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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7节

读者 _2009年合订本-第1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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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继父去世的那一年,她二十二岁。

  继父是在一次坐公车时,见义勇为捉小偷,被小偷的同伙在他回家的路上,在一条偏僻的小巷里偷袭,用小刀一刀刺中心脏的,待行人发现把他送到医院时,他已经不行了。那时她刚刚大学毕业,正在别的城市实习,准备实习完后回到母亲和继父身边工作。

  她赶回来时,母亲早已哭得不省人事,家里的一切都是年老的外公外婆在打理。见到她回来的那一刻,外婆外公哗哗地流着眼泪。她没有哭,也没有眼泪,她镇静地安排了一切的后事。

  但是,在把继父送进火葬场的火炉时,她想起十七岁那年,在校门外的紫荆树下的自己,想起继父那年在纸上写的一句话:“丫头,不哭,一定要听话,只要你好好活着,我就对得起你爸爸和妈妈了。”她突然心痛的无法自禁,就像当年母亲扛着煤气罐摔倒不省人事的那一瞬间,那时候,她才哭得晕倒在地上。

  小偷的同伙后来被继父的同事捉住并判了死刑。这当中,她认识了其中一个办案的年轻警察,他像继父一样,身材高大,为了她特意学了手语和唇语。扛煤气罐、修水管,甚至洗碗,男友总是咧着一张嘴,愉快地包办了。

  再后来,她和男友结婚了。她把继父送给她的电子手表带到了自己的新房,把它擦得锃亮地放在客厅的酒柜上。丈夫问她是哪里来的古董。她说,是我爸爸送我的。丈夫又问,你有两个爸爸,是哪个呵?

  张红兵爸爸。她拿过一张纸,一笔一划认真地写下这几个字。

  五

  母亲仍然守着她的老房子。

  有一天,她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去看望母亲,发现母亲拿着一本相册坐在阳台上凝神细看。

  是母亲和继父的结婚照。

  她站在母亲的身后,默默地流下了眼泪。是的,在她和母亲的似水流年里,她们都碰上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但是,只有其中一个叫张红兵的男人,左右了她和母亲的似水流年。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20


   

我邂逅的名人
●张慕飞 口述 ○汤礼春 整理

  
谋面张学良


  1970年的一天,于斌主教因病住进了台北的荣民总医院。我这个曾受恩于主教大人的教子,自然在病房里陪护着他。那天下午,于斌主教躺在床上休息,我则坐在帷幔外面守护着他。这时,一个老人走了进来,也没跟我搭话,径直来到帷幔后,在主教大人的床前跪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主教大人醒了,大概发现有人跪在床前,便问:“是谁来看我呀?”老人这才开口说道:“主教大人,张汉卿为你祈祷求福!”

  主教大人忙说:“不敢当!不敢当!”

  张学良摸摸主教的手,然后站了起来,又一言不发地出去了。

  这是我在台湾唯一一次见到张学良,但却没机会跟他扯上几句,也许那个时候张学良尚不便与人多言吧!

  
帮沈鸿烈一把


  1957年的一天,我到台北陆军总医院检查身体,来到X光拍片室门口,见到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正坐在一个轮椅上。大概他也是等着拍片的,可他身边却没有一个护理人员。我正奇怪他是怎么独自一人来到拍片室门口的,这时拍片室门开了,工作人员对我招了招手说:“把他抱进来。”

  大概那工作人员把我当作了老人的亲属。老人也不解释,我自然也不会辩解,便上前把老人抱了起来。就在我把老人抱到拍片台的时候,我从他的衣领上看到“沈鸿烈”这个名字。

  “你就是海军元帅沈鸿烈?”我诧异地问。

  老人笑笑而已。

  我走出拍片室时,全身冷冷的,感受到了人生晚年的凄凉。

  
我给蒋纬国写的第一封信


  我和蒋纬国交往有半个多世纪了,我们之间往来的信件可以说已经数不清了,但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给他写信的来由。

  那是在1941年,胡宗南将军设在西安东仓门的办公大院里,聚集了一批青年才俊作为他的特别幕僚。经人约邀,我和成家复同学也来到了这里。胡宗南的侍从副官熊向晖是这里的半个主人,在这里我们还认识了马蒙、马大恢、金古铭与蒋纬国。

  蒋纬国没有一点显贵弟子的架子,随和而风趣。他对我投考黄埔军校报效祖国的志向十分赞同,特别是当他得知我为报国的决心,将名字“富民”改作“慕飞”(像岳飞那样精忠报国),更为赞赏。后来在台湾,有一次,我看见他背上刺有“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才知道我们都向往岳飞那样的志节。

  1942年,我考上了设在西安的黄埔军校第18期。1944年毕业后分到陆军第27军当上了担架排排长。毕竟我是黄埔军校科班出身,我渴望能拿起枪杆上前线,去和日本鬼子厮杀。正在我苦恼之际,全国掀起了一场青年知识分子从军抗日的运动,蒋介石为支持这一运动,特地把蒋纬国也派到了青年军。当我从报上看到这一消息后,便立刻给蒋纬国去了一封信,表述了也想参加青年军的愿望。

  信发出后,我并没有作多大的指望,我想:我和蒋纬国只是一面之交,又已过去了三年,说不定他早已把我忘了!谁知半个月后,即1944年冬,我所在的27军突然收到蒋介石侍从室的一封电报,上面写着:“奉委座谕,贵部张慕飞少尉即向青年军206师蒋纬国营报到。”

  我如愿以偿,兴奋地即刻整理行装来到汉中,向蒋纬国营报了到。蒋纬国握着我的手,微笑着说:“好!我们从此在一起了!”

  就这样,我成了蒋纬国手下的一名排长,并且开始了和他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28


   

我的难堪,你的尴尬
●安 宁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不识字,也无法带给我任何的荣耀。我年少的时候因为成绩出色,被保送至市里读最好的中学。就是在那时,我开始借外人的视线,审视自己卑微的出身,和父母粗鄙的言行无意中给我带来的重重烦恼。

  



  记得读高一那年,我与一群人正在走廊里说笑,母亲突然就走过来。我先看见她,却并没有立刻迎上去,而是在母亲的东张西望里尴尬地低下头。我正试图在人群的掩护里逃开时,却被母亲给兴奋地抓住了。我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任由母亲紧紧地拽着胳膊,说着琐碎的家长里短。

  原本那亲密无间的一群,此刻陡然就与我有了距离。母亲起了毛球的线衣,土得掉渣的方言,一声又一声唤起我一直羞于对人提起的乳名,手里提的大袋的手工煎饼,无一不让周围的人觉得好奇且热闹。这像是一场精彩的戏剧,台下的人纷纷在我们的表演里笑成一团;而台上饰演小丑的我却是在拼命的蹦跳里,忽地生出一种几乎将自己吞噬掉了的无助与悲哀。我在喧哗嘻笑里并没有记清母亲说过的话,也忘了母亲是求人才搭了顺路车来专门看望我,且将一肚子的话絮絮叨叨倾诉给我;我只是清晰地记住了那些外人的“关注”,和走廊里疏离的歌声与打闹。

  此后我便再也不让父母去学校看我。我宁肯浪费宝贵的时间,将不小心丢在家里的课本,自己跑50多里回家去取,也不会让父母送来,连带地将自己晦暗粗糙的一切,重复展览给人。我只是发奋地学习,将那些外人的嘲讽、冷漠与不屑全都踏在脚下;一同踩下去的当然还有原本让我温暖的父母的关爱。

  卧薪尝胆式的努力之后,我终于考入了理想的大学。去读大学那天,父亲执意要去送我。可是在临上火车的时候,看着父亲挤在一群家长里,那么笨拙地帮我搬着行李,又因为有人无意中踩了我的脚,而差点在车上争吵起来,便终于一狠心让父亲回家去,一切我自会处理。

  父亲第一次跟我急了,说:“这么小,又没有出过远门,一个人怎么行?”

  我也在周围的吵嚷里发了脾气,说:“你不也是一样没有去过北京?况且你连字都不认识,除了给我带来麻烦,还能有什么?!”我说完这句话,便觉得心里空了,那些淤积了许多年的泥淖与杂草,倏忽之间便全都被除掉了。

  50岁的父亲,在一个又一个人的推挤里呆愣了许久。直到火车快要开了,他才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笑着帮我把行李放好,又去给我接了一杯热水,这才转身走出车厢。我在慢慢启动的火车里,看见父亲在送行的人群中,拼命地跑着,似乎要跟着这火车一同跑到北京去,但他最终还是被疾驰的火车无情地丢在站台上,再也看不见了。

  



  我很少回家,电话也是从来不在宿舍里打的。即便是在电话亭,也要等到最后,人都走光了,才匆忙地插进卡去,与父母说几句闲话。大部分的时间,我是泡在自习室里的。家庭的贫寒,让我始终没有勇气与人自如从容地交际。而爱情,更是如此。

  我是在被学校保送了本校的研究生后,才开始与暗恋了我两年的媛交往的。媛低我两级,是学校一个教授的女儿,但她并没有因此像那些娇生惯养的城市女孩一样,骄横霸道。我应该会主动追求媛的,如果没有媛优越的家境横亘在中间。

  媛也是个矜持的女孩,等了我两年,见我依然无动于衷,这才着了急,一次次地跑来找我。媛的父母始终是不喜欢我的,尽管见面的时候,也会与我说话,但言语里明显地带了高傲与骄矜。幸亏媛是善良的,她知道我的学费都是贷款,知道我的生活费全要靠自己打工挣取,知道我的父母无法给我的前程带来任何的帮助,依然执着地爱着我。

  是媛的坚持最终给我们的爱情带来了春天。媛的父母,为了宝贝女儿,动用关系,将我留在大学,并在我毕业半年后为我与媛举办盛大的婚礼。我没有告诉媛,在我们家乡,喜宴,是一定要在男方家举办的,否则,男方父母必将被亲戚朋友嘲笑为没能耐。我的父母,也曾一次次无比憧憬地谈起我的喜宴。但我还是隐瞒了这个秘密,我知道对于媛的父母,喜宴是他们一种变相的交际手段,他们骨子里的骄傲绝对不允许他们女儿的婚礼在破败的山村里举行。

  



  我的父母不知何时学会了沉默。对于这次婚宴,他们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是托人捎话给我,说一定会坐火车赶来参加我的婚礼。但我还是不放心,甚至睡觉时都梦见父母在喜宴上。我梦见他们每说一句话都招来外人的哄笑。我为此曾小心翼翼地打电话给父母,暗示他们到时一定记得不要随便说话,以免惹得岳父岳母生气。

  喜宴终于来了。我在父母迈进豪华宾馆的时候,便红了脸。他们尽管穿了簇新的衣服,但他们的神态与举止却与周围的一切如此地不和谐。我将父母安排到饭桌前坐下,便随岳父岳母去接待那些身份显赫的客人。

  忙碌的间隙,我偶尔瞥见父母在角落里孤单地坐着,像是两个被我极力想要摆脱掉却又躲闪不及的乡下亲戚。这是他们儿子的婚礼,却与他们没有丝毫的关系。开席时,涨红了脸的父亲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一句上得了台面的话,司仪只得请一旁的导师代表父母作了发言。我依了繁缛的礼节,一桌桌地敬酒,但一颗自尊的心却是在周围人意味深长的注视里碎掉了。

  我在父母走后许久,还无法洗清烙在身上的难堪的印痕。半年后,我回家。小姨和我聊起我的那场喜宴,说:“知道么,你的婚礼,给你父母留下了那么深的疤痕,他们从来都不愿在人前提起你这个留在大城市且富贵起来的儿子。他们不愿意我们去看望你,不愿意我们给你打电话,不愿意我们在你的岳父岳母面前露面……可是,你不知道,他们也同样不愿意让人知道,他们曾有过这样一个忘记了自己根基的儿子……”

  我一直以为,父母是自己笔挺的西装上难堪的一片菜汁,却是没有想到,原来自己也是父母身上一团尴尬的饭渣。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54


   

问对问题
●赫广才

  查理是许多公司的企管顾问,他闯荡江湖的绝招就是“问问题”。

  有一次,一家专门在欧洲机场做咖啡餐饮的连锁公司,请查理来帮忙,想找出提升业绩的答案。查理把几个机场的店长找来,然后开始问问题:

  “你们感觉业绩不能提升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人太多。”其中一个店长说。

  “什么意思?”

  “就是店里老是客满。”

  “客满有什么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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