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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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听她这个名字简直俗不可耐，可她那个人，　绝对清纯出众。我们进了监狱学习班，　第一次集合的时候，　她的身影就吸引了我。那时候，　我在监狱里已经关了一年了。人们说：这时候男犯眼里「母猪都赛貂婵」了。可我到底还是美术科班的，　别看她一点儿不张扬，　一点儿不打眼，　低眉顺眼，说不出的温柔而迷人。在铁窗水泥块中，　更透出了一股不凡。那会儿，多数男犯的目光都被外号叫「馅儿饼周」那位女士给吸引住了。她的确是北京着名老字号馅儿饼周家的嫡孙女。可能因为是回民，　所以皮肤白里透红，浓眉大眼，　人也爽朗、大方，　必然抓住了众人眼球。
　　　　　　
　　　　　　　当时，　孙秀珍风度与众不同，是典型的知礼小女子。我误以为她是个日本女孩儿。在听别人叫她的时候，　听错了，以为她叫「库里」或者「库里娃」。我同屋的薛新平是国际关系学院日语系学生，　他悄悄告诉我：　「如果发音是库里的话，那就是黄昏的意思。这名字真的很符合她的形象，　那么迷茫，　那么优雅。」原来，　他也和我一样为她晕菜了。薛新平就在自己的板凳上，用毛笔写了类似「暮扎」两个汉字行书，　这在日语里读作库里，　意思是黄昏。每次开会，　他就故意亮着板凳上的字样经过孙秀珍的身旁，　可她视而不见，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小薛以为，　这是她应有的矜持。
　　　　　　
　　　　　　　后来，　我和老七不知天高地厚，似乎忘了这是甚么地方。半夜我俩推心置腹，　发现我们俩心仪的对象并不重合，　都松了一口气。他告诉我：　他喜欢的是「馅儿饼」周，我告诉他我喜欢的是「库里」。我们俩反复商量如何向她们表白——　在铁窗中照样有热烈真诚的爱慕。
　　　　　　
　　　　　　　有一天开大会。周姑娘带领女犯队伍入场，　她是小组长。看得出来，　她这种长相的人，　单纯大方，　心地善良。老天有眼，那天，周姑娘正好就坐在我前面。好啊，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连忙写了个纸条：　「周同学，　你好：　请问，坐在你后面第三位那个女同学叫甚么名字，　能告诉我吗？　张郎郎」我把纸条叠成了团，　回头看看没人注意，　低声说了一个字「信」，　手一垂，就扔到她鞋边儿。她似乎没听见也没看见，　直视前方认真听讲，　还一边儿记着笔记呢。我心里开始七上八下：　糟了，　要是她不接这茬儿，我不就现了吗？　我心如大鼓一样咚咚响。再仔细一看，　那纸条已不见踪影。我松了一口气。老天爷，　行，　这姑娘真够麻利的。我又回头假装四处张望，人们都在认真听讲呢。她自言自语咕哝说：　「小心有狗。」嘿，　她真是胆大心细，　还不忘给我提个醒。
　　　　　　
　　　　　　　散会时，　她站起来整队，　带队退场。路过我跟前，　她望着前方喃喃说：　「原来意在沛公啊！　」哎呦喂，　原来已经看了字条，　还不大高兴。但愿这误会别让她就此跟我翻脸吧？　心里继续打鼓。
　　　　　　
　　　　　　　直到下一次歌咏活动，　路过我身边，　她也扔给我一个小纸团。是这样写的：　「张同学，　你好：　她叫孙秀珍。这样通信太危险了。以后，你把信用图钉钉在土箱底下。」回去和老七看了这封信，　喜出望外。嘿呀，　这孩子真聪明，　简直是个天生的地下工作者。于是，我们俩赶紧分别给她俩各写了封信。傍晚倒土，　我们俩自报奋勇，　抬着土箱把垃圾送到院外的垃圾站。信就钉在箱底儿。把土箱就留在那儿，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取回土箱。
　　　　　　
　　　　　　　我们就这样建立起来秘密的通信渠道，我和老七天天帮男犯院子倒土。女犯那边呢，　是由周姑娘和学生李世佺倒土。后来，　李世佺告诉我，　小周很聪明，　知道孙秀珍案情严重，而她和小李从进监狱就关在一起，　信得过，　决定让小李跟她一起倒土。刚开始，　小周没想到老七会给她写信，　有点儿意外，　犹犹豫豫，但老七勇往直前，　坦诚热情。很快他们就进入白热化。我和孙秀珍的通信也迅速升温。当然，　这一切都在虚拟幻想的世界中。但在那个年代，谁都没想到在会监狱里发生这样的童话故事，　我们四个人都非常珍惜。在监狱学习班，　几乎所有犯人都发现就我们四个精神抖擞，　跟打了鷄血似的，觉得其中必有蹊跷，　时不时旁敲侧击。而我们俩只能装傻充楞。
　　　　　　
　　　　　　　在学习班认罪阶段，　孙秀珍做了发言，　我才知道，　她和我一样都有「里通外国」的罪名，　而且她案子里还有一位男性的主犯。我想，　那一定是她的男朋友，　生死相依呀。即使如此，　也不影响我给她写情书的热情，　她和我的通信中对那个主犯一个字也没提。
　　　　　　
　　　　　　　那时候在监狱，　早已告别了社会上的生活与身份，　交换这柏拉图式的情书，　我们都很愉悦，　读得脸红心跳。那是黑暗的日子里最艶丽的一道晨光，　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
　　　　　　
　　　　　　　可惜，　在一号通令下，　我们并没被分配到同一个地方。
　　　　　　
　　　　　　　我们是邻县，　她和英若诚、吴世良两口子、学生李世佺等人都被发配到了冀县。她从冀县上车来，　即使她变成了「哗啦棒槌」，　可举手头足还那么风韵万般，　她见到我的时候还有些害羞，　脸微微一红，　低头笑了。依然那么天真，　那么动人心魄。
　　　　　　
　　　　　　　然后这车就撒开了往北开，　路边的城镇飞速后退。深州、安平、献县、河间？8943　。　我知道了，　这车离北京越来越近了。我兴奋了起来，　本以为在这备战时期，　一时半会儿绝回不了北京呢，　这一大挪动还真不赖，　心里就涌现出小学课本里的诗句：
　　　　　　
　　　　　　　「车过鸭绿江，　好像飞一样。祖国，　我回来啦！　祖国，　我的亲娘。」在我心里改成了：　「北京，　我回来啦！　北京，　我的亲娘。」可惜，　那时候的汽车可没现在的那么快，　还没飞起来。
　　　　　　
　　　　　　　一直到凌晨两点，　我们的车才开到北京。轻车熟路，　又开回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半步桥四十四号。
　　　　　　
　　　　　　　几辆大轿车停在看守所的大操场上，　操场四周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警察，　而在警察外面，　还有荷枪实弹的军人。那时候的警察也都穿着军服，不过他们没枪。在这地方，　我们管警察都叫队长，　管军人都叫班长。从这些大轿车里涌出了几十个全套打扮、上下一起砸的「哗啦棒槌」，在队长们的指挥下，　我们稀里哗啦地走向操场的西北角的小门。
　　　　　　
　　　　　　　我顿时明白了：　今天的「戏」是要命的戏！
　　　　　　
　　　　　　　在北京看守所半步桥这个大院里，　关押犯人的建筑一共分为二十四个筒。所谓筒，　就是建筑物里的筒道。分属于三个部分。K　字楼，　三层，每层四个筒，　从一筒到十二筒都在这个楼里。五角楼，　两层，　每层五个筒，　从十三筒到二十二筒都在这个楼里。第二十三筒，官称死刑号。就在西北角的这个小院儿里。二十四筒，　是后来新盖的也在这个小院儿里。这两个筒是死刑号，　也被犯人称为「枪号」。
　　　　　　
　　　　　　　我关押在看守所里学习班的时候，　有机会出去劳动，　也来过这个小院里干活。一次是打扫新盖的二十四筒牢房，　二十四筒里有几间牢房「设备先进」，那就是所谓的橡皮监狱，　四面的墙都钉满了泡沫塑料，　和沙发差不多，　关押一些特殊犯人，　让他们没法自杀。另一次是去清理房间，就是拉一个小车把刚刚腾空的枪号里所有东西都堆到小车上，　推到库房那个院子里。据说，　事后会有犯属来这里领取遗物。当我看到那双皮鞋，心里就感到非常别扭，　因为我知道昨天这双鞋的主人还活着，　而现在，　说没就没了。
　　　　　　
　　　　　　　还有一次，　是帮这儿的警察冲洗死铐、死镣。上面确实有主人生前留下的血迹。冲洗干净后，　帮警察装箱，　留给后人用。干这些活儿的时候，　我万万没想，　竟然会轮到自己。
　　　　　　
　　　　　　　我们这些人一字排开，　面对小院儿的高墙蹲在地下。这里的强光灯明如白昼，　连我对面老墙上的青苔一丝一毫都历历在目。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这个现代化的大院儿里竟然还保留着这么一堵历史性的老墙。那些砖缝都磨凸出来了，　每块砖的风化程度不同，　因此各有各自的风姿。我听说过，这里曾经关押过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的汪精卫，　还关押过着名的川岛芳子——　金璧辉，　据说她就是在这个小院里被处决的。
　　　　　　
　　　　　　　我们身后的警察开始叫名字，　叫到谁，　谁就到院子中间的桌子那里去登记，　然后拿着自己的东西进入筒内。我被「扭送」到北京公安局已经一年半了，被提审了几十次了。一会儿说要宽大，　一会儿说要从严。时间长了，　人也就皮实了。后来知道了，　无论他们和颜悦色还是横眉竪眼，无非是要我交待背后「长胡子的人」。逻辑很简单，　我讲的那些笑话和「反动谣言」，　如果交待出「谣源」，　我的罪过不过是个传谣者。如果交待不出来，我就是个造谣者。我自己很清楚，　如果我是个传谣者，　也许只判个三年、五年。如果我是造谣者，　就可能判个无期，　最少也得二十年。这年头儿数字，对我说来都差不多。要是为了从宽，　交待出来别人，　我关了三、五年出去，　照样还是个现行反革命，　还得内疚一辈子。再说，在里面二十年也不一定比在外面难过，　何况，　二十年后指不定怎么样呢。所以，　无论他们来软的还是来硬的，　我还是那样，　我心里有底。每次，我都会自问：　最坏又能怎么样？　自己触触底，　心里反而踏实了。
　　　　　　
　　　　　　　这次，　我蹲在那里又想用以往模式那样来思考，　最坏又怎么样？　突然发现，　心里没底了。最坏？　那就是玩儿完了。「杂耍要收场了——　没戏啦！　」正这么想着，　警察就叫我的名字。
　　　　　　
　　　　　　　他们把我的名字登记在册，　然后让我打开行李。只让我拿了一条被子，　一个脸盆，　一条毛巾，　牙缸、牙刷、牙膏，　一个饭碗，还有一本毛选。其他衣物，　连褥子都不许带，　就挥手让你进号。前面一个警察领路，　自己稀里哗啦跟在后面。我心里想，进去以后赶紧问问同屋老犯人。进屋以后才知道，　每屋只有一个犯人。心里没底，　照样没商量。
　　　　　　
　　　　　　　我像一个麻包一样，　「咕噔」一声坐在炕箱上。也好，　终于可以自己安静一会儿，　放松下来。让绷紧了一整天的神经，　稍微缓一把。

　　　　　　　三
　　　　　　
　　　　　　　死刑号里的炕箱高度不到半尺，　还是封死的。犯人无法钻到床下去，也无法把东西藏到床下。炕箱占了整个屋子的四分之三，　只是在靠门那边留出了一条水泥地，　那里还有一个抽水马桶。在普通牢房里，绝没有这个设备。在马桶后面的墙上有一个观察孔，　上面嵌了玻璃。另一个观察孔则在牢门上。这和其他牢房一样，　那观察的小窗户旁边有个按钮，如果你有事情找看守，　可以按这个按钮。和医院一样，　你房号的那牌子就会翻下去。这里的牢门有两道。里门是动物园那种铁栅栏，外门则是厚厚的铁皮木门。在木门的底部有个猫洞，　原来可以从这里把饭递进来。人们想得很周全，　一个犯人锁到这里头以后，　不用打开门，吃、喝、拉、撒、睡全都解决了。
　　　　　　
　　　　　　　我心里没底，　更要想下去。正在绞尽脑汁的时候，听见有人打牌儿找看守。我忙屏住呼吸仔细听来：　「报告班长，　和我一批进来的犯人都去见马克思了，　因为我有重要的问题要交代，才留了下来。你们怎么也不提审我呢？　」一听到这嗓音、这腔调，　我就知道了：　这是遇罗克，　他是利用报告班长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来到这里意味着甚么。一句话：　每个人都要准备走上刑场。
　　　　　　
　　　　　　　这就是遇罗克，　这就是他的风格。他在监狱里无论甚么时候，　都那么主动，　那么从容不迫。从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就已经是这样了。
　　　　　　
　　　　　　　大约在我进监狱半年左右的时候，　官方安排调号，　把我们俩调到六筒同一个房间。那时候，　他在监狱里已经非常有名，　人们都知道他，　是因为一篇轰动全国的《出身论》而被捕的。
　　　　　　
　　　　　　　此前，　在「血统论」笼罩下发生了八一八后的红色恐怖，　当时，　全国出身不好的人都被压得喘不过气儿来。遇罗克借着形势的变化，　横空出世——　一篇《出身论》如彗星划破漆黑夜空。而出版这篇文章的《中学文革报》，　一时洛阳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