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9年合订本-第28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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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了大仓库，那里储存着食物、纸张、箱子，这些都是老鼠喜欢的东西。还有别的地方吗？我继续开动脑筋，对，还有商店、超市、餐馆。这些地方都有能力购买这种鼠夹，而且他们也真正需要先进的鼠夹。我为自己的主意兴奋不已。
还有没有更好的主意呢？我力求做到完美，以使威科特先生设置的陷阱彻底失效。我拍着我的脑袋，对了，为什么不找以消除害虫为主业的公司呢？它们可以购买这些鼠夹，然后再将鼠夹卖给它们的客户，也可以出租给它们的客户。我写了整整20页的营销计划，我确信，我的计划既符合逻辑，合情合理，又便于操作，我已经跳出了威科特先生的“陷阱”。
带着极大的自信和满足，我将我的营销计划放在了威科特先生的桌子上。他看起来仍然有点自鸣得意。我心中暗道：算了吧，别再装腔作势了，我知道，我赢定你了。
周三的晚上，考试结果出来了，威科特先生在课堂上说：“我遗憾地告诉你们，绝大多数同学的答案都不理想。同时，我也不得不宣布，我先前关于只有3个学生能获得A级的预言失败了，”他将眼光移向我，“我必须给第四个学生的答案标上A级。”
我得意地微笑起来：威科特先生，你这个狡猾的老头，你的陷阱终究没能套住我。
“我一早就告诉过你们，凡是不遵从我的吩咐和指导的学生，一定会在考试中倒霉的。可是你们这一帮自以为聪明的家伙，有几个听进去了我的话？我一再嘱咐你们，一定要将课本研究透，有几个人做到了？这道试题及答案，就在课本中的辅助知识里。”
课堂上一片哗哗的翻书声，接着是一片懊恼声。威科特先生走到我面前说道：“你很有创造力。但是，早就存在的、更加完美的案例你不去借鉴，却在那里费时费力做无用功，难道不是同样愚蠢吗？”
我低下了脑袋，我还是跳进了威科特先生的“陷阱”，但我已经有点喜欢上这个乖僻老头了。我相信，我和我的同学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怪异、爱嘲弄人的老头，同时，也会更加牢固地记住，努力学习现成的宝贵知识，有时比创造性思维更为重要。
青春中的落落野花
麻宁
深冬的北京气候干燥而寒冷，我穿着相形之下有些单薄的长款大衣踽踽独行在广院的校园里。
广院的校园很小，我这么说可能让无数一直对它向往到着迷的孩子大失所望。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很小很小的校园分成南北两院，步行如果匀速的话20分钟应该能够搞定。建筑很陈旧，全国闻名的播音系系楼只有两层，漆成灰色的颜色，许多人调侃说它“看上去还没一个公共厕所气派”。可是这样的校园在我们那些学摄影的校友手里一拍就很有感觉，艺术气息浓得不是要溢出来而是要发生爆炸。这就是我的大学，这就是我的生活。
高三或者更早的时候我开始在心底描绘自己未来的大学。它应该有宽广的校园，成片的草坪，漂亮的女生和白发的先生。应该有深不可测的图书馆，应该有用单车载着女孩子的男孩子，应该有浪漫又朦胧的情事……可是这里没有，这里统统没有。这里有的是许多美丽逼人的女孩和帅气逼人的男孩，可是女孩和男孩之间的故事一点也不浪漫朦胧。他们用接近光速的速度恋爱，又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分手。他们的爱情简单而直接，他们的情事清晰又平淡。我常常面对着这些开始追问，一直以来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我喜欢北京的风。这是我能够从中嗅出北京王气的东西。北京的风是冷的，硬的，粗线条的。有风的日子我喜欢穿下摆开得如同马蹄莲那样的裙子，迎着猎猎的风裙裾飘飘。那些裙子，它们有好看的花纹和形状。有一条是我所钟爱的，酒红色氤氲了一片，上面开着暧昧斑驳的花朵。我至今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己会对裙子有那样强烈的迷恋。我想起高中的时候有一年冬天自己买了一条很淡雅有蝴蝶结的粉色中裙穿去学校，结果被班主任老师批评，理由是“着奇装异服”。当时我在极度的委屈中想，我要快快考上大学，然后就可以随心所欲的穿我喜欢的好看的裙子了。可是现在我真的考上了很好的大学，可以凭自己的兴趣随意地穿裙子了，为什么我再没有高中时候穿上裙子那般开心了呢？
高中的时候日子很单调。我所在的一中是我们市最好的中学，是省重点。省重点里的孩子们听话而坚韧，不言不语地忍受着日复一日的单调无聊。我们没有春游没有看电影没有放松之说。很多女孩子为了节省时间忍痛剪掉蓄了很多年的长发。男孩子们放弃了最最钟爱的足球。那时候我们做很多的模拟卷，在殚精竭虑中一点一点虔诚地期许自己的未来。我想起那时候班上的一个女孩子，她总是很认真地把老师上课讲的内容归纳成非常整齐的笔记，努力地做老师布置的每一套题，然而总是在考试的时候拿不到很好的分数。我记得无数次她在模考成绩发下来以后痛哭，然后追问为什么她的付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她让我明白了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于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很悲哀。但是每每回忆起来，我都觉得那三年是我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时光。有时候我会翻看自己悉心保存下来的高中时代的英语笔记，详细清晰得可以出版。我会笑起来——它们见证了我的一段拼搏。还有那些成绩或高或低的卷子。其中有一张政治卷子，上面批着60分。我记起当时发下它时我的震惊与恐慌。可是很快当我得知这个成绩在全年级依然排在前三时我开始哭笑不得——学校常常组织一些很难的考试，出奇难无比的卷子给我们做。所以我们时常自嘲说“我们是被打击大的”。那是一段多么鲜活多么生动的岁月。
小可打电话来，用俄语向我问好。我在大笑地同时感到了一丝悲哀——这个立志学法律的男孩终于在高考面前低头进了他以前从没考虑过的俄语系。就像我，从前一直梦想自己能在一所南方的大学里念中文系。梦想与现实的距离真的是很大很大呀，又有几个人能做到不在现实面前屈服呢？
小可是我的初中同班，很铁很铁的死党。那时候他是我学习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初二那年我们到郊外去看流星雨，小可说那是他中学时代最最美好的回忆。多年以后我问他，当时流星划过天际的一刹那你许的是什么愿，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认真地告诉我，让我身边的每一个朋友都幸福，平安，我们永远不要分开。
我们永远不要分开。这曾经也是我的期望。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我在北京，小可在开封，apple在呼和浩特，斐在长沙，crazy在武汉。地图上如此遥远的五个点。从前在中学里面念书的时候学到过很多唐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那时候我们笑那些唐朝的老头子酸腐矫情。现在我却怕读到这样的诗句。有的时候我攥着话筒突然就一阵沉默。电话那头的朋友会问我干嘛不说话，我总是说“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我真的不知道如何组织自己的语言，让我在很短很短的时间里说出我最想对他们说的话。
高中的最后一个暑假，天气异常炎热。校园里的紫藤花开得异常繁盛。我和嘉琦常常买了冰淇淋来在紫藤花下吃。那一种冰淇淋现在我已经忘记它的牌子了。只记得是巧克力蛋筒，脆而香甜，是很受学生欢迎的一款。我们喜欢把它作为赌注，输的一方要请赢的一方吃。那是我们在高三还拥有的小小乐趣。那时候还有一个乐趣就是，我们叠很多很多的纸飞机在教室里面掷来掷去，机翼上写着很温情或是很幽默的言语。通常我是经常被掷到的，因为坐在教室正中的缘故。有一只断了一只翅膀的飞机，我依然记得它残余的那只翅膀上写着：“无论远方有多远，无论前路有多长，我都会与你一同风雨兼程。”没有署名，但是我很感动。
大学里面的第一个圣诞节我呆在寝室里足不出户。他们说王府井搞了人工降雪，还有很多地方在放烟火。我马上想起2003年的春节，我所在小城燃放起了绚丽的烟火。我和小可去看。小可推着他破破的自行车，一面仰望天空一面对我述说他未来十年的构想。那一晚的夜风清冷而平和，城市上空的烟火渐次绽放然后交融在一起，竟然成为一种有些血腥的颜色。我的MP3里反复地放着王菲的《流年》：“遇见一场烟火的表演，用一场轮回的时间”。那个时候我很想问小可究竟一场轮回是什么样子的呢，可我终究没有问出来。我想我永远都记得那晚的夜空那晚的烟火，小可清澈的眼睛，周围暖然的人们和身旁的小幸福，那是我无穷无尽的怀念，那是时光深处的温暖，那是记忆角落的扬花，那是难以言说的眷恋。
我喜欢《B小调雨后》里的两句歌词“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我觉得我的回忆我的爱恋我的怀念就像这池塘边落落野花，已经悄无声息地被卷入岁月的流波中去了。而那一泓清流，我想我不会刻意地伸手去掬，也许它们将要流向的地方，有我更美丽的珍藏。
咱们的城市
诗秀
第一次进城 父亲说要实现一个梦
第一次进城，是在那个秋天的早晨。那年，是父亲第一次出远门。
父亲说，他这一生，就想进一回城。电视里的城里太好看，进城看看，是他惟一的梦。父亲又说，眼看秀儿就要上高中了，如果将来考上大学，也做一个城里人，老爸总得给她积攒一点儿学费。
临走的前两天，父亲才跟母亲商量，说他要去城里打杂工，给包工头老贾看工地，每天20块工资。母亲便支持，说家里的事儿你尽可放心，秀儿那么懂事，我只担心你从没去过城里，小心受欺负。父亲便说怕什么，我和姓贾的还沾亲带故呢，况且，城里，是个文明的地方，谁会欺负你？
只到三四个月后，要过年了，却不见父亲的音讯，焦急才写在母亲的脸上。
在村旁的那座石拱桥上，我跟母亲都瞅着张记杂货铺门前的一块空地。那里，太多太多的背包打伞的打工人会从那里下车，再从那里散开，急急匆匆奔回自己的家门。望眼欲穿，却不见父亲。
除夕来临，我跟母亲依然在石拱桥上无功而返。母亲说，秀儿，咱回吧，年还是要过，就咱娘儿俩。她杀了一只鸡，做了几个菜，还特意到张记杂货店买了一瓶甜酒。就在买酒的当口，张老板告诉她，晚些时候，还有一车人要回来。到家，母亲便笑逐颜开了，吩咐我洗菜、烧火、摆桌凳，她说，秀儿，今天晚上，你爸肯定会回来。把饭菜弄好，一家人团团圆圆吃顿年夜饭。
饭菜好了，我跟母亲再到石拱桥，却依然没父亲的影子，那东风车没来。
此时，村庄里的爆竹响起，可母亲却失落地笑了笑，我知道，在她的心中，这些喜庆是属于别人家的。
回到家，正摆开饭桌，却听见了远处一声汽车的喇叭声。我大叫一声，“娘，汽车！”便见有亮亮的灯光扫过山坳。母亲忙进厨房热菜，我则忙去给父亲准备洗脸水。
敲门声响了，门开，却不是父亲，而是跟父亲一同进城的黎叔。他走进来，将一小袋东西交给母亲，并对她说，阿德（父亲的名字）不回来过年了，工地上没人看管，贾老板不放心，就把阿德留下来了。黎叔又说，元宵节过后，阿德就有时间回来了。
临走，黎叔掏出500元钱，递给母亲，说是父亲托他捎回的。母亲哆嗦着嘴唇，问他，他为啥连个电话也不打？黎叔便有些歉意地说，阿德还不是想节约几块电话费，贾老板又有两个月没发工资，他说总得攒足娃上高中的学费钱。
然后，黎叔拍了拍我的肩：“好好读书，你爸说了，城里真的不错，考上重点高中，他就带你进城好生玩一回！”
断了手指 城里仍然牵动着父亲的神经
苦苦地盼到元宵节过后，父亲依然没有回来。
出人意料的是，就在农历二月初，我从学校回来，突然看见父亲，他胡子拉碴的，孤零零地坐在院坝的屋檐下。门上一把大锁，显然，母亲去了田坝还未回来。我急忙打开门，给父亲端来一盆洗脸水。
绞帕子时，我发现父亲的左手上缠了绷带，绷带上粘着泥灰，污糟糟的。
“爸，你的手怎么啦？”我去扳父亲的手。他急忙躲开，说：“没事，两个指头受了点儿伤。”他僵硬着手腕洗完脸，又神情严肃地小声叮嘱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