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2期-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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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促销的手段，读者却并没有冷落了这本既没有离奇情节、又没有风流艳遇、连书名也平实得像一块砖头的小书，令我感动。我想，那是因为他们同我一样，关注着书中写到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遇吧。
我能接触到的前辈先生，都是上个世纪头上出生的人了（再早的一代，余生也晚，已无缘识荆）。他们大抵是“五四运动”以后成长起来的。那时的中国，贫弱无以自立。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面对着各种新思潮的涌人，一面寻求国家的前途，一面也寻求着自己的出路。于是，因着不同的际遇，有的负笈出洋，有的勤苦奋斗，有的追随革命，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对于民族，对于国家，都有一份期望，一份挚爱，一份拳拳报效之忱。
去年秋天在上海，一位年轻朋友问：1949年，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留在大陆的多，还是跟着蒋介石到台湾的多？我没有做过精确的统计，但凭直觉回答：留在大陆的多。我想，这回答大致是不会错的。后来为我授业的那些著名的教授，不都留在了大陆吗？许多寄居海外的学者，不也纷纷归国吗？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国民党政府已经腐败到了极点。多数人的心思是，物极必反，烂到了极点，也就该有一个新的开端了。尽管国民党做过许多蛊惑性宣传，但多数人觉得，再坏，难道还会坏过国民党？前几年，台湾一家报纸刊登了丁聪先生四十年代所画的一组漫画，编者在按语中说，看了丁聪的漫画，就可以知道国民党五十年前为什么会失去大陆。确实，一个贪污遍于国中，特务横行天下，民生凋敝，政治独裁的政府，迟早会民心失尽。这样的政府不亡，是无天理。这时，一个新的中国出现，怎么能不让人充满希望？
我虽小，已经能感受到当时那种欢快的气氛。那是出自真心的，没有丝毫做作。国家的独立，经济的恢复，使人对未来抱有美好的憧憬，也希望能在这新的时代有所作为。所以，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虽然对不少知识分子已在感情上造成了伤害，但他们还是谅解了，承受了，非常认真地从头学习。刘大杰先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跳过黄浦江，可是过后，却努力按照他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修改了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
但是，他们的这些努力，似乎没有得到认可。“改造”还在继续，而且逐步升级，越来越采取更为粗暴的手段。学习变为批判，批判转为斗争，斗争进而戴帽，戴帽之后又继之以发配、劳改。到了“文革”，更发展成为“全面专政”，不但羞辱人格，而且殃及皮肉。我的大学生活，就是在这无休止的斗争中度过的。
我也曾十分积极地参加过一次次的“学术批判”。当时，真的以为，“真理在手，所向披靡”；也真的以为，“以论带史”，可以创造出无产阶级全新的学术。
虽然经过了“反右斗争”，起初，前辈先生们本着一种责任，对我们幼稚的举动还是婉言相劝的。记得蒋天枢先生就曾对我们一二年级学生自己编写教材、自己上课，说过这样的话：“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先独立而后思考。你们还没有独立，怎么思考？”但是，今天以为是良言，当时则以为是对抗，说他们“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是革命群众运动的观潮派，警告他们在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面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学生的后面，自然有强大的支持，不然，何以如此气壮如牛！前辈先生终于明白，缄口不言是最好的选择。除了按规定的教学大纲上课，他们很少再说什么，许多人连文章也不写了。后来有人归结的“江郎才尽现象”，是说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先前在学术上有过出色成就的一批前辈学者，好像一下子都再写不出有分量的著作了。经过了那一·段历史的人都明白，并非他们才尽，只是环境使他们不能或不敢再展其才罢了。以我母校的中文系而言，陈子展、乐嗣炳、徐澄宇等先生，自成为右派，在学校就再难看到他们的身影；郭绍虞、吴文祺、张世禄、蒋天枢等先生几乎于学术上再无新的建树；刘大杰先生不断紧跟形势修改他的文学史，结果越改越糟；朱东润、蒋孔阳等先生虽然撰述不断，但批判也如影随形没有离开过他们。一代学人就这样耗去了他们最好的年华。驰骋于学界的，也就只剩下如姚文元之流的“金棍子”了。走“姚文元道路”，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斗争中成长，成为对我们这些学生的号召与要求。
如果不是“文革”把事物推向极端，我们或许还未必就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吧。
“文革”结束之后，幸存的前辈先生们都已年届高龄。然而，环境一变，“江郎才尽”便成了“梅开二度”，但凡体力尚支，他们都有了新的著述，为中国的学术作出了令人欣慰的贡献。可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金色的夕照，只是短暂的一瞬。造化弄人，他们不得不谢幕，离开了人生舞台。
经历了这一连串人事代谢，回想起这些前辈学人，心里总有几分同情，几分遗憾，几分歉疚。
同情的是他们的遭际。他们原本想把自己的学问完全地贡献给国家，贡献给后人，但却无人理解，无人领情，相反，总怀疑他们是代表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争夺青年，以为在资产阶级的财产被剥夺之后，知识就成为惟一剩余的优势。因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了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文革”时期喊出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其根子早在五十年代就种下了。我总记得朱东润先生那无奈的叹息：“我是想做人梯，让青年人踩在我的肩膀上爬上去。但是，不需要我了。”世界上有什么比请缨无路、报国无门更痛苦的呢？处于这样一种生存状态，活下来，就需要勇气和毅力。
遗憾的是由于觉悟太迟，把过多的生命耗费在许多无益之事上，失去了向前辈们问学的难得机缘。等到落花凋谢，才越来越感到这是无法弥补的憾事。
至于歉疚，就是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我不但未能给他们以后辈的慰藉，还曾以“革命的姿态”，参与了批判的行动。前辈先生的学问，套一句现成的话：“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并非全无商榷的余地。但我们那时的批判却并非学术的探讨，而是在政治的压力下，剥夺了对方答辩权的宣判，还夹杂着人格的攻击。这种批判给人的伤害，是直到我自己也领教之后，才有了深切的体会。
同情、遗憾、歉疚，使我不能平静。这种复杂的情感，是我写下这组随笔的动力。我所写的只是一鳞半爪，并没有为了写作再特意收集素材，所以，它不是人物的传记，也不是通常意义的回忆录，而只是我对于那个时代、那样一个群体的一种观察，一种体认，一种理解。是以称为“臆说”。
今天，我们已经在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这当然是一个进步。然而，尊重知识，就要尊重不同的见解；尊重人才，就要尊重不同的选择。如果尊重只限于同类，那么，先前的悲剧是不难重演的。
（《臆说前辈》，陈四益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14．00元）
跬步斋读思录——一面镜子
■ 蓝英年
我未见过董健先生，但读过他的文章《“保尔热”中的冷思考》。读后断定他非俄苏文学圈子里的人。文章切入的角度，对“保尔热”鞭辟人里的分析，不带“洋八股气”的行文，都是圈子里的人难以做到的。读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公子董晓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写论文时，想找位熟悉这位作家的专家请教，我便把他引见给中国最早翻译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潘安荣先生，算是同董晓认识了。但我那时并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董健。这次到南京大学，讲完课后，余一中教授和董晓把我带进一家餐厅，见一位身材高大的人迎过来，才知道等我们的是董健先生，始得识荆。想来董健先生也从董晓那儿听说过我。
没想到我与董健先生有不少共同的熟人。1957年我们都在北京俄语学院，共同经历了反右斗争，也在同一年分别离开俄语学院。他转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我则发配到山东大学外文系。共同熟人中印象最深的是白鸽飞。白鸽飞是校刊编辑陈先生（名字已忘）的笔名，会写诗，鸣放期间写了不少诗，反右时被逼疯了。董健先生还记得他写的诗，我则一句也想不起来了。我们谈起五六十年代的往事，谈得极其畅快。又谈起中国文坛上的作家，在这方面我就远不如他熟悉了。他提起陈白尘先生的《云梦断忆》，这是我最爱读的书之一，我曾买过几本分送给朋友。我发现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相同或相近，并有不少共同的爱好。这次畅谈给了我不少启发，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董健先生从皮包中掏出新著《跬步斋读思录》，慨然相赠。我这次南行只带了两本书，一本已赠送给《开卷》编辑董宁文先生，另一本准备带到上海请王元化先生指正，所以无书回赠了。
次日上午离开南京，乘车赴杭州，一路上便看董先生的新著，越看越激动，一直看到杭州。在杭州，每天倦游归来，晚上都在宾馆看《跬步斋》，是旅游之外的又一种精神享受。转到上海后才看完。但这次只能算“看”，不能算“读”。旅次之中没有条件把自己认为重要的地方划出来。划书是从亡友董乐山先生那里学来的。一天我向他发牢骚，看书不做札记什么也记不住，做札记又太费时间。他说：“如果书是你自己的，你就在书上划，旁边注上几个字点明要点，用的时候容易找。”以后我就开始划书了。不过划书也不容易，必须找准真正需要划的地方。从南方回来后，便细读《跬步斋》，边读边划，挑出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写几句感想，算不得评论。
董健先生剖析自己不留情面。“文革”期间评《水浒》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深得江苏省领导许家屯的赏识。“我当时确实曾有一种‘受赏识’的愉快，眼睛都亮了起来——一个奴性在心的文化人，再也没有什么比赏识尤其是大官的赏识更让他动心的了。十多年后，当我对自己的奴性开始有些反省时，重读这篇‘评水’之文，真是汗颜！”（第112页）为梁效和罗思鼎效过力的人，谁敢这样剖析自己？不是千方百计地洗刷自己吗？我也为学校军工宣队写过一篇批判萧洛霍夫的文章，发表在天津《文艺红旗》上。上面没人知道文章是我写的，自然无人赏识。但我心里也很高兴，因为军工宣队给了我半个月的假。《告别“花瓶”情结》、《失魂的大学》和《何为大学之魂》都是浩气凛然的文章，从中可以感到董健先生胸腔里跳动着一颗滚烫的心，并且心在淌血。《告别“花瓶”情结》谈到使他深受刺激的三件事。“有一位名气不小的作家在一次座谈会上正巧坐在市领导的旁边。当电视机镜头对准他们时，他赶快转头面向首长做‘亲切交谈’状，脸上还挂着‘矜持的微笑”’（第208页）。太作态了，这是“花瓶”的自然反应。第二件事是董先生六十大寿前夕做了一个荒唐的梦，破坏了做寿的情绪。梦未必是真的，董先生不过托梦痛陈男人正在失去阳刚之气。没有阳刚之气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人应当是堂堂正正的人，大写的人，去掉奴性的人，反之便如去了势的男人。“报载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湖南郴县女工刘桂阳跑到京城，在中南海北门贴‘反动标语’，高喊‘打倒、铲除人民公社’等口号。哨兵问她为什么不怕死，她说亲眼看着自己的亲戚和老乡们一个个饿死的饿死，生浮肿病的生浮肿病，自杀的自杀，这都是‘人民公社’造成的，她要叫‘党中央知道’。这品格，这精神，不知比那些文化高或官位高的‘大人物’要高出多少倍！”（第214页）作者拿自己同她相比，“简直惭愧得无地自容”。董先生接着写道，困难时期有的同学说农村饿死人，全班便群起而攻之，没有一个人敢说真话。“我们这一群名牌大学的学生，与湖南这位女工相比，难道不是很低劣、很鄙下吗？她是个堂堂正正的人，而我们这一群‘知识者’不过是奴隶或奴才，将来再‘提升’，有名有位，如果奴性不除，就是‘奴隶总管’或者‘花瓶”’（第214页）。我也参加过类似的批判会，但从未认真反省过。现在有的年轻人问我，你们怎么那么傻，为什么不向上面反映？我只报以苦笑，向上面反映实情的人从来没有好结果，上至元帅下至平头百姓。第三事是在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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