参展的作品属神秘题材，充满了优雅的沉思，溢美的光浪与色块加的流畅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对优雅的迷恋从一开始就折磨他。直到“野草”三年后，他才得以从这种矫柔的风格中蜕化出来。整个看画过程有点难堪，各自保持陌生的距离，这距离不是用客套，而是用最低限度的反应刻意营造的。
接下来的是程丛林。仅在两个月前，这位26岁的四川美院学生已成为中国美术界的名人。他在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获二等奖的《一九六八年X月X日雪》，引起空前的反响。《雪》借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文革初始，两派青年在一场武斗结束后，一派成了“胜利者”，另一派成了“失败者”的幼稚而复杂的关系。在作品中出现了三重自我：童年的目睹者，作品的作者，作品中事件的评判者，为这幅铅灰色调的油画增加了不可低估的深度。显然，画面右边藏在人群中童年时期的画家对历史事件的态度是暧昧的，他置身在极具冲突性的场面却毫不惧怕。毋庸置疑，《雪》无论在构图、色调、气氛及多方面的技法都深受俄国画家苏里科夫的影响。《雪》获奖并非证明文艺政策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是为了要全盘否定文革埋下政治伏笔。
正当《雪》及一大批质疑文革的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并获奖的同时，真正的反叛艺术家们把作品悬挂在美术馆外的栅栏上，由此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从而引发1949年以来第一次与党的意志相违背的示威游行。其实很难把美术馆内外两个展览完全分开，而意识形态的一元化正在瓦解。最后，这批“星星”艺术家堂而皇之地走进中国美术馆，成了历史的创造者。
程丛林并不满足全国美展评委们拱手相送的荣誉，而是尽力偏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康庄大道。作为最踊跃的参加者，他为“野草”画展准备了很有创意的组画，并配上诗句。
我在四川美院逗留了两天，观摩了众多作品。师生们都为“野草”的诞生跃跃欲试。流落在社会上的艺术群落，早就渴望借助反叛的火焰烧毁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些鱼目混杂的艺术狂徒们早就信仰沦丧，挑战任何规范。他们是体制天生的反叛者。
1979年12月20日，在重庆沙坪坝公园召开了第一次参展者会议。会前筹委会通知，每人自制一张广告，形式是自由的，内容标明《野草》同仁画展，定于元月十一日至二月底在沙坪坝公园展出。那年头中国人相约是很难准时的，尤其是重庆，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只有几条主要公路，散乱无序。可那天是例外，各路英雄几乎准时到达。邓庭良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井然有序，那些艺术狂徒们颇为收敛，洗耳恭听。
1980年1月11日，“野草”同仁画展在重庆沙坪坝公园开幕。
沙坪坝是重庆的文化区，众多大学的所在地。在革命年代，这里是国共两党公开或非公开斗争的是非之地。小说《红岩》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就是在这儿展开的，包括臭名昭着的白公馆、渣滓洞的“中美合作所”。五六十年代，每逢六一儿童节我们都来为烈士扫墓。抗战期间周恩来的办公地点，以及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时的下榻处都在沙坪坝，甚至连叛徒甫志高也在这里诞生。沙坪坝为“野草”的生长潜藏了足的历史动机。
“野草”画展没有开幕式。观众自由涌进沙坪坝公园，穿过一片空地，来到一片平房。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睁大的眼睛伴随急促的呼吸——惊惧与担忧纠葛并行，共同体验建国以来在这蛮荒之地从未发生过的精神事件。
展览布局非同寻常。为了有限的空间，也为了刻意营造混乱的氛围，作品挂得七上八下，参差不齐，密密匝匝，零乱不堪，且不按画种分类。
进入展厅先要穿过一个小过道，在过道两边，两幅女人体夺人耳目。左边是后来当选的“野草”画会会长冯星平的水粉画，右边是四川美院七七级学生罗群的油画。
冯星平是个传奇性人物，在六十年代四川美院院方眼中，他是个崇洋媚外、深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异己分子，自五十年代起就是重庆美术界的反面教材。他蓄络腮胡、喝咖啡、吃西餐、用刀叉、听留声机，不像四川人那样脏话连篇，而总是把柏兰和贝多芬挂在嘴边，无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分子。他的柏兰与贝多芬情结传染了两个重要人物，其一是薛明德，另一个就是他第二任夫人陈正洁。
陈正洁是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学生，师从冯星平。六十年代初，在忍饥挨饿的物质匮乏的年代，冯星平用纯精神的西方话语把自己和陈正洁从精神到肉体都催眠了，于是，他们有了婚外恋。为此，院方给他施加各种形而下的压力，他却以形而上的态度拒不悔改，与前妻离异后娶了陈正洁。陈正洁被四川美院开除了学籍，可她并非等闲之辈，好读书，善思辩，具有迷人的性格魅力。她疯狂抽，黄色尼古丁毒素成为前进的原动力。从柏兰出发，她经过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德谟克利特，抵达康德、谢林、黑格尔，甚至开始提及莱布尼茨和洛克。
她的书案前摆放一张冯星平的照片，下面用醮水笔写“整个说来你是一个十足的男子，再也找不到像你那样的人了！”这是燕妮对马克思的赞赏。说来也巧，冯先生真有点像马克思，起码是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