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爷小说网 > 社科电子书 > 七十年代(港版) >

第18节

七十年代(港版)-第18节

小说: 七十年代(港版)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因为形势紧张,夜晚增加了轮班巡逻,主要任务是保卫麦场。麦场上有几个大粮囤,积存着秋收的全部果实,拖拉机与各种农机具也都停在那里。农业连队没有枪,值班的两个知青只能空手徒步巡逻,现在想想也觉得荒唐。除了冷,还有在黑黝黝的凛冽寒风中的恐惧。我清楚记得,有一位北京知青在一次夜巡中与我同班,他是中科院地理所的子弟,说话瓮声瓮气。他似乎是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一定不要在明亮的地方走,在暗处,别人就在明处,我们就处处主动。我们于是就专拣暗黑的地方走。他又说,两人一定不要并排,并排危险的概率就太高,我们就彼此拉开距离,可是越拉开距离,就越觉得身前身后都是声音。夜里很静,踩在结了冰的雪面上,咔嚓咔嚓的脚步声显得格外响。巡逻时候,最温暖是从麦场走进亮着昏黄色灯光的马厩里,马不吃夜草不肥,这时候那些马都把脑袋伸在马槽里,安静地嚼着夜草。到值夜班的马厩的火炉边坐坐,有时能吃到烤得香香的老玉米。

       随着一批哈尔滨工读学校的学生到连队,清理阶级队伍升级了。在批斗会现场,他们搬了个窄窄的树墩子,让有嫌疑的所谓「特务分子」摇摇晃晃地站上去,然后一脚将树墩踢翻,看着他们仰面摔倒在地,再上去拳打脚踢。后来,「特务分子」越扩大越多,先是牵连到睡在我们班的开「二八」拖拉机的司机,再牵连到爱拉二胡的副班长。开拖拉机的司机姓齐,因为像狗熊一样长得又黑又壮,被老战士们称为「齐瞎子」。追查他,他嘴硬,不服,就被打得厉害,半边脸都肿了。我们全班都对这样打人反感,又没人敢站出来。「齐瞎子」被打后,也不说话,后来我们见他炕头放了一旅行袋的饼干,是在小卖部买的,足有十几斤,就在暗下里嘀咕,怕他想不通,要自杀。大家就开始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决心一旦发现就阻止他轻生。后来发觉,他每晚睡觉都是鼾声如雷,才明白他根本就没当回事,「活一天算一天,该吃的吃光,该喝的喝光」。这事后来不了了之,查了一通,甚么也查不出来,就一风吹了。那年冬天,「齐瞎子」问题查清后,他就结婚了,娶了一个漂亮的小媳妇。我记忆中最清晰是我们到他家新房,见他与小媳妇面对面,一块扯被里、缝被子的场景。两人面对面地扯被里的样子,后来一直在我心里成为温馨家庭生活的一种象征。

       冬天食堂的菜,只有三种:土豆、白菜、萝卜。这些菜平时贮藏在菜窖里,全都被冻过,吃的时候放在大锅里炖,根本没有油水。所以,那时候能到老战士家里吃一顿狍子肉,是天大的享受。冬天,狍子会成群结队在远处的雪原上跑过,在白雪上留下的脚印,回来时候,它们一定还走这条路线,所以被称为「傻狍子」。老战士们在它们经过的路上设下连环套,就可以套住牠们。狍子肉的做法,在当时几乎千篇一律,都是和土豆一起炖,而且肉少土豆多。

       还有一个解馋的办法,是到小卖部。小卖部里最吸引我们的,是上海梅林牌的红烧猪肉罐头。铁盒包装的罐头里,其实有一半是油,肉很破碎,一共也没有几块,但是吃起来极香。从食堂打回没有油水的菜汤,掺上罐头里的红烧猪肉,然后在宿舍的炉子上加工,再吃就感到鲜美无比。那时候,我们的工资加上边境地区的津贴,每个月只有四十九元,但是作为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过的简直是奢侈生活。所以,我们到小卖部并不怜惜花销。最奢侈的一个,大约是少体校打篮球的陈文江。他近一米九的个子,穿四十四码鞋,张开手就能把篮球单手抓起来,大家觉得这一手非常了不起,因此都叫他「大手」。他有每天保持干吃奶粉的习惯,只要回到宿舍,就靠在被褥上一口口干吃奶粉,还说,奶粉的味道比牛奶要好。除奶粉,他还爱吃白糖,也不用水稀释,就那么一勺勺地干吃。

       冬天小卖部里的水果,只有冻柿子与冻梨。相比冻柿子,我对冻梨的印象更深,那是一种圆圆的黑色的梨,冻得非常结实,像一个个铁球。把这些铁球买回来,先扔在水里解冻,等一层透明的冰壳褪去之后,里面是半烂半不烂软软的瓤,咬在嘴里,还是冰牙。

       当时最吸引人的娱乐,当然是看电影。放映地就在食堂,冬天四面漏风,墙上都结着一层冰霜。最难忘是那一年放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轮转到我们连队放映,似乎已经是下半夜的两三点钟,可是大家仍然像是迎接一个节日那么高兴,没有人在意那冬夜的寒冷。

       冬天最难受的是上厕所,风从茅坑下钻上来,有如利刃割肤,下面,是宝塔般耸立在那里结成冰砣的粪便。这样蹲坑的滋味实在受不了,我们就选择野外的雪地方便。但是旷野里八面来风,又是另一种滋味,等拉上裤子,屁股冻得完全麻木。一场大雪后,我们在靠宿舍的山墙边上,动手用积雪围成了一个厕所。这厕所垒成一人多高,走进去还有一个拐角,经过这拐角,才是用来如厕的隐秘的空地,周边是洁白的雪墙,头顶是明净夜空中一轮清明之月,风都被挡在外面。这个雪厕又干净又方便,每天的排泄物会迅速冰冻,也没有臭气;清洁的时候,只需把粪便铲去,再铺上新雪,就能每天都保持整洁。

       在宿舍门口,另一个必需解决的,是日常的泼水问题。每天洗脸洗脚的水,如果出门就泼,门口就会都是冰,相当危险。我们设计出一个坡度,大家都顺坡倒水,渐渐变成一个顺坡的冰面,于是很快有人用桦树干钉成一个小爬犁,顺着坡面可以滑下去,大家都觉得好玩。

       在记忆中,这一年过年,我第一次喝了白酒,喝的是六十五度的「北大荒」。过去在家里,只跟着父亲喝过一点甜酒(也就是那时零卖的葡萄酒),所以烈酒下肚,似乎五脏六腑都在燃烧,结果大年三十的夜晚,我吐得一蹋糊涂。不过喝多的好处,是晕晕乎乎忘记了想家。等到酒劲过去,大家动手包的的年夜饺子,都已经包得差不多,等着下锅了。对那个除夕夜,还有一件事很难忘:我们放到室外去冷冻的饺子,最后都给狗吃了,还有我们埋在雪窝里准备过年吃的很多别的东西,也都给狗刨了出来。

       从过年到开春,其实还有一个漫长的时间,但在我记忆中,好像只是瞬间。开春时候,开了九大,林彪当了副主席。这时雪化了,道路变成泥泞不堪,山墙边的厕所变成了最丑陋的所在,我们揑着鼻子才将它清理干净,但臭气犹存,久久消散不去。


起程

发布: 2009…4…10 05:40 | 作者: 高默波


——一个农村孩子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

出生在江西一个小村庄的贫苦家庭。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厦门大学,后选派到英国留学,先后就读威尔士大学、剑桥大学、西敏寺大学和埃塞克斯大学。后移民到澳大利亚,先后在格里菲斯大学和塔斯曼尼亚大学任教。现任阿得莱德大学讲座终身教授,兼任阿得莱德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发表了四部专着和一系列文章及合着章节。最新专着是《解释中国过去的论争:毛和文革》。

       一
       
       要说七十年代,还得先从六十年代末我刚上初中时说起。
      
       那时一个农村孩子能上初中已经了不起了。拿我们两百多人口的高家村来说,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四个孩子上了中学,其中一个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儿子。
      
       父亲是在我上初中前一年去世的。他临终前的唯一愿望就是我能继续升学。那时的初中离高家村有十几里地,不可能天天来回走路,只能在校寄宿。父亲省钱买了个搪瓷脸盆,生怕把农村人用的木盆带到学校丢人现眼。
      
       在我上中学期间,父亲去世了,两个姐姐都出嫁了。我是三兄弟中的老大,虽说才十几岁,但也该是挣工分的劳动力,可上学非但不能养家,还得由家里负担学杂食宿费。三寸小脚的母亲也不得不下地干活,贴补家用。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时,我刚上初中二年级,学校突然就宣布停课了。文革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搞不清楚,但高年级同学写的那些大字报我倒是看得津津有味。一个地理老师的卧室兼办公室被抄,他单身多年。大字报上说,他有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因为他日记中写道,有一次乘公共汽车坐在一个女人身旁,贴着她感觉很舒服。另一个证据是,他嫌公共厕所臭,每次都要跑到学校旁的树林上厕所。
      
       甚么是资产阶级?我们似懂非懂,只是觉得这老师的确有点怪。村里男女老少之间,打打闹闹动手动脚是家常便饭,为甚么身体接触一下,就会激动得写进日记?让人不可思议。
      
       学校里有好多新鲜事,让我们好奇。比如说那些单身,我们数学老师个子高挑,虽说没多漂亮,但找个对象应该易如反掌;另一个女老师也是,还总是穿高跟鞋,这对我们农村人来说感觉挺怪的。还有教导主任黄某,胖得出奇,腆着个大肚子,跟我们这些皮包骨的乡下人相比,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
      
       我们对老师很尊敬,没人打老师,甚至也没人给他们戴高帽子。文革初期,我目睹了唯一一次打人事件,是学生们殴打学校食堂兼仓库的管理员。那时候农村学生在校寄宿,星期六回家,星期天从家挑一担大米和柴禾到学校,交给管理员过秤,再根据重量给我们饭票。他过秤时总是偷奸耍滑,饭票比大米少,而到口的米饭又比饭票含量少。很多人都怀疑他贪污,但又找不到证据,文革终于给了人们发泄的机会。
      
       有一天,上面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要从学生中选代表去北京,十里挑一,协商提名,公开投票。家庭出身很重要,一定要贫下中农、工人和革干家庭;第二条就是学习成绩,外加公信力。我被提名,但我的同桌强烈反对,说我道德品质有问题,偷过他的折叠小刀。这是胡扯。我在屋外捡到一把小刀,爱不释手,就留下了。他非说那刀子是他的。好在没人相信他的指控,我还是被选上了。
      
       那趟旅程最让我激动的是头一次坐火车,这比见毛主席更令人激动。北京街道宽敞豁亮,高楼大厦,真有点儿像神话世界,连发给我们当干粮的饼干也挺神奇。
      
       那天早上四点起床,步行去天安门广场,等待毛主席接见。我们编队坐在地上,等啊等啊,唱呀唱呀,再一条条读毛主席语录。终于一辆辆敞篷汽车开过来,一晃而过。周围有些人瞬即大哭大喊,我有点莫名其妙。说实话,连毛主席长啥模样我都没看清。回到高家村,人家问我看到毛主席了吗,我当然说看到了。啥模样?跟画像上一样。
      
       那些高年级的造反派头头是些爱虚荣的家伙,军大衣、自行车和白塑料底鞋让他们出尽风头,惹得漂亮女生频送秋波。至于红卫兵是甚么,为甚么造反,造谁的反,我很茫然。停课闹革命,我稀里糊涂成了公社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在公社无反可造,最多在食堂白吃白喝。接着,造反造到我们生产大队,我又为挨整的大队支记辩护,结果成了保皇的造反派。
      
       村里的年轻人最向往的就是离开农村,比如入伍和招工。而我从小听力不好,入伍我身体不够格,招工机会更少,所以对我来说,脱离农村的唯一途径就是上学高考。文革一来,不管学习成绩好坏,这条路都断了。于是我成了「返乡知青」,造反不知道怎么造,上学上不成,我这本来就是农民的学生就又成了农民了。
      
       不过,我倒也没觉得天塌下来。跟那时多数农村人一样,我总是认为,事情是怎样就怎样。我们农村人跟黑格尔一样理性: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以,后来的遭遇再如何,我也能坦然面对。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也成了被打击的对象之一。「一打三反」工作队的人看见我读《水浒传》,就把书没收了,说是封建书籍。另一件事也惹了麻烦。为了铲除农村的封建思想,工作队把村里的宗谱收集起来准备烧掉,我那时正热衷于练毛笔字,农村缺少纸张,就从查抄后存放在仓库的宗谱中拿了一些来练毛笔字。工作队觉得「偷家谱私藏有封建意识」,连同读封建书籍的罪名,数罪并罚,将我抓了起来。
      
       那时我已经是高家村的「赤脚老师「,工作队就把我交给教师群众们批斗。我在中心小学被软禁了两个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1 1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