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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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的一批死囚又去游斗的时候， 居然没叫我。我难得清闲。我仔细看着面对的水泥墙， 墙上曾经有人在上面写过字，也有人刻过字。但都被用锐器铲去了。所以， 那墙上只有斑斑驳驳的表面， 和一些笔划的残余。我明白， 那些人最后还是要留几个字， 谁都明白，也许只有以后来扫除的犯人才能看见。也许， 只是想留下一句话， 哪怕给一个任何活人看到， 没准就留下来了。也许哪怕只给自己看看也好。
我想， 如果是这样， 我还能写几个甚么字呢？ 我来到这个世界短短的二十六年， 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走了， 随风而去。别人呢，他们也是一样。一辈子， 很快地随风而去， 也许重于泰山， 也许轻如鸿毛。然而， 这不过是后人评说而已。对自己来说， 这有甚么区别？又有甚么意义？
活一百岁， 还是活二十六岁， 在大自然来看又有甚么区别？ 想到这里， 我心里就踏实了点儿。我想起来， 圣经里妈妈要我看的两句话， 很符合我这时的想法。略略改过， 我用手铐的弯角， 「吭哧吭哧」花了大概两个钟头， 在水泥墙上刻下了八个大字：
从宇宙来， 回宇宙去。早年我写过几天《张骞碑》， 这八个字似乎还有点儿金石意思。虽然我不是个基督徒， 写完这几个字心里就平实了。最后的日子， 扮演人生最后时刻那一幕， 自认还算得上心静如水。
五
我在死刑号关了近一百天， 在这生死一线的剃头刀刃上滚了一百天。在五月上旬的某一夜，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还在水淹的地铁里。死亡的冰水一点点没上来了， 即将把我吞没了。我又濒临死亡， 几乎窒息。就在这时候，突然一股强劲的清风吹入了地铁， 水也迅速地下降。我张大了嘴， 大口吞吐新鲜的空气。轰隆隆地鸣响， 从地底传来，那些堵在地铁里巨大的框架、石块、柱梁都随着巨大轰鸣声， 被激荡的水流给裹挟而去。我知道， 这风是生命之风。我在巨大喜悦之中醒来， 三个月来，我从来没这样醒来过， 百思不得其解， 想： 也许是孙秀珍还没走， 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但愿。
一天， 我突然被提了出来。又走向预审楼。
我关进死刑号的那几天， 天天风雪交加。如今， 久违的外界天下已然是桃红柳绿。我眯缝着眼， 望着这陌生的花花世界。
我趟着镣， 进了预审室。预审室里坐了十几个官员。心想， 临了临了， 还来这么一齣， 甚么意思？
坐在正中间的是一位老军官， 看来， 不是个一般的人物。他和颜悦色地问我： 「张郎郎， 最近学习得怎么样？ 」
一个临死的人， 哪还有心思学习。既然他这么问我， 也许有转机， 咱们也可以顺坡下驴。只要他不逼我再咬别人， 说甚么都行。
「反正， 也没别的事儿， 就看看《毛选》学习呗。」他们也知道， 我们只有那一本书。
「学了哪篇了？ 说说， 说说。」说话听声， 打锣听音。我在这里边儿关了这么久， 还不明白？ 这是给我铺台阶呢。我也不能牵着不走、拉着倒退呀。
我不慌不忙说： 「最近， 我反复看了《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将革命进行到底》。还看了《别了， 司徒雷登》， 还有。。。。。 」
「你看了这几篇， 有甚么体会呢？ 」
「我明白了， 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被共产党消灭了， 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学生， 还能怎么样呢？ 」
「看来， 经过学习， 你还是有一定进步的。」这要搁在过去， 我这么回答， 预审员决不会这么回话。他打算说你有理， 你怎么说都有理。打算说你没理， 你说破大天也白搭。
「最近一个时期， 你在批斗中， 态度还是老实的。学习呢， 也有些收获。所以， 今天决定把你从死刑号转回普通号去。」
天哪！ 太阳从西边出来啦？ 我连忙真心真意地说：
「太谢谢您了， 太谢谢您了。」
「不要感谢我， 要感谢毛主席， 感谢党。我个人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我又赶紧感谢该谢的人。
老军官说： 「从前， 去死刑号的路是单程路， 没人从那儿回来过。关于死刑号的任何事情都是国家机密。今天， 我们会把你的镣铐卸下来，送你去普通牢房。可是， 镣铐还在我们手上， 如果你不好好改造， 随时都可以再给你带上， 把你送回去。你明白吗？ 」
「明白， 明白。」那天， 他说甚么话， 都不能改变我的心花怒放。那天阳格外光明媚。那天， 我就是从水底挣扎浮起， 飞出水面。看见了太阳， 苦海有边， 那边就是我生命的地平线。出来后， 听老七说： 有关方面两次都决定枪毙我们了， 最后还
是周恩来写了「留下活口」四个字才救了我们。平均俩字一条命。而那位把我从死刑号提出来的人， 就是当时的公安部长李震。可惜， 等我出狱的时候， 周恩来先生和李震先生都走了， 苟活下来的我都不知道该去谢谁。
六
一年以后， 又把我押回饶阳。这时候， 小段、杨秉荪都已经分别判为十五年、十年徒刑， 送到劳改队去服刑了。小亓告诉我， 我们走以后，还真来人调查过我们那份报纸的事情， 因为我们这些当事人， 早就死的死， 走的走了， 这事就不了了之。而他手头的那份报纸早就销毁了。
回到饶阳县， 这里已经不同往年了。张所长认为， 这些政治犯如果天天在屋里呆着、憋着、饿着， 早晚会出事。说： 闲饥难忍， 干点儿活儿可以分散注意力， 否则， 这伙人指不定琢磨出甚么呢。于是， 这里开始拧麻猴。
所谓「麻猴」在北京叫轴毛， 就是一条五彩的麻毛。当年人们骑自行车的时候， 就把这轴毛拴在车轴上。随着车轮旋转， 显出骑车人的风采。这是当年自行车的装饰物。
估计这「麻猴」零售也没几个钱， 附加值极低。幸亏我们这些犯人都是免费劳动力。别看这个小小的「麻猴」，制作也不那么容易。先把成捆的大麻运到看守所中间的空场， 然后由劳动号（有特许劳动权的犯人， 一般都是当地犯人。） 用大铡刀，把那些长麻铡成一尺长左右的短麻。然后， 分捆成一把一把的。下一步是由有技术的犯人， 把这些麻染成红、黄、蓝、绿四种颜色。下一个工序是：把这些色麻分发下去给老弱病残的犯人， 让他们用梳子把这些麻梳成像蚕丝那样通透柔软， 发出缎子般的光泽。
我和老七算是青壮劳力， 就被分配到成品车间。三年多来， 由于我们是同案， 所以一直关在不同的牢房， 在死刑号都是如此。如今， 到了车间，我们俩的车床就可以挨着， 就可以畅聊一通了。这里所谓的车床就是木制的土车床， 我们就用这种车床依次把不同颜色的麻毛，用一根铅丝把它们拧在一起。生产出我们这个工厂的唯一产品—— 麻猴。监狱长为了刺激生产力发展， 把我们的产量和我们伙食的定量绑在一起。
一开始， 当地的青年农民手头都比我们利索多了。他们认定我们肯定玩儿完了。他们吃最高的定量， 我们吃最少的定量。这还不算， 一不留神，我还把自己的手掌给剪了个大口子。这又让那些青年笑得喘不过气儿。但是， 也和大多知青一样， 三个月以后， 我们的技术突飞猛进，渐渐地我们就开始吃最高定量， 而新来的农民只好吃最低定量。而且， 即使是有技术的老农民， 也不可能再追上我们了。
在这段时间里， 我们还进行了技术革新， 不但把那个车床进行了彻底改造， 还把当地多少年来拧「麻猴」的标准程序和姿势都进行了改革。这些改变，地位的转化， 并没有引起饶阳当地人和我们之间的矛盾。他们很朴实， 能面对现实。笑话我们的时候很真诚， 佩服我们时也很真诚。
我们把这里的「麻猴」产量翻上去不只一番， 这里环境因此就变得更加宽松。一天， 张所长高高兴兴地把我们集合起来发表讲演，说我们的改造已经初见成果， 现在产量上去了， 超额完成了任务。可是， 质量也要严格把关。质量过关以后， 下次改善， 一定有猪肉炖粉条。虽然，他的讲演时肯定刚喝了酒， 但就算就这么说说， 我们也高兴。在饶阳我们一年标准改善伙食只有四次：五一、十一、新年、旧年。他老人家甚么时候给我们吃猪肉炖粉条， 那就不知道了。
最让我们高兴的是，我和老七都成了生产标兵， 所以吃的比过去多多了。暂时不再被饥饿煎熬。其实张所长也没有给我们增加定量，他只是把新进来犯人的部分口粮挪给我们吃了而已。新来的犯人肯定完成不了生产指标。我们也没有因此良心不安， 因为当地犯人都在这里呆不了多久，就被判刑去劳改队去服刑。在劳改队他们成了合法劳动力， 到了那儿他们就不会挨饿了。而我们等于是死缓犯人， 不知在这里还要等多久，所以自保为先。在这里开展生产之前， 和我们一块儿来饶阳的北京气象学校学生邹宗志， 就饿死在这里了。我们不想重蹈他的覆辙。
开展生产对我们最大的好处是， 我们可以在车间里天天一边拧麻猴， 一边聊天。有时候， 我们也一起唱歌。当地的青年也不时唱点样板戏，或语录歌。有一天， 我和老七唱起来《伦敦德里小调》。也许， 那忧伤的情调很符合那时大家的心情， 所以， 我们俩就一遍遍小声唱着，不愿那旋律停止。不知不觉中， 其他北京青年和当地青年都停止唱歌或聊天， 整个车间都宁静下来， 除了车床的嗡嗡声外， 剩下来的就是我们俩的歌声。
这时， 我们俩才发现大家都在听这首歌， 唱完这一段就自然停了下来。人们都没说话， 大概还沉静在那个曲调中。过了一会儿， 休息开饭了，几个青年走过来， 有北京的， 也有当地的， 都向我们要歌篇， 我和老七答应晚上值班的时候， 帮他们回忆回忆， 写出歌谱。
第二天， 我和老七把两个人的回忆加在一起， 誊写出了一张歌篇。他们就拿去抄写了。此后， 每天一上班他们就要求我们唱这支苏格兰的老歌，他们就小声和我们合唱。几天之后， 差不多整个车间的青年都学会了这支歌。以后每天， 我们都必唱几遍这支歌曲，《伦敦德里小调》似乎成了这里的厂歌了。谁会想到， 这首苏格兰旋律会缭绕在饶阳白花花的盐硷地上。
后来， 我们也教给大家德沃夏克的《思故乡》。其实这支歌的歌词我都记不确了， 只好自己根据大概那意思来填写，就这样以讹传讹教给了大家。后来还教给了大家许多歌， 我和老七也自己趁机写了几首歌， 也教给了大家。不过， 那三年中，人们最喜欢唱的还是他们学的那第一首歌。
「我心中怀着美好的愿望。。。」
后来， 人们觉得还不够过瘾， 就开始自己写诗、写小说。我的程序就是这样， 每晚在两个小时的值班时， 自己写一段故事。第二天交给老七， 他一边儿看一边儿帮我编辑、改错。第三天， 在工余休息的时候， 我读给大家听。
我们用辛勤的劳动换来了这珍贵的自由。
那一段时间里， 渐渐地， 这样的写作就成了我的一个习惯， 每天万籁俱寂的牢房深夜里， 我都要写上一千来字。对同一个车间的犯人来说，等于多了一个说书人。也许， 每个写作的人都需要读者或者听众。而这里的犯人， 在这里除了物质方面的饥饿以外， 也有精神的饥渴。所以，我写作就有了动力。
在那个阶段， 我和老七在干活的时候， 最多的是聊社会上的风花雪月，自然会聊到许多遗憾的浪漫故事， 就会有许多「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也有晴雯那种「早知枉担了虚名，也没了远限」的那种遗憾。这些深聊让我决定写一个这样的爱情故事。因为从一个房子开始， 又以同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