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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

七十年代(港版)-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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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我已经是高家村的「赤脚老师「,工作队就把我交给教师群众们批斗。我在中心小学被软禁了两个星期,白天写检讨,晚上接受来自各村老师的批斗。不过,最后这事也不了了之。但对我以后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多大妨碍。一九七三年国家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还被推荐去厦门大学读英文——而我并没有任何家庭背景。
      
       二
      
       如果仅仅从世事的环环相扣上来看,人生中的很多事情看起来实在是自相矛盾。在那样的年代里,我有政治运动中受批斗的「污点」,但却又因为「政治可靠」被推荐上大学。只是事过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其实这些并不矛盾。
      
       文革前有个「四清」运动,那次运动中,徐家村人徐从旺因为「四不清」而被撤了大队会计的职务。很快,文革给了这个徐家村人一次机会,他立马起来造反,要打倒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常银。于是高常银被炮打靠边站了。
      
       高常银正好是我们这个族系的人,为了寻找罪名打倒高常银,已经在大队文化革命委员会掌权的徐家人指示「一打三反」工作队,要我承认我做的那些事都是受高常银指使的。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巧,当年批斗我最起劲的中心小学的徐校长也恰恰是徐从旺的妹夫。。。。到一九七三年时,徐从旺造反没成功,高常银也没有官复原职,高徐两人的争斗悄然成为历史,没翻出甚么浪花。
      
       恩怨永远纠缠不清。此其一。再说我被推荐上大学的事,那也是无巧不成书。当时公社文教组负责推荐大学生的名字叫高常艶。巧的是,他名字的前两个字,恰恰跟我的本名「高常范」前面两个字一样。所以,当高常艶把我推荐到县教育组时,负责人竟然误以为我是高常艶的弟弟,而这位在选拔上掌有生杀大权的负责人,又正巧是高常艶在上饶师专的好同学。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不少当代中国政治、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潜规则」。首先,政策和指示从最高层下达,到地方上执行时,可能已经跟原来的意愿和内容完全不一样了。「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反革命活动,反投机倒把、反贪污、反铺张浪费。但我当时受的指77控,和这些内容完全沾不上边。
      
       再者,在像高家村那样的农村小圈子里,宗族、族系的传统和意识,总在或明或暗地左右着政策执行和政府的运行。从「四清」到文革,高家村的不同宗族、以及高姓和徐姓两家,一直在你争我斗,看不出谁会长赢谁又皆输。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同一件事情上,不同的人大多有不同的感受和经历。我们谴责毛泽东时代用阶级斗争的教条来解释和指导一切,但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人有不同的利益和需要,这是不可否认的。
      
       就拿所谓的样板戏来说吧。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可是我的记忆恰恰相反,它是我在农村最好的记忆之一。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间,为了解决广大群众「看戏难」问题,当时的文革派决定普及样板戏。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等联合,由谢铁骊等执导,将样板戏先后拍成舞台电影片,在全国农村发行、放映。
      
       也是由此机缘,我学会了欣赏和演唱京剧,特别是它的唱腔和台词,由此得益一辈子。现在还时不时唱一两段,使我在需要的场合能出个节目。国内外的朋友,包括搞京剧专业的,都会对我这个没有师从的农村京剧爱好者的水平大吃一惊。
      
       所以说,巴金的经历和我们农村人的不一样。巴金的回忆不但写出来了,而且有很多人读,包括外国人;而农村人一般不写回忆录,不会写,写了也没有人看。于是巴金的回忆就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还成了历史;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没有记忆,也没有历史。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文革期间小说、电影、戏剧创作枯竭,文化生活长时期极其枯燥。八亿人民八个戏,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强制性播放,连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板戏,这成了文革时期精神和文化生活贫乏的代名词——但是,这要看是对谁而言。
      
       文革前就算有一百个戏吧,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都是给城市老爷们看的。粗略地估计下,当时七亿中国人是农村人,很难说「一亿人一百个戏,七亿人民没有戏」的状况能证明整个中国更有文化生活。况且城镇的一亿人也不是人人都能看上一百个戏。
      
       「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版戏的京剧应该说也是文化生活,而且是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更反映出现代的所谓民主和人权理念。而且,样板戏普及的过程中,广大的老百姓变客体为主体,三百多种地方戏曲剧种对样板戏进行了移植就是证明。
      
       事实上,我和高家村的人就加入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戏剧移植工程。我们用本地的方言、本地的传统戏曲曲调来改演京剧。移植很成功,我们不但在本村演出,还应邀到几个其他的高家村去表演。我在工作的中心小学既当导演又当主演,给大队也演了一齣京剧。这些活动不但大大地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而且加强了社团和公共活动意识。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熟悉的曲调上台演戏,都兴奋得很,而且,他们全都认真地读剧本,也提高了识字和阅读能力。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的活动还开辟了年轻人之间自由恋爱的先例。文革前,所有高家的婚姻都是通过介绍人而达成的。而戏剧移植的活动,让各乡邻间走动得更勤,两对年轻人自由恋爱成功,而且他们的婚姻打破了阶级成份和族系门户。主演阿庆嫂的就是高家村一个富农成份的女孩,她没有受到歧视,反而扬眉吐气,大大风光了一番,成为很多年轻人羡慕的对象。
      
       我们把这种活力带向了周围的各个村落。高家村还建了个篮球场,还组织各村之间的的比赛。在那个年代,这给年轻人带来很多欢乐的时光。

       三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和「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的《人民日报》又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发表编者按,引述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指示。此后,大批的国家机关干部和家属被下放到了农村。
      
       就在那时,两个机关干部家庭从南昌的江西省政府机关下放到了我们大队。一家姓李,一家姓侯。李家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侯家是一个女孩。
      
       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怎么说也不是件愉快的事,开始的日子尤其如此。首先是生活条件的不便。对于习惯电灯的城里人来说,每天晚上漫无边际的黑暗是无法忍受的,即使他们两家都点着很大很亮的煤油灯,在其他农村人看来着实浪费,但他们还是不习惯。再就是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都得从井里打上来,担回家储在水缸里。另外,孩子上学的条件也自然没有城里好。。。。。。。
      
       最令他们烦恼的,恐怕还是前途的不确定。
      
       我们农村人都觉得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们的到来有点不可思议,而他们离开农村也是必然的,只是迟早的问题。但是一年年过去,他们还在农村呆着,那种不确定似乎就要演变成确定。他们孩子也越来越农村化,没人敢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农村人都很尊敬他们,但大多是敬而远之。他们被认为是有文化的省城官员,大队的领导不但经常请他们吃饭,还请他们开会、出主意、提建议。到后来,差不多每次重大活动和决策都有老李和老侯的参与。他们被认为是很有知识和教养的人,我打拍子指挥唱歌就是从老李那儿学来的。另外,他们在我们眼里也很富有。他们衣服的料子(甚么毛料和「的确良」)和做工好得我们看都不敢多看。他们照样拿在省城的工资,他们所在的生产队还分给他们粮食和其他物品,有的不用付钱,有的则很便宜。我们农村人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吃到的东西,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从农村人那儿买鱼,不但很新鲜而且很便宜,农民还给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些服务那时在城市都享受不到。
      
       在我眼中,他们显得那么高贵和优雅。
      
       我尤其欣赏李先生的女儿李倩如。她的名字就超凡脱俗,皮肤很白很柔滑,没有丝毫的斑点纹路。她走路和坐下的姿势都是那么的文静高雅,我心目中女性的一切美她都具有。对我来说,她简直高不可攀。
      
       当时,我并没有上完初中课程,但因为文革时农村中小学扩展的需要,我当上初中老师。有的学生跟我年纪差不多,李倩如就是其中之一。可我连跟她说话的勇气都没有。有一次我利用打乒乓球抢球的机会碰了她一下,心满意足了好一阵。九十年代在南昌和李家人再见面时,我谈起当年的那些小心思,孩子都已上中学的李倩如只是淡淡一笑。
      
       老侯跟老李不一样。老侯对毛时代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更虔诚,更投入。他们都不需要参加劳动,但老侯却像个普通农民一样,积极参加一切农事。最后他结实墩黑,成了道地的农民。老李和他的妻子则很少参加劳动,有的话也是一些轻松活,意思一下而已。对此也没人有甚么异议或批评,只是偶尔有人说他们架子大。对此他们要么不知道,要么无所谓,架子大又怎么的?
      
       四
      
       文革前,高家村没有学校,孩子们要步行三里地去中心小学,一天来回六趟:早读后回家吃早饭,再去上上午的课,回家吃完午饭去上下午的课,傍晚回家。那时农村人大多穿自家做的布鞋,能买得起雨鞋的很少。春天的泥泞,夏天的酷热和冬天的风雪,对孩子们着实是折磨,再加上其他困难,不少农村孩子想读书也没法子,失学现象很普遍。
      
       文革两年后,教改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于是高家村办起了本村的小学,我返乡不久就被选为本村小学第一任老师,同时教一年级和二年级。经费不足,我这样的老师没工资,按课时挣工分,农忙时也得赤脚下地干活,故得「赤脚老师」的称号。
      
       在我任教的两年,每个学龄儿童都入学了,老人们说这在高家村历史上前所未有。随着一二年级学生人数急剧增加,上高小和初中的也直线上升,而原来的中心小学就升格招收中学生了,我跟着「荣升」到中心小学教初一初二的数学。可那些课本连我自己都没碰过,只能边学边教。做「赤脚老师」,报酬只有一般老师的五分之一,还得教更高年级的课,但我乐在其中,更不在乎甚么公平不公平。
      
       虽说有被群众批斗的「政治污点」,我还是被「重用」,可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同时也说明在一切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并不能简单划分得益者和受害者,我自己在文革就兼而有之。当时的那种孤独与悲凉,如今只剩下一点惆怅而已。
      
       有时想起高家村,竟会莫名奇妙地热泪盈眶。当年,我一直觉得自己和那些摸鱼捉虾的乡下孩子有些格格不入,我用书本把自己和他人区分开来。后来教书,我硬着头皮啃大本的哲学书,半懂不懂,折腾得精疲力尽,但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似乎为了让自己对抗环境。
      
       我终于被推荐上了大学。先搭车去县城,转班车到鹰潭,再从鹰潭坐火车去厦门,一路辗转好几天。一条扁担,一头挑着旧木箱,一头挑着打补丁的被单,我就这样走进了厦门大学的校门。
      
       厦门是漂亮的花园城市。海滩上,校园大道宽敞,小径幽静,都是柏油或花岗岩石铺成。对我这个乡巴佬来说,感觉像是一脚跨进天堂。
      
       乡巴佬倒没被人瞧不起。只有大三去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实习,才感到身份的压力。瞧不起我的倒不是外国人,而是所谓同胞。那些百货商店那些穿着时髦、皮肤白净的上海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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