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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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形势紧张，夜晚增加了轮班巡逻，主要任务是保卫麦场。麦场上有几个大粮囤，积存着秋收的全部果实，拖拉机与各种农机具也都停在那里。农业连队没有枪，值班的两个知青只能空手徒步巡逻，现在想想也觉得荒唐。除了冷，还有在黑黝黝的凛冽寒风中的恐惧。我清楚记得，有一位北京知青在一次夜巡中与我同班，他是中科院地理所的子弟，说话瓮声瓮气。他似乎是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一定不要在明亮的地方走，在暗处，别人就在明处，我们就处处主动。我们于是就专拣暗黑的地方走。他又说，两人一定不要并排，并排危险的概率就太高，我们就彼此拉开距离，可是越拉开距离，就越觉得身前身后都是声音。夜里很静，踩在结了冰的雪面上，咔嚓咔嚓的脚步声显得格外响。巡逻时候，最温暖是从麦场走进亮着昏黄色灯光的马厩里，马不吃夜草不肥，这时候那些马都把脑袋伸在马槽里，安静地嚼着夜草。到值夜班的马厩的火炉边坐坐，有时能吃到烤得香香的老玉米。
随着一批哈尔滨工读学校的学生到连队，清理阶级队伍升级了。在批斗会现场，他们搬了个窄窄的树墩子，让有嫌疑的所谓「特务分子」摇摇晃晃地站上去，然后一脚将树墩踢翻，看着他们仰面摔倒在地，再上去拳打脚踢。后来，「特务分子」越扩大越多，先是牵连到睡在我们班的开「二八」拖拉机的司机，再牵连到爱拉二胡的副班长。开拖拉机的司机姓齐，因为像狗熊一样长得又黑又壮，被老战士们称为「齐瞎子」。追查他，他嘴硬，不服，就被打得厉害，半边脸都肿了。我们全班都对这样打人反感，又没人敢站出来。「齐瞎子」被打后，也不说话，后来我们见他炕头放了一旅行袋的饼干，是在小卖部买的，足有十几斤，就在暗下里嘀咕，怕他想不通，要自杀。大家就开始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决心一旦发现就阻止他轻生。后来发觉，他每晚睡觉都是鼾声如雷，才明白他根本就没当回事，「活一天算一天，该吃的吃光，该喝的喝光」。这事后来不了了之，查了一通，甚么也查不出来，就一风吹了。那年冬天，「齐瞎子」问题查清后，他就结婚了，娶了一个漂亮的小媳妇。我记忆中最清晰是我们到他家新房，见他与小媳妇面对面，一块扯被里、缝被子的场景。两人面对面地扯被里的样子，后来一直在我心里成为温馨家庭生活的一种象征。
冬天食堂的菜，只有三种：土豆、白菜、萝卜。这些菜平时贮藏在菜窖里，全都被冻过，吃的时候放在大锅里炖，根本没有油水。所以，那时候能到老战士家里吃一顿狍子肉，是天大的享受。冬天，狍子会成群结队在远处的雪原上跑过，在白雪上留下的脚印，回来时候，它们一定还走这条路线，所以被称为「傻狍子」。老战士们在它们经过的路上设下连环套，就可以套住牠们。狍子肉的做法，在当时几乎千篇一律，都是和土豆一起炖，而且肉少土豆多。
还有一个解馋的办法，是到小卖部。小卖部里最吸引我们的，是上海梅林牌的红烧猪肉罐头。铁盒包装的罐头里，其实有一半是油，肉很破碎，一共也没有几块，但是吃起来极香。从食堂打回没有油水的菜汤，掺上罐头里的红烧猪肉，然后在宿舍的炉子上加工，再吃就感到鲜美无比。那时候，我们的工资加上边境地区的津贴，每个月只有四十九元，但是作为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过的简直是奢侈生活。所以，我们到小卖部并不怜惜花销。最奢侈的一个，大约是少体校打篮球的陈文江。他近一米九的个子，穿四十四码鞋，张开手就能把篮球单手抓起来，大家觉得这一手非常了不起，因此都叫他「大手」。他有每天保持干吃奶粉的习惯，只要回到宿舍，就靠在被褥上一口口干吃奶粉，还说，奶粉的味道比牛奶要好。除奶粉，他还爱吃白糖，也不用水稀释，就那么一勺勺地干吃。
冬天小卖部里的水果，只有冻柿子与冻梨。相比冻柿子，我对冻梨的印象更深，那是一种圆圆的黑色的梨，冻得非常结实，像一个个铁球。把这些铁球买回来，先扔在水里解冻，等一层透明的冰壳褪去之后，里面是半烂半不烂软软的瓤，咬在嘴里，还是冰牙。
当时最吸引人的娱乐，当然是看电影。放映地就在食堂，冬天四面漏风，墙上都结着一层冰霜。最难忘是那一年放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轮转到我们连队放映，似乎已经是下半夜的两三点钟，可是大家仍然像是迎接一个节日那么高兴，没有人在意那冬夜的寒冷。
冬天最难受的是上厕所，风从茅坑下钻上来，有如利刃割肤，下面，是宝塔般耸立在那里结成冰砣的粪便。这样蹲坑的滋味实在受不了，我们就选择野外的雪地方便。但是旷野里八面来风，又是另一种滋味，等拉上裤子，屁股冻得完全麻木。一场大雪后，我们在靠宿舍的山墙边上，动手用积雪围成了一个厕所。这厕所垒成一人多高，走进去还有一个拐角，经过这拐角，才是用来如厕的隐秘的空地，周边是洁白的雪墙，头顶是明净夜空中一轮清明之月，风都被挡在外面。这个雪厕又干净又方便，每天的排泄物会迅速冰冻，也没有臭气；清洁的时候，只需把粪便铲去，再铺上新雪，就能每天都保持整洁。
在宿舍门口，另一个必需解决的，是日常的泼水问题。每天洗脸洗脚的水，如果出门就泼，门口就会都是冰，相当危险。我们设计出一个坡度，大家都顺坡倒水，渐渐变成一个顺坡的冰面，于是很快有人用桦树干钉成一个小爬犁，顺着坡面可以滑下去，大家都觉得好玩。
在记忆中，这一年过年，我第一次喝了白酒，喝的是六十五度的「北大荒」。过去在家里，只跟着父亲喝过一点甜酒（也就是那时零卖的葡萄酒），所以烈酒下肚，似乎五脏六腑都在燃烧，结果大年三十的夜晚，我吐得一蹋糊涂。不过喝多的好处，是晕晕乎乎忘记了想家。等到酒劲过去，大家动手包的的年夜饺子，都已经包得差不多，等着下锅了。对那个除夕夜，还有一件事很难忘：我们放到室外去冷冻的饺子，最后都给狗吃了，还有我们埋在雪窝里准备过年吃的很多别的东西，也都给狗刨了出来。
从过年到开春，其实还有一个漫长的时间，但在我记忆中，好像只是瞬间。开春时候，开了九大，林彪当了副主席。这时雪化了，道路变成泥泞不堪，山墙边的厕所变成了最丑陋的所在，我们揑着鼻子才将它清理干净，但臭气犹存，久久消散不去。
起程
发布： 2009…4…10 05：40 ｜ 作者： 高默波
——一个农村孩子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
出生在江西一个小村庄的贫苦家庭。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厦门大学，后选派到英国留学，先后就读威尔士大学、剑桥大学、西敏寺大学和埃塞克斯大学。后移民到澳大利亚，先后在格里菲斯大学和塔斯曼尼亚大学任教。现任阿得莱德大学讲座终身教授，兼任阿得莱德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发表了四部专着和一系列文章及合着章节。最新专着是《解释中国过去的论争：毛和文革》。
一
要说七十年代，还得先从六十年代末我刚上初中时说起。
那时一个农村孩子能上初中已经了不起了。拿我们两百多人口的高家村来说，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四个孩子上了中学，其中一个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儿子。
父亲是在我上初中前一年去世的。他临终前的唯一愿望就是我能继续升学。那时的初中离高家村有十几里地，不可能天天来回走路，只能在校寄宿。父亲省钱买了个搪瓷脸盆，生怕把农村人用的木盆带到学校丢人现眼。
在我上中学期间，父亲去世了，两个姐姐都出嫁了。我是三兄弟中的老大，虽说才十几岁，但也该是挣工分的劳动力，可上学非但不能养家，还得由家里负担学杂食宿费。三寸小脚的母亲也不得不下地干活，贴补家用。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时，我刚上初中二年级，学校突然就宣布停课了。文革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搞不清楚，但高年级同学写的那些大字报我倒是看得津津有味。一个地理老师的卧室兼办公室被抄，他单身多年。大字报上说，他有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因为他日记中写道，有一次乘公共汽车坐在一个女人身旁，贴着她感觉很舒服。另一个证据是，他嫌公共厕所臭，每次都要跑到学校旁的树林上厕所。
甚么是资产阶级？我们似懂非懂，只是觉得这老师的确有点怪。村里男女老少之间，打打闹闹动手动脚是家常便饭，为甚么身体接触一下，就会激动得写进日记？让人不可思议。
学校里有好多新鲜事，让我们好奇。比如说那些单身，我们数学老师个子高挑，虽说没多漂亮，但找个对象应该易如反掌；另一个女老师也是，还总是穿高跟鞋，这对我们农村人来说感觉挺怪的。还有教导主任黄某，胖得出奇，腆着个大肚子，跟我们这些皮包骨的乡下人相比，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
我们对老师很尊敬，没人打老师，甚至也没人给他们戴高帽子。文革初期，我目睹了唯一一次打人事件，是学生们殴打学校食堂兼仓库的管理员。那时候农村学生在校寄宿，星期六回家，星期天从家挑一担大米和柴禾到学校，交给管理员过秤，再根据重量给我们饭票。他过秤时总是偷奸耍滑，饭票比大米少，而到口的米饭又比饭票含量少。很多人都怀疑他贪污，但又找不到证据，文革终于给了人们发泄的机会。
有一天，上面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要从学生中选代表去北京，十里挑一，协商提名，公开投票。家庭出身很重要，一定要贫下中农、工人和革干家庭；第二条就是学习成绩，外加公信力。我被提名，但我的同桌强烈反对，说我道德品质有问题，偷过他的折叠小刀。这是胡扯。我在屋外捡到一把小刀，爱不释手，就留下了。他非说那刀子是他的。好在没人相信他的指控，我还是被选上了。
那趟旅程最让我激动的是头一次坐火车，这比见毛主席更令人激动。北京街道宽敞豁亮，高楼大厦，真有点儿像神话世界，连发给我们当干粮的饼干也挺神奇。
那天早上四点起床，步行去天安门广场，等待毛主席接见。我们编队坐在地上，等啊等啊，唱呀唱呀，再一条条读毛主席语录。终于一辆辆敞篷汽车开过来，一晃而过。周围有些人瞬即大哭大喊，我有点莫名其妙。说实话，连毛主席长啥模样我都没看清。回到高家村，人家问我看到毛主席了吗，我当然说看到了。啥模样？跟画像上一样。
那些高年级的造反派头头是些爱虚荣的家伙，军大衣、自行车和白塑料底鞋让他们出尽风头，惹得漂亮女生频送秋波。至于红卫兵是甚么，为甚么造反，造谁的反，我很茫然。停课闹革命，我稀里糊涂成了公社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在公社无反可造，最多在食堂白吃白喝。接着，造反造到我们生产大队，我又为挨整的大队支记辩护，结果成了保皇的造反派。
村里的年轻人最向往的就是离开农村，比如入伍和招工。而我从小听力不好，入伍我身体不够格，招工机会更少，所以对我来说，脱离农村的唯一途径就是上学高考。文革一来，不管学习成绩好坏，这条路都断了。于是我成了「返乡知青」，造反不知道怎么造，上学上不成，我这本来就是农民的学生就又成了农民了。
不过，我倒也没觉得天塌下来。跟那时多数农村人一样，我总是认为，事情是怎样就怎样。我们农村人跟黑格尔一样理性：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以，后来的遭遇再如何，我也能坦然面对。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也成了被打击的对象之一。「一打三反」工作队的人看见我读《水浒传》，就把书没收了，说是封建书籍。另一件事也惹了麻烦。为了铲除农村的封建思想，工作队把村里的宗谱收集起来准备烧掉，我那时正热衷于练毛笔字，农村缺少纸张，就从查抄后存放在仓库的宗谱中拿了一些来练毛笔字。工作队觉得「偷家谱私藏有封建意识」，连同读封建书籍的罪名，数罪并罚，将我抓了起来。
那时我已经是高家村的「赤脚老师「，工作队就把我交给教师群众们批斗。我在中心小学被软禁了两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