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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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间陋室人去楼空，屋顶掀开，一地烂家当。这非人的居所并非命该被毁，只因万千私房从五十年代被充公、被改制，承受几代不具产权的住户，繁衍、膨胀、溃烂，丧尽尊严。我在瓦砾堆中几次踩到屋主的家庭照片，污损蒙尘，凝着微光：黑白照片大致摄于五十到七十年代，民国的爹妈和他们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依偎着，红领巾、红宝书，幸福而愚昧；彩色照片始于八十年代迄今，同一家人，大的大了，老的老了，口红、烫发，廉价的西装与时装，更其愚昧而幸福。
三五上年纪的人在废墟间踯躅，显然是老住户，看去与我同龄，那么七十年代正当年轻，就近上学玩耍，及长，务工务农，八十年代成家立业，直到拆迁。平庸的悲剧悲喜莫辨，被驱逐的补偿是他们远在郊外的新公寓。三十多年前当我们爬上屋顶伫立风中，猖狂而茫然，谁曾想连绵弄堂万瓦鳞比，有一天会成废墟，更不曾想老来有住进公寓的命——煤气，冰箱、彩电、冷热水、抽水马桶，七十年代的民居完全没有这些，因为没有，事事理所当然：洗刷年夜饭后的油腻锅碗，用冰凉的水；冬日清晨抖瑟瑟升燃煤球炉，看炉火逐渐变蓝；挨家挨户的马桶等候粪车时，娘姨们和车夫打情骂俏。。。。很久很久没用双手自己洗衣，一件件穿过竹杆，晾出去。移居纽约的母亲至今不肯放弃手洗的积习，只不必与邻里等候同一个水槽。
前现代生活并非地狱，时或简直天堂。没电视，但五十年代全国的小朋友从无线电聆听慈蔼的孙敬修老爷爷（七十年代他消失了）；贫家没有收音机，但隔壁弄堂的板车夫大叔常在家门口给大家讲桃园三结义，声若洪钟（七十年代谁敢当众讲古）。今日街巷不再有望之无边的乘凉人群，人人裎膀露腿，无耻而坦然。不过革命少女当街熟睡，深宵时分被人剪开瀣裤的遭遇，时有所闻，肇事者的下场当然是逮捕枪毙。
文革初，芸芸弄堂一夜间沦为惨剧的舞台：这里那里的人家，门窗洞开，昼夜抄家，邻里屏息谛听：呵斥、咆哮、嚎哭、抗辩，沉重的家当连续扔出窗外，砰然碎裂，殴打的声响惊心动魄。几乎每天听闻谁家有人失踪或自杀：上吊、割腕、开煤气。。。。有位老太太居然攀上屋顶，爬着，寻到羞辱她的那一户顶层，跳下去。活着的罪人低头走过，身首凝着他人的唾沫。我眼看对门那位穿旗袍的母亲当众发疯，声若游丝，缓缓移步，缓缓煽动展开的双臂，一脸令人惊怵的狂喜。
是的。只要看见残存的七十年代民居，我知道每个门洞后有过甚么故事。记忆是该捣毁，如今京沪的神奇，是除了我党恩赐的伧俗繁华，看过去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
历史在原来发生的地方消失了。我心里时常望见七十年代的上海夜晚，掌灯时分，熄灭希望的家家户户被十五或二十支光灯泡照亮，团坐吃饭，温馨而凄凉。六十年代末的暴乱已告缓和，七十年代彷彿一张被轮番痛打的脸，宁静了，渐有活色。公园店铺熙熙攘攘，爱俏的男女偷偷裁剪衣装，电影院停业多年后开始放映几部革命电影，阁楼或天井传出小提琴声，不事声张的体育比赛恢复了，53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时髦——一九七一年林彪事变后的莫大事变，是翌年基辛格尼克松相继访华，美帝国主义长驱直入。我小学所在的茂名北路直通锦江饭店，「上海公报」即在那里签署，沿途所有住户因此招致严厉监管，包括晾晒的衣裤不得移出窗外。外宾被指定经过的街市一时货品充盈，春节才供应的全猪全鷄密匝匝堆出来，通体冰霜，只给看，不卖，美国人一走，当夜撤回——今岁京城举办奥运会的全套把戏早在三十六年前精彩预演，只是琳琅道具可比那时阔气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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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监管，如今的招数与七十年代相比，各有胜擅。父亲，戴帽右派，文革十年每年春节不许出门，于是大年初一将自行车扛到楼上，拆一地，细细擦拭——五类分子总算废除了，现在被各地官员层层扣押者是前仆后继的上访人员，再就是管不胜管的盲流人口，数千万。前几年坐火车北上，尾端两节车厢挤挤挨挨坐满民工，据说没有暂住证，集体遣返，年纪最小的十三四岁，看守的武警也是农村孩子脸——九十年代上海黄蜀芹执导连续剧《孽债》，一开头便是横七竪八挤满乘客的昏暗车厢，几位被知青遗弃的小孩混票上车，北上寻亲，被查出，逮起来。镜头移出窗外，黑夜，车声隆隆，呼啸转弯：这一刻，我猛然撞见常年流离的七十年代。
现在车站送旅人，站台空寂。一九九二年从纽约初次回国，若有所失：车窗改成封闭式，送者寥寥，每一车门下站着女列车员。这就对了，但于老知青却是记忆的错位：七十年代站台送别永远是在列车无声啓动的剎那，人群轰然暴哭，无数手臂扯紧又掰开，同时吵闹着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音乐？8943。电影可能是火车生涯的最佳叙述，除了画面，车轮的密集音响才是记忆的神助：阔别神州十一载，那年回国头一次坐火车，清晨六点我被列车播音吵醒：杂音喧嚣的起始乐「东方红」，接着是播音员傲慢的诵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势虚张，和过去一样，但那熟悉的非人腔调给我近乎刺痛的亲切：不是记忆，而是感官，我发现自己仍是七十年代的人质。
七十年代的记忆被火车贯穿：文革十年，亿万人民不准迁徙，没有旅行，出行和返回一律需要公家证明，除非政治或商业性质的差旅，被准予在「祖国大地」往来南北的群体，是上千万知青：被赋予光荣的革命身份，却没有户口和单位的人。那时我在深山徒然羡慕靠近公路的村落，扒车混票，出得山来，路近省城一眼望见铁轨，思家之念汹涌难抑。筹划票钱是父母的大笔预算，贫家儿数年回不得家。赣州，宁都，地方知青也得下乡，也想回家。与我同村熬着一对赣州兄弟，吃苦、乖巧，不知家中甚么事故，哥哥暗中筹划离开，没钱，决定一路帮工步行回家。忽一日我看他挑着行李疾步过村，远远大叫：「保重啊丹青，你也要想办法走啊！」同时泪流满面——赣南山区每四五里路有明清留下的砖砌凉亭，予人歇息，墙上残留红军时代直到文革的标语。我久在山中学会长途跋涉，走啊走，人会平静坚毅。荒径草长，蛇！惊人地美丽，瞳仁与我对视剎那，倏忽逸走了，嘶嘶有声，遗下一窝蠕动的小蛇。
七十年代没有国道，没有立交桥，没有高速公路，除了自行车，没有任何人拥有私家车，火车、公车、大卡车、拖拉机，全部属于国家（直到八十年代，汽车司机还曾是民女的最佳求偶对象）。军人，囚犯，中南海的人，是七十年代另三类被严格保密的移动群体：多年后，我从境外书刊获知毛在七十年代的数度出行：忽然起意备车，忽然中途改道，忽然在车厢逐一招见当地省官——「你们要对我说实话」，这位伟大的谎言家威胁并恳求他的属下——这些属下有吉普专车，不过与今日玩高尔夫球的省官们的进口车，不可比了。
七十年代有飞机的故事吗，现在首都机场仍然保留周恩来迎候尼克松的小小机场。那时几乎没有民用航空业，我唯一的空中旅行是一九七六年自南京去拉萨，当天机场的全部业务，只有一班飞机。
辽阔、贫荒、昏沉，七十年代远未梦见日后中国的路途，一九四九年后的政治变局从未如此密集，接踵而来，以持续阻断的形态联结七十年代——
一九六九年，分送各省农村的大规模遣散，啓动了，世称「干校」，名单中囊括当时全国重要的文人和艺术家。上山下乡号令经已发布一年，数百万老三届初高中生以半数比例发配边省，我所属六九届的遣送比例，则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定为百分之百。
一九七○年，我与数万名初中生被发配赣南、皖北、云南、黑龙江，三月注销户口，四月初塞满一系列专程火车，喧哗哭叫，离开上海。
一九七一年，当毛主席将他的专列停靠南昌郊外约来省委书记进车厢秘谈时，我在当年他和红军盘据的深山学会砍柴做饭，认定此生将永远落户农村。九月，林彪事败。
一九七二年初，我从蚊帐收听到美国人来了，局势缓和，五月，由江青作主恢复歌舞表演和全国美展──同年，全国人民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出访北美四国的纪录片中，第一次看到西方的摩天大楼和二次现代化的种种景观。
一九七三年，各省出版业渐次恢复，我有幸被江西省出版社借调绘制连环画，走出山沟，去到南昌。同年，中央美院两位才子：描绘《开国大典》的内控右派董希文；描绘土地改革，来自延安的革命画家王式廓，盛年夭折。
一九七四年我被告知仍须回乡务农，邓小平被安排去井岗山做革命「怀旧」之旅，意谓复职在即，年底，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斗胆宣布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那年我混票赴京，为观看全国美展。首都空旷宁静，古意苍苍，正是意大利人被允许入境拍摄《中国》期间。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施政展开，其中包括有限放宽并调整下放人员政策，我的私人变动是转赴江北落户，趋近上海，南京就在长江对岸。
一九七六年元月周恩来死，三月邓小平下台，四月，南京北京相继爆发庞大骚动——我目击金陵城数十万工人借周恩来之死游行抗议，一路花圈高及树顶，浩浩荡荡——入夏是唐山地震。九月，毛主席逝世，乃有本文开始的一幕。不久华国锋上台，十月，四人帮就捕。
一九七七年我回到江北，不久全国恢复高考。四五天安门运动被中央适时正名，历年积欠纍纍冤案的平凡昭雪，闪现希望：毛终于走了，为文革时期乃至上溯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数百万旧案的一举重议，在是年中央文件中显露契机。
一九七八年秋，北上就学。深秋，西单民主墙贴出第一份民间政论，并呼吁邓小平复出。冬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宣布告别政治运动。年底，中美正式建交。不久邓小平访美纪录片公映，中国人看见了白宫与曼哈顿，并聆听由丹佛演唱的轻型摇滚乐乡村歌曲。
一九七九年春，中越开战，西单墙被封。文革末期临刑时被切断喉管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忽然成为是年被隆重宣扬的人物，中国美术馆为之举办专展，纪念活动随即被抑制，相关连环画禁止出版。秋初，北京《星星》在野艺术团伙亮相受阻，上街游行。
这是一份被重复无数次的大事记，倒退三十多年，其中每件私事，无不仰赖国事的松紧与宽严，攸关亿万人的命运：命运就是公章——平反、出狱、回城、复职、退赔私产、准予高考、作品开禁。。。。工人的奖金、农民的集市，终告合法，半合法半地下的琐屑事物，包括用稀有盒式磁带辗转录制邓丽君的歌声。。。。离散的人团圆了，到处是追悼会和骨灰安葬仪式（刘少奇平反大会迟至一九八○年），控诉、涕泣、失态、过度惊喜、卑怯的感激——总之，一切的一切取决于公章和准许盖章的命令。农场朋友曾描述这等传奇：场部抽屉锁着公章，如玉壐，万难啓用。一九七七年允许回城的国家指令下达了，为一拨拨申请人分别盖章，不胜烦，场部用一根长长的橡皮筋栓住图章，吊起来，大门洞开，四乡来人随时进入，一把扯下，自行盖章，盖妥了，命运的皮筋随即弹回原位。
自一九七六年底到一九七九年期间，虽然各省旧案的审断仍将案犯执行枪决，其中许多怨鬼稍后便属革命英雄。然而那时国家陶醉其间的总情绪可以概括为获颁大赦令，而党的语言甚至将一九七六年喻为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第二次解放」——若非严厉的讽刺，显然这是全党共识：当年拯救人民的大救星必须陨灭、身死，这才换来二次大解放——「解放后」的成年人个个扬眉吐气，悲从中来。久违的文艺名流陆续出台，苍老、衰败，动辄哭笑，引吭高歌，近于疯癫——我们的好总理啊！你在哪里——扮演白毛女的老区歌手王昆同志在演唱中几度哽咽，收音机长时间录播她的泣不成声，还有超长的不断被自己打断的感言。
一九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