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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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区分局，然后打电话叫市局来提人。事后想起来觉着有几分好笑：我真有那么危险吗？还有，我至今没想通的是，为甚么市公安局就不直接来抓我？
我有幸成为我们四人当中的第三个被抓者，免除了能否痛下决心去「自首」的考验。出狱后我方得知，最后剩下的那位哥们还真是如约去自首了，倒让公安局的办案人员吃了一惊，立即对他进行搜身检查，随后就把他轰出了公安局。听办案人员的那口气，大约是抓与不抓的主动权在他们手上，哪里容得你自己来决定？果然，过了几个月才又趁其不备把他抓将进去。
此前的风闻立即得到了证实，我们的确是卷入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案，拘留证上写得明明白白。在公安局先呆了三天，接受昼夜兼程的突击审讯，之后才被送到看守所拘押。这三天审讯，翻来覆去就是一个意思，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我交代不出来，又不敢抗议，所以也只能翻来覆去地说「我没有罪」。没想到预审员一不耐烦竟问了我一句：「你说你没有罪？那为甚么大十字（市中心）那么多人我们都没抓，单单抓了你？」这一问可把我给咽住了，当时竟无言以对。让我郁闷许久的是：这话本来该我问他，怎么他却抢在前头问了我？多年以后，我在一本法律学教科书上接触到「无罪推定」的概念，这才明白我的郁闷也不无道理。那个概念有一条简明的定义是：被告人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无罪。也就是说，控方才有义务证明被告有罪，所以是该由我问他：「大十字那么多人你们都没抓，为甚么单单抓了我？」但这种「资产阶级」的理自然没法对当时的「公检法」说。当时实行「三堂会审」，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被并成一家联合办案，谁向谁证明去？在公安局里有一位年轻的预审员甚至对我说：「你知道我们这是甚么地方吗？我们这是专门给地狱发放通行证的地方！」我当然记得这是样板戏《红灯记》里日本军官鸠三的台词。但他说这话时一脸的严肃，且表情生动夸张，让我惊奇不已。更让我惊奇的是，我竟然没有笑。想来当时的我，只怕也是一脸的严肃！
二 案由
有一个梦在我出狱后一直在追逐着我，时至今日也仍反复出现——我老是梦见自己又被收监！说是案子还没有结，说是案子还需重审，说是案子又查出新问题了？8943。总而言之，我是又进去了。这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梦，在梦中我清楚地意识到事情就发生在我已出狱多年的当下此刻，我的有些反应因而会与时俱进，譬如这几年我在这样的梦中就会焦急地寻找手机。但有一种焦虑却是始终如一的，我总是立即苦苦思索：我们的案子到底是一个甚么样的案子？这事怎么就没有个完？
说实话，我对我们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一直都不甚了了。据说我们卷入的是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涉案人员有好几十人。但我只认识我这三个哥们。显然是有人代劳，把几十个人「组织」成了一个「集团」。逼供诱供透露出这个集团的形状是：有一个工人组，还有一个学生组，按理自然还应有一个总部。我们四个人大概就属学生组。后来了解到的背景情况大致是这样：根据当时的「中央精神」，出现了一种「阶级斗争新动向」，全国各地因此「破获」了不少「无组织、无纲领但实质上是」的「反革命集团」，有些地方这种集团被命名为「读书会」或「马列小组」。我们那个山城虽小，却也没人敢说「阶级斗争」在我们那里就没有出现「新动向」。至于我们几个人的「入选」，虽说纯粹是由于运气不好，让我们碰巧进入了办案人员目力所及而手又够得着的范围，但我们的「地下书库」却不容抵赖地成了天赐的「铁证」。替办案人员想，哪里还找得到比这更「符合中央精神」的事？
我们所偷的书，在当时当然全是禁书。不禁又何必去偷？况且，当时又有几本书没有被禁？这已然足以构成一条「罪行」，何况我们所偷的量还不小。据公安局收缴后的统计是三千余册，其中文学书籍不在少数，尤其是翻译文学。从今天的眼光看，我们几个毛桃小伙恐怕也就是几个「文学青年」而已。在一起吹牛，说得最多的就是普希金、屠格湼夫、托尔斯泰。。。。。。我们那一代人都偏爱的俄罗斯文学。其实这种偏爱本来也是在成长过程中被长期灌输的结果，但到了文革时期再坚持却就成了叛逆的姿态。当然，那年头你只要自己摆个pose，就都在叛逆之列。不过，叛逆在我们也确实是自觉的，从偷读禁书到「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偷禁书就是一种证明。一旦开了偷戒，自然就远远超出俄罗斯文学这种过去曾被允许阅读的范围，文革前被禁读的各种「内部读物」更是我们的首选。一个个充满油墨香味的书库，让我们对「书香」一词有了一种自定义的「质感」。那些已然粘结在书架上的「内部读物」种类之繁多，更是让我们眼花缭乱！于是有了「关门读禁书，其乐也融融」的一段时日。此外我们还偷听西方音乐，偷看西方绘画。。。。。。总之，被革了命的「文化」一时倒成了我们的最爱。只可惜好景不长。如今想起来，这种叛逆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饥荒反应。当几乎所有「食物」都被禁止食用时，你的服从与不服从，并不都是理性的选择，常常成了一种生理反映。
我们所偷的「内部读物」中有一些比文学书籍更为「敏感」的理论书籍。举例说，前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言论资料汇编、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着作、外国资产阶级谈中国近代史的论文集，以及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等等等。这可就够我们几个哥们喝一壶的了！直到一九七九年平反时，裁定书上 139还留着一条「思想反动」的「尾巴」，其根据就是那些书，因为我们四个人都没有其他文字落在办案人手里——文革开始后不久我们就已养成不写日记、不记笔记的「良好」习惯！有趣的是，举例用来论证我们「思想反动」的书倒不是「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理论书籍中的一种，而是一本写纳粹德国历史的内部读物 ——《第三帝国的兴亡》。我不知道办案人员选此书为例的理由是甚么，不过我倾向于认为他们是信手拣了一本。顺便说一句，到一九九○年代以后我才了解到，该书当年也是奉命翻译，主要译者多为正在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其中之一是我所敬重的李慎之先生。
偷理论书籍当然不是为了收藏，我们当时确实也有一种「理论兴趣」。那种「理论兴趣」的来源，除了年青人一般总是产生的尝试运用理性的冲动以外，还有一种那个时代特产的「政治关怀」。按当时的说法，我们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我们都相信当时盛行的一种看法，认为只有首先「从理论上」认清历史的总体进程，才能在实践上辨明「我们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理论指导实践」嘛！而且，这种「从理论上」的认识还须达到「哲学的高度」。我自己对哲学的特殊兴趣有一半就是从这种看法而来，另一半也许才可归因于个人气质。我们的理论阅读大多是从马列主义的经典着作开始的，读着读着就产生了读《资本论》的雄心。但列宁说「不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读不懂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于是开始啃黑格尔。这样一种阅读先是让我坐了牢，到后来却又让我考上学——一九八○年我报考研究生的专业方向就是「黑格尔哲学和新黑格尔主义」。不知道是前者还是后者算是「历史的误会」。
现在想起来，有一个事实颇耐人寻味：我们的「政治关怀」个个像政治家或毋宁说是一个革命家的关怀，没有「公民」的概念，当然不可能有「公民」的关怀，尽管我们的个人权利已被剥夺殆尽。我们关心的是「国家大事」，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对于我们来说，没有这样一种关怀，人生就毫无意义。这固然是我们所受的教育和那个「血色浪漫」的时代氛围使然，但也许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一点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出路」也都取决于「中国向何处去」。有人说过，「不自由，毋宁死」，有时候可以讽刺地解读为「无出路，毋宁死」。以此观之，当年搞运动整人时总是有所谓「给出路」政策，只怕也是深知此理。但对于年青人来说，对「出路」的理解往往会「大而空」，所以「广阔天地」能给予极大的心理满足。不相信这是条出路的人于是只能「生活在别处」。我们的大关怀怕是有点超现实主义的意思。当然，「超现实主义」在这里纯属字面上的借用。
伟大领袖号召「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的结果是，直面现实而产生了怀疑。怀疑意味着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从来就被归因于「敌对势力」的影响。按那种逻辑，凡开始独立思考的人，大体上就不再是「自己人」了。前述「中央精神」里断言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其实指的就是在一代青年中出现了独立思考的「动向」。从这一点上说，可以认为那个「断言」非常准确也非常敏锐。当时独立思考的倾向确实已呈蔓延之势，「思想者」们三五成群地在一起读书讨论也成为一种遍及全国的现象。几十年后有人把那种现象概括为「民间思想村落」。借用这个概念，可以说我们那几个哥们就组成了一个「村落」，与我们「同案」的那些人也许另有其他几个「村落」。
如果一定要为那种独立思考倾向的蔓延划定一个起始时间，大概可以定在知识青年被大规模动员上山下乡的一九六八年底。曾经的红卫兵小将们被连哄带吓地赶至远离运动中心的边远地带，忽然从「毛主席身边的客人」（沿用当初的说法）变成了一种「边缘人」（借用现今的说法），落差是大了点。运动初期被煽风点火引发的那份狂热自然会渐渐冷却，何况大部分人实际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狂热过。我清楚地记得，当年那段「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着名「最高指示」一发表，立即给我所认识的许多中学生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毛主席都说话了，他们不敢不去。当时我已从一所中专退学在家，去火车站送过他们中的一些人，目睹了难忘的一幕：知青专列啓动的那一剎那，车上车下突然哭声大作，竟形成轰然巨响。那景象，倒让我想起了杜甫的《兵车行》。如今话说当年，知青们爱说起的是那些虚掷了的「激情」，其实自始至终与「激情」作伴的还有或显或隐但却更为实在的恐惧。为逃避上山下乡，天知道那些「思想落后」的学生们曾想出多少怪主意。我就曾见过不止一人用医用导尿管把葡萄糖水从尿道输进膀胱，以期造成体检时出现糖尿病的结果。还见过更极端的事例，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我们几个人对现实的怀疑其实还要早于文革时期。说起我们的「村落」，至迟在一九六四年即已形成。在这个村落里来来去去的当然也不止我们四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们这个村落在那时候也远不会是一个孤例。文革的来临并没有点燃我们的激情，我们几个人无一例外地都是「逍遥派」。而且，四个人中有三人退了学，两人从中专，一人从普通高中，另一人也想方设法逃离了做知识青年的命运。也就是说，在入狱之前我们四个人都没有了单位，成了在社会上「鬼混」的社会青年。当年的「社会上」，差不多就等同于「社会之外」，离牢门是只有咫尺之遥！
就我所知，被定为我们这一案总头目的人所在的「村落」好像比我们的「村落」要大一些。他是中心人物，受人崇敬，有些人竟称他为「中国的马克思」。今天看来，这个称谓可能会显得很可笑，表现出「村里人」坐井观天和夜郎自大的闭塞和狭隘。不过，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当年的中国大地上，出现过这种称谓的「村落」恐怕不是一个两个。这个称谓表明：第一，「村落」里的人都是胸怀天下的，想要解决的是（如前所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第二，「村里人」都认为「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必须达到马克思的那种理论高度，才有可能解答这一问题。第三，「村里人」因此自觉和不自觉地期盼中国能出一个马克思那样的思想家。第四，说到思想家，「村里人」首先想起的总是马克思。
我们当年那种「独立思考」的局限性由此也可见一斑。我们确实拒斥了当时官方对现实生活做出的一切理论解释，然而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