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9年合订本-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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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说那个,”牧师回答说。“我的意思是,你做好精神准备了吗?”
“噢,别担心。我也准备了一桶啤酒和一箱威士忌。”年轻人回答。
谁是关键
乡村教堂的两名执事正一起在当地的小酒馆里喝酒,就在那时,他们看见牧师开车从那儿经过,并仔细地看了看他们停放在路边的汽车。
一名执事连忙蹲下身子,说:“我希望牧师没有看见我们或者认出我的汽车。”另一名执事若无其事地回答:“他看到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上帝知道我们在这儿……上帝才是关键所在。”
第一名执事回答:“是的,可是,上帝不会告诉我的妻子。”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34
路
吴冠中
在异地,我曾向陌生人问路,陌生人随便一指:往那边。我就向“那边”走去,结果误入歧途,上了当。这类上当的事远远不止三两次。学艺以后领教过许多教授的指引,其中多数很平庸,混饭吃而已,对照着模特儿,说你画长了、短了、明暗关系不正确等等,谁也看得见的错误,像讲解剖课,与艺术少有联系。大量的学生就这样在艺术院校毕业了,再去蒙骗别人。茫茫艺海中真有远见卓识的启发性的老师寥若星辰,他们理当被尊为恩师。
耄耋之年,有不少青年诚恳地拿作品请我看,要求指点他们将怎样往前走。谁想走向艺术的天堂抑或经济主宰的市场,难说,可能两方面的情况都有。问道于黄宾虹老先生,黄老先生根据自己的学养、见闻,滔滔不绝讲了许多提携后辈的话,听话的朝圣者于是沿着羊肠小道走进了黄宾虹之家。去问齐白石,齐老先生“似与不似”的高见令多少人拜服,师白者何止千百人。抄袭,是中华民族美术最显眼的景观。鲁迅先生认为,本来无所谓路,路是鞋底造成的。
有一位年轻雕刻家的作品引我注视,功力扎实,造型感觉好。但他到处发表雷同的作品,甚至包下一个刊物的扉页,几年来期期扉页只发表他一个人的作品,显然有买卖版面的交易,这令人反感,且其作品愈来愈差,不断抄袭自己,他以为争来了荣誉,其实毁了自己珍贵的前程。他要开个展了,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你活动太多,影响了创作,令人惋惜。但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
一位水彩画家画得很不错,作品力求完整,他也总问我下一步该怎么走,我说四平八稳不是艺术,但我不便教他放肆,林风眠老师倒曾对一个拘谨的学生说:乱画嘛!
艺途真是没有捷径,惟一的正道是创新。都在嚷嚷创新了,但看看所谓创新的作品,大都是垃圾,文化垃圾多,国之耻。创新是探险,历来真正有创新贡献者,全来自实践,且大都付出了身家性命的代价,想轻易偷个创新美名,贻笑大方。
人类要生存,必然要不断创新,而创新有阻力——来自五千年文化的魅力及对其的误读。“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此话好像不错,真只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在这个窄窄的一家之基础上,局限在老爷爷的知识圈中,创不了今日之新、明日之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不妨坚持各自的成见,走着瞧。
最可靠的办法,还是凭鞋底走出自己的路来。这路,通向全球。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43
老天要我休息一下
英涛
从小,她就显露出沉稳的天性。
5岁,贪玩的她跑到窨井附近玩,一不小心就掉了下去。等到照看她的舅舅听到井下传来一阵一阵扑嗵扑嗵的声音,跑到窨井边,才看到她正一个人使劲地往上爬。
13岁,她和同学们被老师集合在一起,大家站成一排,扛一根木棍,木棍头上拴块砖头。同学们一会儿就支持不住,把木棍放下来了,她还一直稳稳地没搁下,要不是老师跟她说可以了,她还要扛下去。因为她的耐力和稳定,被当天到学校选材的县射击队教练看上了。
后来,她就进了省队、国家队。
再后来,她获得2002年世锦赛第一名,并在釜山亚运会上获得三枚金牌。2003年,她又获得世界杯冠军,而且打破了女子气步枪世界纪录,成为世界纪录保持者。
2004年,她参加雅典奥运会。预赛时,按组委会规定,在赛前要对每个选手的衣服进行检查,然后在扣子上做标记。但因为工作疏忽,检查她的裁判忘了给她划记号。比赛就要开始了,正在紧张备赛的她忽然看见一个裁判气势汹汹地站在她面前,要对她重新进行检查。她的教练在场边看到后气愤不已,因为这正是队员稳定心态、静心比赛的关键时刻,容不得一丝打扰。但她只是微微一笑,让裁判进行了第二次检查。预赛开始后,她又两次把枪架碰倒,让场边的教练再次倒吸了几口冷气。但她很利索地两次将架子扶了起来,重新安上后开始比赛。
决赛中,她最强的对手、俄罗斯的加尔金娜一路领先,她则紧追不放。细心的她发现加尔金娜心理稳定,节奏感也非常出色,而自己是出了名的快枪手。于是,她改变了战术,和对手拼起了节奏和稳定,基本都是在加尔金娜出手后再出手,最后一枪更是在对方失误后再稳稳地一扣,打出了10。6环,而加尔金娜才打了9。7 环。最终,她以总成绩多出0。5环的优势战胜加尔金娜,夺得了金牌,也成为中国代表团这次参加雅典奥运会的首金获得者。一夜之间,她的名字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她就是来自山东淄博的“美女射手”———杜丽。后来,有记者问到她上述赛场意外及其心理准备时,她笑了,说:“遇到干扰或挫折我都是保持一种比较积极的心态,像我的枪架倒了,第一次碰倒时,我心里有点怵,第二次碰倒后,我就想也许老天的意思是要我休息一下,我就不觉得这是不利情况。其实我自始至终都是想着战胜自己,没有去想别人怎么样。始终都是在提醒自己,只要战胜了自己,你就战胜了所有的人。”
不错,战胜了自己就是战胜了所有的人。而战胜自己,就需要拥有一份平稳的处变不惊的心态,就像杜丽,遇到挫折和不顺时,别人可能心慌,她却看作是一次休息的机会,给心跳一个缓冲的时间,让自己的精神加满油,用更好的状态去面对挑战。也许,挫折或意外有时候真的就是老天爷特意留给你调整心态的机会。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25
可人张之洞
张鸣
在晚清重臣中,张之洞属于跨世纪的人物,从19世纪活到了20世纪,因此有照片传世,还不止一张。照片上的张之洞,是个一把胡子的干巴老头,没有什么招人喜欢的地方,当然也没有什么讨人嫌之处。说他是可人,当然不是因为长相,而是此老的为官之道。
曾国藩说李鸿章拼命做官,俞樾拼命做学问,言外之意是李鸿章为官有道,会做官而且能做官,做能官。但是,如果跟张之洞比起来,其实李鸿章还真的差那么一点。晚清时节,是洋人牛气的时代,但跟洋人打交道,往往要遭人非议,交涉谈判的时候,尤其如此,弄得不好,一辈子的名声就完了。这种事,李鸿章拼命做官却没有躲开,背了多少年的“汉奸”骂名,到今天也洗不清,可是人家张之洞就不然,这种事,从来都没沾过。做京官,属于“清流”,有敢言之名;做疆吏,属于能臣,有洋务之功,过了半个多世纪,毛泽东还说中国的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但他就是不跟外国人谈判,不签条约。
晚清人说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岑春煊不学无术。其实,张之洞有学也有术,而且其术道还挺深。同光之际,清流是朝廷的一景,人称“青牛” (时人以清流谐音喻此辈),经常激清扬浊,讥讽时政,抨击权要,尤其好跟那些办洋务的地方督抚为难。张之洞在京城做清流的时候,向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其战斗力可见一斑。可是,这个牛角却并没有因好顶人而丢了乌纱。1875年,四川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违例暴敛,激起乡民众怒,进城申辩,而孙定扬反诬乡民造反,四川提督不分青红皂白率兵进剿,烧屋毁寨,残杀无辜400余人,酿成特大冤案。案发之后,由于事牵西太后特别宠信的吴棠(时为四川总督),任凭言官怎样弹章交加,朝野上下闹翻了天,连外国人都知道了,就是平反不了。而张之洞出面,绕开吴棠,将直接责任人孙定扬顶罪,结果立竿见影,冤案按张之洞的建议得以昭雪。1880年,宫里出了件惹得朝野大哗的事件,事情不大,却关乎西太后老佛爷的脸面。说是一日西太后让太监给她妹妹——醇亲王的福晋送几盒食物,可是送东西的太监没按规矩携带腰牌,宫里也没有事先跟守门的护军打招呼,结果护军不放行,太监恃宠跟护军吵了起来,愤激之下摔掉了食盒,回去报告老佛爷说是护军无礼,不仅不让他出去,还砸了东西。西太后闻言大怒,立即下令罢免护军都统,并将当值护军交刑部拿问,将置重典。此事由于事关已经有点开始跋扈起来的太监,所以,朝廷自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以下,反应强烈,一致认为西太后处置不当,可是老佛爷就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坚持非要那几个可怜护军的脑袋不行。最后还是张之洞出面,不像众多谏官一上来就把矛头指向太监的跋扈,暗示西太后宠信宦官,人家从老佛爷自身安全的角度,引嘉庆时林清事件为前鉴,说明宫门护卫制度严格的必要性。话说得入情入理,不由得老佛爷不动心,最后护军得以保全性命,涉事的太监也受到了惩罚。以上面两个例子看,这个青牛的牛角,不但没有把人抵痛,有时还正好搔到痒处,无怪乎人家一直官运亨通。
对于张之洞来说,既然取得了科名高第(探花),进入翰林之列,那么为官第一阶段的目标自然而然是要博取名声,博取名声在于敢说话,所以必须挤进清流中去。但博取名声的时候,也不能忘记事功,否则博的就是空名。像吴可读这种为了阻止西太后违规立光绪,以死犯谏的傻事,张之洞是绝对不会做的。当然,敢说话自然有风险,但后面的利益也大,关键在于怎么操作。事实上,对张之洞来说,身家性命、身后名节和不朽功业,哪个都不能少。进言直谏,虽说是风险投资,但他却可以将风险降到最小,把收益增到最大。这在于谋而后动的精细,在于审时度势的眼力。张之洞做清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不仅了解西太后的脾气秉性,而且洞悉每件事情的理路和要害,在进谏时不仅情理动人,还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而不是像别人那样总是斤斤于道德说教,耍大帽子压人。
外放之后,张之洞做官的目标从博取名声切换成了博取事功,但此时的他同样在乎自己的名声,自然更要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在历史上,作为清廷的封疆大吏,张之洞的表现应该说很不错,属于想有作为,而且有了作为的官员,很快就成为史家所谓后期洋务派的领军人物。但他在为国家和朝廷着想的同时,也一样看重自己的身家利益所在,事事精于计算,即使天塌下来,他也不会被埋进去。在著名的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张之洞实际上是支持变法的,梁启超以一介小小的举人之身来见,他恨不得打开总督衙门的大门,鸣礼炮迎接。在他“中体西用”的旗帜下,“西用”的范围实际上是个可以自如伸缩的大筐,所有变法的内容都可以装进去,实际上维新派也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没有办法反对。不过这种提法,却让西太后老佛爷听了受用,为自己留足了后路。显然,他不像康有为和梁启超那样天真,非要捧着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闹变法,在太后和皇帝之间,他的态度总是平衡的。大概他是最早看出,变法的真正症结,其实在于太后和皇帝之间的权力纠葛。因此,他不仅把自己的得意弟子杨锐送到北京,厕身四小军机,力图维护太后和皇帝之间的平衡,而且也没有像比他低一级的同僚、湖南巡抚陈宝箴那样,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实心实意地投入变法,搞得动静特别地大。在西太后盛怒之下,发动政变,胡桃杏子一起数,将杨锐也一并杀掉之后,张之洞没有受到任何牵累,依旧好官照做。《清史稿》一向为人诟病,但在这一点上看得却很准:“政变作,之洞先著《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接下来,张之洞又亲手扑灭了自立军起义,将自己的另一个学生唐才常的性命送掉,毫不手软。不久,又在武昌识破导致官民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