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4期-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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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都是一些生活原则，这些生活原则曾经安顿了中国人的生命，因此对这些生活原则的理解，必须回到它们产生的生活状态中去。唯有如此，才可能真正把握经典的精神，向古人学习智慧。以今天的生活为标准去否定古代的生活，以今天的社会价值去否定传统的伦理价值，这种空悬一个现代价值，去古代经典寻找靶子的做法，不但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更加远离了传统的智慧。
　　“深度腐败”的观点在纸媒和网络均十分惹人注目，刘也多有辩护和申说。但对下面这个贴子一直没有做出回应，姑且附录于此，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亲不举证”，是对亲情的理解与重视，至少属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智慧。汉代，作为统治者的皇帝经常下诏免“父子相匿”罪——他难道不知道维护“社会性公德”？难道要鼓励“深度腐败”？不是。因为他更清楚，家族的稳固与社会的稳固相关，社会的稳固与政权的稳固相关。“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就是因为通过自然亲情的演绎表达，情感凝结为信念而成就一种仁的人格。“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所以才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历史经验。而告奸成俗，在家族作为生活和生产的基本单位的时代里，从细部来说也许能够成就法律那“无情的智慧”，但从整体来说，却只会意味着整个社会基础的瓦解崩溃。因为“人情挫辱，则义节之风损”（大义灭亲同样是儒家所表彰的，那需要具体的分析。但可以肯定，“攘羊”不在此列）。
　　乱伦比通奸普遍治罪更重，也是基于同一理由。
　　另外，法家指责儒家的重私轻公、“上下相匿，以文避法焉”（“以文避法”与“以文乱法”中的“文”，是礼俗原则。民“怯于公战，勇于私斗”之“公”是公室，即另一大家族，而不是公共publics），立足点并不是正义，恰恰属于以一人之私灭天下人之私，是对正义的真正破坏和践踏。所以，简单摘取一些自由主义的“现代”观点价值对儒学的亲情伦理进行批判并不十分合适。自由主义思想的权利概念、功利主义倾向和理性主义色彩，在这一问题上更多的应该是偏向儒家而不是法家思想一边。


余三定
　　巴陵胜境，俊彩星驰，余君三定居其间矣。其为学也精，硕果累累；为人也和，胜友如云；为官也勉，朝乾夕惕。余以为；高校工作，科研、教学、管理，得其一而致优者，已属不易，然则余君兼三事于一身，且能运斤成风，于“文艺湘军”乃至学界也堪称翘楚。余居湘中，尝闻余君之雅望，迁移江城，常借洞庭一水与之以通心印。近余君集多年呕心之作，刊刻流布，嘱予作序以记。余欣然为之，亦勉力为之。
　　之所以成就余君者，传统文化精髓耳。余君尝言，学者之社会责任，正是高悬岳阳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与“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价值观念，故能以热心肠既继往圣之学于当世，亦以一家之言观百家之说，行学术批评之责于现在。柳诒徵尝云：“讲求学术必先虚心”，“不可挟一偏之见舞文饰说。”余君学术批评得其主旨，低调、平实，既重基础理论之探索，尤重现实、现象之剖判，综合概括，平情立言，为学术之深化、学术之自洁，实践其继学、“立言、立功的人生夙命”。文学评论家之誉当之无愧矣。
　　与众多学者不同，余君专就当代学术立言，透文化之表象，析学理之深奥，尤重宏观把握，突出理论求索与创新。余君藉《光明日报》立论曰：“面向世界，，平等对话是未来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并谓“单向输入”或云“学术逆差”，与“翻译、介绍、照搬多，而辩正地消化、吸收、有批判地融入我们学术理论的血肉中则做得不够”，乃“其存在的两个方面的明显缺陷”，而“最大的缺陷是浮躁乃至腐败”。文既呈其平实低调之色，亦显大气磅礴之风。虽为一家之言，亦可谓不易之论。
　　余致力学术研究多年，时至今日，于“学术”二宇茫然而无所措辞。学术之内涵、外延，始于何人、何时，不可考，亦不必考。或云“系统、专门之学问”，或云“学问与方法”，或具体曰“国学”（曹聚仁等语），或概而言之曰与“形质”相对之“精神”、“时代思潮”（梁启超语）。如此大而化之之说，虽人言人殊，然皆视之“研究之研究”，或“专门知识之研究”也。若中国古代学术乃义理、辞章、训诂之研究也。其根柢于专门，倚重于研究。英文以Academic　research译学术，亦彰显专门与研究之义。当代学术亦如是。然则其固非无源之水，亦为近代学术承上启下者。梁启超论近三百年学术主潮为“厌弃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其“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钱穆断言，近代学术导源于宋，道咸以下，“汉宋兼采”，乾嘉而后，“不识宋学则无以识近代”。二说不同，然以复古为形式，以创新为鹄的，视客观为托命，古今中西，去粗取精，弃伪存真，实乃近世诸于同趋之途。“清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当代学术既承前代之余绪而有所扬弃，重新学理之探索，重客观之实证：弃置复古之形式，开拓创新之道路。辛夷尽往，桃李之花盛开今世，余君自觉于前，条分缕析于后，而有《新时期学术发展之回瞻》，论引介之得失，中创新之肯綮，可谓领宗得意者也。
　　文化依积淀而有传承，一代自有一代学术。清代学者、诗人赵翼有诗曰：“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岂止谈诗，学术尤其如此。余君三定为当代学术推涛助浪，中国学者亦当致力新时期中国学术于百家争鸣，花团锦簇中再领风骚。
　　是为之序。


偶贩书记
■　雷　颐
　　“本家”雷梦水先生以贩书为业，…卖书之余写了本《贩书偶记》，成为书林佳话。笔者以读书笔耕为业，竟也偶然贩书一次，故写此“偶贩书记”，聊以记趣。
　　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我长期感兴趣的一个题目，所以1987年初读周明之先生的“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即为其丰富的史料和深刻的分析吸引，而且当时国内对胡适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发轫未久，深感此书当有意义殊深的启发作用。因此，当1988年夏有家出版社决定在1989年推出由“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主编之“中国现代文化丛书”以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时，我便力荐此书作为丛书之一，并自告奋勇担起翻译重任。
　　译毕全书，却颇为书名的译法犯难。“Intellectual”通译为“思想”，这固然不错，但我总感不完全“恰如其分”。因为汉语中的“思想”要比“Intellectual”宽泛得多，“Intellectual”似乎更偏重于知识、理性、智力等，比“思想”要“单纯”不少，直到现在，我仍未找到一个非常贴切、满意的译法——近见有人将其译作“智性”，足见不满将其译作“思想”者大有人在。与丛书主编、出版社责编商量后并经周先生同意，决定将书名由《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想的选择》改译为《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因为此书虽是以胡适为中心，却对从胡适到傅斯年、徐志摩、丁玲等人的人生道路、职业选择、爱情观、信仰的变化与坚守等都作了细致分析，实际透视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而且，“Intellectual”本有“知识”之意，“In…tellectuals”即“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当时正是国内思想、学术界的“知识分子热”：“士”与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与产生、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知识分子从启蒙者到受教育者的角色转换……沸沸扬扬，好不热闹。
　　但喧嚣之后却是突然的冷却，原定于1989年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化丛书”戛然而止。然而，那家出版社终感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学术水平，此书在同类著作中实不多见，于是在1991年冒着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压力与风险，将此书出版面世，唯征订时印数少得可怜，勉强开印，印制更是简陋不堪。当时学术书籍出版极不景气，学者们自费出书或给出版社一定“赞助费’’是普遍情况。而这家出版社却相当不错，不仅不要我个人出一分钱，还付给我一半稿酬，另一半则给我几百本书相抵。稿酬虽然只有一半，但却是按全额扣税，心中难免耿耿，但想想这也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心理也就平衡了。几百本书到手后，便开始了我的第一次、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的一次“贩书生涯”。我拿着样书跑到附近的四家书店，家家都同意代销，不过各家的折扣却不一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高的是“四八折”，最低的是“四零折”。由于出版社是按书的实价扣款，所以我做的明摆着是“赔钱买卖”。但当时“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虽然赔钱也心甘情愿，可谓赔得“高兴”，只盼这些书能快快卖完。没想到大约只一个星期，几百本书在这四家书店就全部卖完，都说这本书“走得不错”，还想再要。看来这本书还真有不少读者，但出版社当初征订时订数却上不去，这也是当时普遍情况，说明彼时图书发行体制确有问题。
　　书卖完了，就开始到各家收款，其中三家书店都痛快地按合同把书款立即给我，但在沙滩附近一家书店却碰到一个小小的问题。这家书店的经理非向我索要发票付款，并强调一定要正式发票连收据都不行，如果没有发票肯定不能把钱给我，甚至说“没发票就是偷税漏税！”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他是说我偷税漏税还是说他们偷税漏税。我又没办公司，到哪儿去搞发票？发票岂是个人随便开得出的？当时卖假发票的可能没有现在“发达”，起码我那时从没碰到也没听说过，不像现在路过一个地铁口就有好几个人悄声向你兜售发票。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给钱，明显刁难。当我悻悻而回对一位朋友谈起此事时，他不禁大笑：“这还不容易，你老兄总在附近的几个书摊买书，跟他们要一张空白发票不就得了。”果然，我到一个常去的书摊买了本书就要到一张空白发票，立即到那家书店换回书款。此举显系违法，但委实出于无奈。
　　虽然小有周折，但出了自己喜欢、认为有价值的书，而且还拿了一笔稿费，心中自然高兴。唯一的遗憾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此书虽然出版，但仅如在巨大的虚空中投下一粒小小的沙石，难有反响，仍是浓重的沉寂。形格势禁，毫无办法。
　　令人欣慰的是，近些年对胡适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又在不断升温，那一代人面对的“困局”，似乎重又叩扰着当下“读书人”的心灵。他们面对现实政治那种进退失据、辞受两难的处境，对传统文化爱之痛苦、破之更痛苦的复杂矛盾心理，对国家的与社会关系的深刻思考，甚至他们对家庭、婚姻和爱情的态度，在在均又引起激烈争论。而周明之先生的大作，将大动荡时代背景下“乱世儿女”们特有的无奈，那种理智与情感的冲突、理想在现实面前的妥协甚至幻灭、激情的勃发与冷却进而转为令人心悸的自嘲，都从思想史、心灵史的角度作了深刻细致的分析。这部力作，将使我们今天的思考与争辩更加深刻，而不是流于随感，更不是“非此即彼”地简单苛责或颂扬。那一代人早已风华不再，从纷繁炽烈的时代大舞台怆然谢幕退场已久；不过，他们繁华褪尽的身影却一直时显时晦地浮现在虽无喧嚣但更加深沉阔壮的历史舞台，郁郁然成为一个民族的“心结”。
　　近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刘瑞林女士慧眼识书，力主重出此书，相信会给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带来新的思考。此书新版不仅印数远远超过旧版，而且印刷装帧精美大气，旧版简直无法望其项背，时代之变化，由此亦可略窥一斑。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德国文学学科”历程
■　叶　隽
　　2004年，承南京大学德语系主任孔德明教授指引，我访问了德语文学界的前辈张威廉先生。年逾百岁之龄的张先生，虽已不太能自由行动，但精神尚好，坐在沙发上，虽不很方便，但仍要起立致意，我们再三劝住，方才罢了。屋中的书不多，不太像一个大学者的家庭摆设，或许我们看的只是客厅；桌子上放着他自费印行的佛经，倒是很有居士的“济世之心”。张先生的讲话已经不太能听的清楚，一方面因为有口音，一方面或许还是年纪太大的缘故，有时由他的大女儿帮我们充当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