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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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冻得只能坐在炉台上。所以， 每个犯人棉袄的背后都有一绺如屋漏痕般的焦黄—— 那是封火后的微小火眼升腾出来的热气所为。
那时候， 我和拉小提琴的杨秉荪正好在一个房间。我们那个房间是个把角儿的大屋子， 住了十来个人。别的小号才有五六个人。我们屋连炕都没有，在地上铺了些麦秸算是我们的铺位。所长对我们说： 这些麦秸在这里也是「稀罕物」， 麦秸比稻草隔寒隔潮， 是打地铺的上好材料。
话是这么说， 对我这个风湿性心脏病患者来说， 这地铺再「高级」， 在这不见阳光房间里地气阴潮， 照样让我忐忑不安。
当然， 这儿也有这儿的好处。北京倒是住楼， 还有电灯， 还有够份量的窝头， 还干燥爽朗。但那儿管的太严了， 每天除了改造自己， 就是批斗别人，其余时间都得坐在那儿学习， 还得坐得笔管条直。你连找个人聊个天， 都得和地下工作者那样机警， 才能偶尔进行。
这里物质条件差多了， 可是根本没人搭理你。你爱看书就看书， 爱聊天就聊天， 爱干嘛就干嘛， 只要你别打架闹事， 他们只要求你老实呆着就行了。
人生何处不相逢， 杨秉荪万万没想到， 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饶阳县， 见到了上一次在莫斯科见到过的老朋友李友钿。你想想那年头儿，有几个人出过国？ 老杨人家是苏联、匈牙利双料留学生， 在那儿学的是小提琴。老杨和我属于一个大案子进来的， 都是因为传说了文化旗手的笑话。
老李从来不说政治笑话。他本来是上海的一位名厨， 阴错阳差被外交部选中， 派往国外常驻， 在莫斯科和布达佩斯都呆过。在文革中，有人在国外揭发他买菜中间可能有猫腻， 北京外交部造反派就勒令把他押解回京。他一听脸就白了， 那个火红年代押解回去，肯定凶多吉少。天生慈眉善眼温顺的他， 半夜就逃出使馆， 企图「叛国投敌」， 结果， 还是被抓了回来。
当年， 老杨是使馆请来的艺术家， 给国际政要献艺。老李则负责演出后给大家准备上好的佳肴。你想想， 那时候他们是甚么架势， 甚么派头？ 吃甚么？ 喝甚么？
在饶阳这里， 他们大眼瞪小眼， 喝着白开水， 等着下顿的黑李逵饼子。这儿的饼子刚下锅的时候是黑红黑红的， 近似巧克力颜色，等凉了下来就黑得像铁疙瘩一样。这是全高粱麪的饼子， 所谓全面就是在磨麪的时候， 把能磨的东西都磨进去。不出麸子不出糠。这样的粮食实惠，所以才那么黑。
老杨和几个同屋的人， 每个人都拿着各式各样的本子， 各种各样的笔， 一本正经围坐在老李的周围。老李用他无锡口音普通话给大家讲解一道道名菜的做法。
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固然， 越写越饿， 越饿越写。别看老李已经饿成细脖大脑壳了， 可讲起来菜谱， 还是当年着名大厨的谱儿， 言简意赅，形容准确， 细细道来， 不紧不慢。专业人士就是专业人士， 他口中的每一道菜都精致无比。无论中餐还是西餐都可以录入最顶级的菜谱。就这样，我国的饮食文化得到了一次成功的传承。
我这人虽然也喜欢吃好的， 但绝不是一个美食家，所以向来对饮食文化就兴趣不大， 这会儿又饿得要命， 他们还一本正经坐在那儿进行精神会餐， 那胃脏一定更加难受。所以， 我不去听。老杨说：不会， 精神会餐可以分散注意力， 就减轻胃脏的痛苦。再说， 你学好了这些手艺， 出去以后一定大显身手， 自己彻底伺候自己一把。
当时我们屋子里大概有十二、三个人， 七、八个人都参加了那个精神宴会。
我呢， 正给几个小年轻侃故事。当我侃完一个故事， 他们正七嘴八舌争辩的时候， 一位叫段铎的小伙儿突然说： 「你别就光给我们穷侃了， 干脆教教我们， 也玩玩文学、写写诗。」
段铎那时候大概还不到二十岁， 饿瘦了更显年轻。原来， 他发现我在牢房里靠侃故事就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在这儿， 这也算一种本事， 要练别的本事， 这里边儿没条件。要练文学， 就是练嘴、练笔， 在饶阳绝对有这条件。不练白不练。
他话这么一说， 其他几个年轻人都同声附和， 齐齐嚷嚷要拜我为师。段铎学习的根底很好， 因为出身问题， 没被大学录取，只好上了一个中专。虽然他一直喜欢文学， 可没机会玩文学。另一个同号叫王涛， 是青龙桥的一个着名玩主， 那片儿住的都是正儿巴经的八旗子弟。于是，他们就开始听我侃诗。
年底之前监狱进行调号， 把老杨和老李他们都调走了。
我和这些北京来的小伙子们还留在这个大号里， 就开始一起写诗、评诗。段铎是个非常聪明的青年， 他本来是在中专学电机的。我先教他背一些新诗、旧诗， 让他体会诗的意境是甚么， 优美在甚么地方， 如何在文字里寄托笔者的情愫。
从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大江东去》到柳永的《雨霖铃》， 从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到艾吕雅的《你好， 哀愁》等等， 我给他瞎背一气， 他就瞎记一堆。
别人聊天的时候， 他就在那里瞎背。为了记得清楚， 他就把刚趸来的货都抖搂给王涛。不用几个月， 他和王涛， 还有景山东街的小亓都背了不少从我这里趸去的二手诗作。
后来， 以小段为首的这伙孩子， 一人钉了一个本子用来抄诗。后来， 把我搜肠挖肚的所有零七八碎都背完了， 就只好一起命题自己来写诗，每个人都写。他们各有千秋， 全都进步神速。你想想那个王涛， 本来是个玩主， 现在居然和我们一起写诗。小亓喜欢写古诗，写完后也和我们切磋一番。小段两样都试试， 虽然他是浅尝辄止， 写的诗味还是很浓的， 对一个学理工的孩子来说， 就很不容易了。
除夕那一夜， 我们都没睡觉。除了留下来中午的一个饼子以外， 我们还把晚饭稀饭里的胡萝卜，也留了下来当年夜饭。我们把胡萝卜围放在「扫地风」的火口边， 真都烤成了透明的胡萝卜。吃起来有点咬劲儿， 还香甜无比。后来，看到莫言的小说里描写的透明胡萝卜， 似曾相识。那天晚上， 我们约定在一小时内各自写一首诗。
王涛写了一首自由体的新诗， 题目就叫我们大为惊叹—— 《我是流氓！ 》他生动热情地标榜自己就是一个流氓， 谈到流氓的快乐， 流氓的自由，流氓的流浪， 流氓的超越。我们纷纷叫好， 每个人还都和了一首—— 《可惜我不是个流氓！ 》、《我心里就是个流氓！ 》、《我也想当个真正的流氓！》
我们轮流朗诵， 笑得满地打滚。那时我们非常快乐。我们把这几首诗钉在一起，封面上我用美术字写上《流浪者之歌—— 一群快乐的流氓》。我看大家越来越上瘾了， 写作热情高涨， 就说： 干脆咱们办个报纸，当年在渣滓洞人家陈然还办了个《挺进报》， 咱们也在这里办个解闷儿的文艺报， 怎么样？
他们三个齐齐喝彩， 我就开始主办这个报纸了。其实， 每次只是一张大纸， 那是我们用粥把几张纸粘在一起。这张报纸只有正反两面，一共两版。我本来就是学美术的， 所以我先画好了版样， 他们的稿子，也都由他们自己抄写在预留给他们的版面上。我还给每首诗都画了插图。用了两个下午， 我们第一期就出版了。
当然， 我们很小心。每次出版以后， 大家悄悄传阅。当然， 只是在我们这几个人中间， 多一个人看了，我们被发现的机会就多了不止一倍。不是特别近的朋友， 决不传阅。我们本来商定， 看完就毁掉， 可是， 每次大家还是舍不得，于是就分别保存着。我们说好了， 谁的万一被发现了， 就说是自己写着玩的， 别人就尽快销毁。
阴历大年初二， 又调号了。这次我分到一个只住五个人的小号， 和杨秉荪分在一个房间， 我很高兴。就在半夜他值班的时候，我悄悄地把我保存的那份报给他看了， 他看了非常快乐， 拼命忍住笑声。不过， 他抹抹眼睛， 叹口气， 说： 「别舍不得，快点儿销毁了吧。这地方， 这件事就可以算是重新犯罪。安全第一呀。」
我知道他说得对，我就是为这种罪折进来的。于是， 立刻把它塞进了火炉， 眨眼间， 这张报纸就化为一缕青烟。这也是在县大狱的好处， 这里没有暖气。冬天只好生炉子，要是在北京看守所要销毁点儿甚么就没这么容易了。这里销毁一篇文章之类的东西实在太方便了， 原始环境有原始环境的好处。
二
我本来想过两天找个机会告诉他们仨， 都销毁了才保险。可计划不如变化。
大年初四（一九七○年二月九日）， 监狱里人们前两天遇上了难得的改善， 肚子里终于有了点儿宝贵油水。混了个肚儿圆， 大家心情就爽朗了起来。
刚喝完早饭的粥， 张所长就提了镜面盒子炮上了房， 解放军也在房上架起了机枪。这里的犯人们， 非但不会为此而紧张—— 对他们来说这早就是家常便饭了—— 反而都兴奋起来。人们嘀嘀咕咕： 「有戏！ 今儿肯定有戏！ 」哪齣戏并不重要， 有戏就有得看。
老张头看各路人马都布置齐了， 在房上开始发话： 「田寿鹏， 出来！ 打开库房， 叫到名字的人自己把行李搬出来， 再到库房把自93 己东西都拿出来， 在当院打好铺盖卷， 然后都就地咕嘚着等叫名字。叫谁谁出来。」人们都兴奋无比， 人挪活、树挪死。再不挪，我们耳朵后头该长青苔了。
「索家麟， 王涛， 宋惠民， 朱章涛， 田树云， 张郎郎。。。 」老张头儿这么挨个点名， 接着他还点了我的同案老七等等。我同屋的其他人都对我拍拍打打， 表示祝贺， 说： 好啊， 你小子发了，别忘了我们哥儿几个。我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说： 「发甚么发？ 纯粹是骑驴啃烧鷄—— 这把骨头指不定扔哪儿呢！ 」人们纷纷说： 挪就好， 挪就好。
干净麻利快， 没过几分钟， 被点名的这七八个人收拾好了， 都蹲在院子里。然后， 老张头一个一个往外叫， 间隔大约五分钟。
轮到我出去， 到了外院儿一看， 头皮顿时就麻了。先出来的那几位都已经加工过了—— 被砸上了死铐、死镣， 傻大黑粗还都带着铁链子，和电影里见过的那些死囚的行头差不离。我被命令坐在地上， 两个警察叮哐几下给我砸上了死镣， 又给我带上了死铐。我想： 也许这是为了押解安全，所以才搞了这么大的阵仗。
然后， 我们这些人被命令起立， 走向大门外。大年初二的饶阳县城响起一片清脆的脚镣声， 打破了清晨的寂静。
没想到我这宁静的七十年代刚拉开幕， 就闹这么大一个响动。我们走到监狱大门口， 这条街已经被封锁了，远处街口堵满了翘首以望的好奇市民。我们自己提着行李， 走到车边交给警察， 他们和当地的工作人员一起，把我们的行李绑在汽车顶上。我们这些叮叮铛铛的人， 陆续上车坐在指定的位子上。过去听老狱底们说过， 这种捯饬的犯人被戏称为「哗啦棒槌」。
一位警官在开车前宣读了一篇甚么文件， 那文件并没说为甚么要挪动， 去哪儿， 干甚么， 只是警告我们在押送途中， 必须老老实实， 否则「勿谓言之不预」。他们从来不说要紧的， 光说万一的。
我们路过冀县， 那里也有一批犯人上来， 上来的也全是「哗啦棒槌」。打头儿的是位名叫孙秀珍的女犯， 在监狱学习班的时候，我就和她认识了。她可是这儿的第一大美女。后来， 我又和她的同案犯田树云大夫关在一起， 可以说， 我和他们俩都是老熟人了。她和我对视的时候，微微一笑， 看来， 她在冀县也关烦了， 也觉得只要挪动就好。
你别听她这个名字简直俗不可耐，可她那个人， 绝对清纯出众。我们进了监狱学习班， 第一次集合的时候， 她的身影就吸引了我。那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