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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

七十年代(港版)-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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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儿颤的意思。
      
       宋惠民据说是历史反革命, 在运动中逃命, 越过了黑龙江。据说, 让「苏修」装到麻袋里, 又扔回了国境。他也兴致勃勃地和老田聊天呢。
      
       这田树云可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告诉孙秀珍, 为了未来的幸福, 她必须把一些信件投入到苏联大使馆的小轿车里。孙秀珍从小就没关心过政治。即使如此,也没过过幸福的生活。为了自己爱的人, 她铤而走险, 居然十九次成功地将田某写的书信, 投入到那些黑牌车里, 一次都没被抓到过。最后一次,也许是她看花了眼, 也许是公安局下了套儿。总之, 那次投信后, 很快他们就被捕了。
      
       至于我和老七,除了「恶毒攻击中央首长」的罪行之外, 还有里通外国的「罪行」。我的专案组组长说: 事实上,我已经是法国间谍了。我的上线就是留学生马丽雅娜。正好在审问我的时候, 《人民日报》刊登了法国红卫兵走上街头,而其中的一个学生领袖就是玛丽亚娜, 嘿, 还有照片。在巴黎他们紧跟打倒资产阶级法权的毛思想, 人们把他们称为毛派红卫兵。
      
       我反问这专案组长: 我的上线怎么成了毛派革命者了呢?他很平静地回答我: 「也许她在巴黎是个革命者, 是个毛派红卫兵。在这儿, 她的身份就是法国间谍。」
      
       「你说我是间谍, 出卖情报。她一分钱也没给过我呀。」
      
       「你主动提供, 说明你更反动。」
      
       我们之中, 除了遇罗克之外, 还有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叫沈元。
      
       沈元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有名的才子, 还在北大历史系三年级时就被打成右派而开除。后来,困难时期后政策缓和。他居然被当时近代史所的领导刘导生和院领导黎澍破格录用。然而, 到了文革,他们俩为此挨斗无数次。沈元处境之悲惨则可想而知。他最后也化妆成黑人, 逃向苏联大使馆(一说马里使馆), 自然成了长期蓄谋, 叛国投敌。
      
       还有, 还有, 还有。我们一起聊天, 有的生, 有的熟。现在, 我们所有的人都站在同一条生死地平在线上。

       没甚么奇怪, 几千年来就是这样: 欲加之罪, 何患无词。
      
       我们平静地聊着彼此的案情,发现个个都顶着那么大的帽子, 如今我们都是最合适不过的对号入座者。我们聊着, 聊着, 估计过不了几天, 就要一起共赴黄泉了。还互相开玩笑,最后, 咱谁都不许当场就尿了, 都硬气点儿。谁先到上帝跟前儿, 别跟恶狼似的把糖果都吃了。到了那儿, 就没定量了。全悠着点儿,等大伙到齐了再一块儿唱歌。我们在那个磁场中, 似乎找到了最后自尊的支点。这时候还照样潇洒依然, 我们对自己就有点儿小小的自得。
      
       聊着, 聊着, 有人说: 「真的, 家里人这会儿不知道会怎么想呢? 」「就是, 就是, 要是他们知道我们最后, 还开了晚会, 还都乐呵呵的, 那就好了。」「我说, 咱们这里头, 谁还有可能活着出去? 」
      
       我们公认, 只有那个小不点儿—— 他是个小佛爷, 那不至于上刑场。他的名字我真的忘了, 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金豆儿。我不禁笑了起来, 说: 「谁会想到, 咱们这会儿还开晚会, 还唱歌, 还聊天。」
      
       「是啊, 这就叫: 望乡桥上唱小曲—— 一群不知死的鬼儿啊! 」「你们心里都和明镜儿似的, 还有甚么放不下的? 」那小佛爷问道: 「万一我出去了, 一定把话给你们带到。」
      
       「我们就想让家里知道, 最后的时刻, 我们没疯、没傻, 没哆嗦, 我们平静、轻松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几步。你丫出去了, 一定带话给我们家, 告诉他们, 我们最后都乐和着呢。」
      
       「好吧, 放心吧, 各位大哥, 到时候我一定把话带到。」
      
       别看人家金豆儿一个小佛爷, 照样仗义。
      
       第二天开始, 本来以为这就拉去卢沟桥了。没承想, 哪儿那么便宜啊。政府给我们这帮人每个人准备了一份罪行资料, 并且都已经分发给全北京市的各个单位, 直至街道, 要求传达到每个人。一不留神, 我们也爆得大名了。
      
       实际上, 我们得去接受各界人民批判, 给人民当反面教员。很简单, 这不过就是传统的杀鷄儆猴把戏而已。
      
       第一场批斗, 我就大概清楚了当局的目的。
      
       我们除了原有的手铐脚镣之外, 还在脖子上勒了根儿麻绳。俩警察一左一右, 中间的警察用膝盖顶着我的后腰。同时,手里攥着勒在我脖子上那根麻绳。人家就还算客气, 事先警告了我, 要是敢乍刺儿, 就立马给我来个锁咽喉。会场前面多少排, 全坐着民兵,手里还拿着半自动。
      
       人们批判我们的台词, 都是当局事先印发下来的。而高喊的口号,那就是实话实说。甚么「万里江山万里营, 八亿人民八亿兵」, 甚么「备战备荒, 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 」甚么「保卫铁打江山,开除先行反革命分子球籍! 」甚么甚么的。敢情拿我们开刀, 还不就是为了打仗么。
      
       战前用另类来祭刀, 那是历来必要程序。古已有之, 中外皆然。记得《战争与和平》那本书里, 描写过库图佐夫放弃莫斯科最后时刻, 也和北京一样把监牢里某些「莫须有罪」的叛国者, 拉到大街上游斗, 最后被活活打死。
      
       虽然在小说看见过这种连兽类都脸红的暴行, 对受难者无比同情。谁想到: 有一天竟轮到了自己。
      
       第一天出场回来, 老七就走在我的前面。原来他就关在我的隔壁。进号之后, 趁着队长们正为死囚入仓而忙乱的当儿, 我就趴在小窗口上对老七说:「看毛选。」然后, 我就开始轻轻敲墙。我试图用毛选当密码本, 用分节的敲击声分别代表第几页、第几行, 第几个字, 以此传送信件。
      
       敲了半天, 他好不容易开始明白了我密码的意思, 准备有所回应时, 我却忽略了再轻的敲墙声,照样可以传到队长的耳朵里去。正当我全神贯注敲墙的时候, 突然, 牢门洞开。两个队长抓我一个正着。没话可讲, 我被立刻调了房间, 同时,把我的手铐改成了背铐。
      
       其实, 我们也没有甚么机密可言, 无非来日无多, 只是想最后的交流和诉说。
      
       人, 是有预感的。在饶阳县的时候, 有一天半夜我从噩梦中惊醒。醒来以后, 梦中的画面还在眼前, 挥之不去。我梦见和许多朋友,坐着大卡车在黑雾行进。感觉还是被押送中。但是四周见不到警察。那卡车就走到一条奇怪的街道上。街道两旁有无数的小巷,我们的卡车路过每个小巷前都停一下。为了看清看小巷口悬挂着的巨大白幡。那些白幡上, 有许多人的黑灰色的影像, 如魑如魅,似乎都是注定的鬼魂。我心里明白, 这些都是即将执行死刑的人们。怎么会这样呢? 突然, 我明白了, 我们这辆卡车里的人, 现在还都五彩缤纷,我们也将进入某个同样的小巷, 我们也将化为鬼魅似的照片。这时候, 我一身冷汗醒来了。当时还庆幸, 还好不过是个噩梦而已。
      
       如今, 这个噩梦几乎是不差毫厘地再现了出来, 我想: 那一个个的小巷就是一批批被执行的人。而我们就是急匆匆的后来者, 而当局印发讨论判处我们死刑的资料, 就是那些巨大的白幡。
      
       进了死刑号以后, 每天即使入睡也绝不香甜。每时每刻一种尖锐的肉体痛苦无法停止,如刀割心头。那时的噩梦已经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复杂情节和过程。老是梦见自己漂浮在一个漆黑的地铁里, 地铁里似乎发生过地震,到处都是横七竪八的钢铁框架、水泥碎块、石柱木梁, 我就被挤在一个狭小的夹缝中。冰冷的地下水一点点漫上来, 自己的鼻子紧贴在地铁的穹顶上,清楚地知道很快就会窒息, 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性。只在等那冰水最后淹没。
      
       每天在醒来前一秒钟,似乎心里快乐了一下: 哦, 原来是梦。可是, 立刻又在尖锐的痛苦中醒来。原来, 我还没死, 可是我就在死刑程序中。人生,多数时间都是非常单调和无趣, 只是在无边苦海中挣扎而已。没有甚么值得你去回忆, 只有两种状态, 让你难忘: 要么你在苦海里急速下降,随时会被溺毙。要么你从海底迅速上升, 将吸到新鲜空气, 会看到蓝天白云和阳光, 还有你苦海的地平线。
      
       在死刑号的日日夜夜, 我都被压在铅一般沉重的水底, 像终极前的苟延残喘。
      
       每天, 在两场批斗之间, 我们在分局吃午饭、喘喘气儿。田树云大夫小声告诉我: 「别灰心, 马队长告诉我了: 对咱们是批判从严, 以后处理从宽。」他那双眼睛里居然还充满着生的期望。
      
       另一次我遇见了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才子沈元, 他问我: 你说会怎么判? 我说: 死刑。他微微一笑, 说: 「没那么便宜吧?多半儿得去长年苦役。」我说: 「不可能, 遇罗克说了, 上一批都挺了。对咱们这批就特别宽大? 别做梦了。」他默默看着我,甚么都没说。回号以后, 他就开始发疯了, 有人说是装疯卖傻, 有人说是真疯。反正最后的日子, 你打算如何扮演这个角色, 也是一种选择。
      
       有一次, 在重型机械厂礼堂的后台等候出场的时候。孙秀珍进来了, 和我打了个照面。她已然不像在学习班那样—— 仪态万千,甚至还不如在冀县上车的时候, 她那会儿还那么精神, 那么从容。这时候, 她一副心如止水的模样, 看到我, 微微一楞。眼圈儿顿时就红了。
      
       在队长的命令之下, 我们俩都坐在地下。
      
       她的肩膀开始抽搐, 哭了。一个女队长轻轻踢了踢她, 说: 「哭甚么哭? 今儿怎么了? 你不是挺豪横的吗? 」她似乎无知无觉, 自己继续啜泣。
      
       多年以后, 我遇见了她当年的同屋—— 北京医学院的学生李世佺。她告诉我, 孙秀珍家里是个小康人家, 姐妹三个。一九四九年前父亲是个小业主, 很早就过世了, 三个姑娘都心灵手巧, 特别能干。
      
       老二孙秀珍骨子里是个爱情至上的弱女子, 却也是个典型「红颜薄命」。她温柔多情, 从骨缝里透出来妩媚秀丽, 可她命苦,先嫁给了一个每天下班后先到母亲和大姐那儿去报到的卑微男士。她就咬牙忍着, 过着乏味的日子。她是从北京医士学校毕业后, 分配到北京挑花厂当厂医,那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厂。没想到在那儿遇见了复原回来的厂医田树云, 老田顿时就展开了疯狂地追逐, 海誓山盟一定要娶她。她后来对小李说:女人一辈子就是在等一个人全身心的爱。
      
       为了老田, 在那个时代, 她毅然决然和丈夫提出离婚, 整个就轰动了, 从里到外骂声四起, 不言而喻。最后, 居然被她离成了。可是, 老田这时候却没接她这个茬儿, 和一个出身好的姑娘结婚了。孙秀珍这时候才知道: 爱情再浪漫也抵不上现实的份量。
      
       文革爆发了, 田树云在厂里的日子也不好过, 也许家里的日子渐渐没意思了, 他又卷土重来, 告诉小孙自己发现真正爱的人还是她。在中国现实社会中,他没钱没势, 也没有前途。他们的爱情是没有结果的。他还说, 他已经和苏联联系好了, 只要孙秀珍帮他一把, 定期把他写的信件投到指定汽车里,建功树业以后, 他们可以比翼齐飞, 一起到苏联去过神仙日子。
      
       孙秀珍压根对政治一无所知, 也从来不关心。这时候, 她对他的感情也半信半疑。可是, 看他一脸真诚, 就决定赌一把, 万一是真的呢? 就这样, 变成了这个案件的协从犯。
      
       进了监狱以后, 她一直和李世佺同学同屋, 也和吴世良女士同屋。经过多少次提讯, 她才知道田树云讲故事, 不过是天方夜谭,还是在利用她对爱的向往。在监号里, 她心灰意冷, 万念俱灰。所以, 平时温柔可爱的她面对刁难她的女队长,顿时横眉立目、异常勇猛。难怪吴世良女士说: 小孙, 天生一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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